清華大學副教授須寅於一九九九年四月二十五日那一天在中南海附近整整呆了十三個小時，他的所見所聞成為了歷史見證的一部份。

前清華大學副教授須寅於二零零九年七月十六日在美國華盛頓國會山前舉辦的「解體中共、結束迫害」集會上演講

•一九九九年四月二十四日，早上五點，煉功點上得知天津抓人事件

這天是星期六，和往常一樣，清晨五點天還沒亮，須寅就來到了清華大學學生宿舍區內的小樹林裏，這裏是清華九個法輪功煉功點之一。須寅，這位土木工程系的年輕副教授是這個煉功點的義務輔導員，輔導員的工作就是糾正一下大家的煉功動作，安排新學員學功等等。通常每天他都和大家一起煉功到七點，共兩個小時，五套功法一步到位。

這一天很奇怪的是，須寅到的時候看到大家還沒有開始煉功的意思，而是聚在一起你一言我一語地說話。須寅上去一聽，原來大家正在討論前幾天在天津發生的事情：何祚庥在天津的一個雜誌上發表了誣蔑法輪功的文章，天津學員自發地去那個雜誌社溝通，之後又去了天津市政府上訪，持續了一週的事情，前一天，也就是四月二十三日，有四十多個法輪功學員被抓了。

何祚庥的名字須寅早就聽說過了，這已經不是何第一次在媒體上誣蔑法輪功了。須寅腦子裏很快閃過了這幾年北京發生的一些事情。一九九六年《光明日報》公開發表文章攻擊法輪功，一九九八年，也是這個何祚庥，在北京電視台的一個節目中誣蔑法輪功使中國科學院的一個博士生精神失常了，當時包括中科院的很多法輪功學員都去了北京電視台講清真相，心平氣和地指出這個博士生不能算作法輪功學員，他當時表現的不正常狀態和法輪功毫無關係。結果事情得到解決，電視台私下道歉，並派了一個攝製組做了一個節目，正面介紹法輪功。那次須寅也去了北京電視台反映情況。

而這次天津雜誌刊登的文章，將明顯違背法輪功原則的表現歸罪在法輪功頭上，暗示讀者修煉法輪功會出問題。須寅雖然事前沒有想到，但也不是很意外，畢竟這幾年大家都能感受到，形勢越來越緊張，不單單是媒體上發表誣蔑法輪功的文章，早在一九九七、一九九八年中共公安部兩次想羅織罪名打壓法輪功，先定性法輪功是×教，然後讓各地公安去搜集證據。只是因為法輪功做得很正，法輪功學員的一切活動都是公開的，而且來去自由，誰願意來煉都行，不願意了就走。很多打入學員內部的公安人員倒因此機緣而對法輪功有了深刻了解，成為堅定的學員，中共沒有抓到任何把柄。除此之外，中宣部管轄的新聞出版署還向全國各省市新聞出版局下發內部文件，以「宣揚迷信」為由，禁止出版發行當時名列北京十大暢銷書的《轉法輪》、《中國法輪功》等法輪功書籍。

在一九九九年之前的幾年裏，須寅和很多北京的高級知識份子不斷地給政府各個部門和一些媒體寫信，陳述法輪功對國家陳有百利而無一害有，他們相信政府還不了解真相，他們不希望政府受到別有用心的人的蠱惑而敵視法輪功，使民眾失去能在法輪功中受益的機會。

這天早上須寅在煉功點聽說了天津法輪功學員被抓的事情，他沒有多想，就決定第二天要去當時位於中南海西門的國務院信訪辦上訪。他也沒有問別人去不去，本來去與不去也都是個人的事情。最後大家只煉了一個小時功就各自散去了。

•一九九九年四月二十五日，五點多，獨自去上訪

位於北京西郊的清華大學離市中心的國務院信訪辦很遠，騎車太遠，須寅決定一大早坐早班車去。五點左右出家門時，天還沒亮，空氣清爽。天氣預報是個陰天，好像還要下雨。須寅是一個人去的。

日後中共迫害法輪功時稱：一九九九年四月二十五日法輪功學員大上訪是有組織的，須寅聽後覺得這根本不值一駁，他自己就是義務輔導員，如果要組織人去，那應該是他組織，但是他是獨自一個人去的。至於清華去了多少人，他當天都不知道，還是事後去煉功點時大家談起來才知道的。當時清華一共有九個煉功點，四百多人煉功，只有四十多人去上訪，如果是組織的，怎麼會這麼少的人去呢？

另外，當時北京煉功人已多達幾十萬，再加上天津、河北等附近地區，煉功人就更要比北京多出幾倍，如果真的是組織的，那去的人一定不止一萬人，很可能是十萬，幾十萬。

這一天去上訪，須寅沒有帶標語，他甚至連打標語、喊口號的念頭都沒有。他只帶上了法輪功最主要的書籍《轉法輪》和第二天上課用的教科書和備課講稿，以便抽空備課。

從一九九五年開始修煉以來，須寅無論去哪裏，幾乎總是帶著《轉法輪》這本書，有時間就看。從四年前第一次看這本書，須寅就被這本書震撼了，當時他在清華大學得到博士學位剛剛兩個月。作為一個熱衷於自然科學、受過嚴密思維邏輯訓練的人，須寅自然不會盲從相信甚麼。他發現，《轉法輪》裏講述的內容，結合了現代科學的一些知識和現象，卻遠遠超越現代科學的範疇。同時用最淺白的語言，告訴人們如何做一個好人，修煉法輪功不僅僅是煉動作，更重要的是要在平時的生活和工作中，要按照「真、善、忍」的要求約束自己的思想和言行。在人與人的矛盾中，克制自己，找自己的不足，淡化對利益的追求。

在修煉實踐的過程中，須寅驚奇地發現，每次重讀《轉法輪》時，同樣的一句話，自己的理解卻和以前不一樣了。他明白了，《轉法輪》中高深的道理，是要通過身體力行的修煉實踐才能理解，而且不斷會有更深更廣的內涵展現出來，真是美妙至極。就這樣，讀《轉法輪》成了他每天的必做的事情。

•一九九九年四月二十五日，五到六點，上訪路上

早班車上沒有甚麼人，一個多小時的車程給了須寅足夠的時間任由思緒馳騁。

雖然前一天早上須寅一聽說天津的事情馬上就決定要去信訪辦上訪，但這並不意味著，他不知道這件事情有可能引起甚麼後果。

一九六二年出生的須寅從記事起，就經歷了一個又一個的政治運動，年紀不大時，就和當時被整治的父親一起住過「五七幹校」。雖然年幼不懂事，但是也知道身為知識份子的父親是被打壓的。直到現在他還能回憶起當年那種淡淡的受壓抑的感覺。

有過這樣經歷的人，當他要去上訪的時候，是不可能沒有想法的，尤其是這次要去的國務院信訪辦正好位於中共政權所在地中南海的西門。須寅心裏很清楚，到中南海去，那不是開玩笑的，在中共這種極權高壓下，這種行為給人的印象就是「反政府」，「參與政治」，而中國不比民主國家，幾年來一次大選，光天白日下大張旗鼓地更換政府，在中國，只允許中共搞政治，如果別人被中共貼上搞政治的標籤，那麼就可以大打出手了，甚至有可能被抓起來，革職……然而另一方面，須寅覺得，自己作為從法輪功中受益良多的人，雖然當時孩子才只有六歲多，家人多多少少有所擔心，但是出於對這個社會的責任，須寅認為去向政府講清真相是義不容辭的責任。

須寅回憶起剛煉功時讓他覺得很神奇的一件事情。須寅上大學本科的時候就是個認真努力的學生，因為學業緊張，上大學不久就開始失眠，尤其是在清華大學讀博士的那幾年，學習任務更加繁重，導致他神經衰弱，失眠更為嚴重。當他一九九五年第一次接觸法輪功的時候，他已經被失眠症折磨了十年了。然而看了法輪功的書之後，當天晚上就睡得非常踏實，從此再也沒有失眠過了。而另外在他身上的兩個病症，膽囊炎和美尼爾氏綜合症，也在不知不覺中好了。

而這還不是最讓須寅驚嘆的，一位得了白血病的清華社科系碩士生給須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當時須寅在清華的西北小區煉功點上煉功，一次一個男青年站在煉功點旁邊看著大家煉功，須寅注意到，這個年輕人沒有頭髮，臉色像紙一樣慘白。站著都很費力，最後不得不坐在地上，顯得非常虛弱。一問才知道，他得了白血病，由於化療的作用，頭髮全部脫落。醫院已經對他無能為力。學校在教工住宅區借給他一套房子，讓他和父母度過最後的時光。這個學生表示想學法輪功。一個學員給了他一本《轉法輪》，讓他先看看書，後來他就開始和大家一起煉功。大家眼看著這個學生身體一天比一天好轉。短短兩個月的時間，他的臉色變得紅潤，也長出又黑又密的頭髮。三個月後這個學生到醫院檢查，一切正常，白血病消失得無影無蹤了，學生順利復學，隔年就碩士畢業去找工作了。

從自己的親身體會和其他修煉人的變化來看，須寅能想像，如果更多人來煉法輪功，這將會給這個社會帶來多大的益處。單單醫藥費這一項就能給國家省多少錢啊，而身體好的民眾又能給這個社會多創造多少價值呢？

•一九九九年四月二十五日，六到七點，尋找信訪辦

早晨路上人少，車開得也快，只用了一個小時多一點的時間須寅就到了目的地。須寅只是聽別人說過，國務院信訪辦在中南海西門附近，但是具體在哪裏他也不知道。

須寅不知道具體地址毫不奇怪，因為國家信訪辦並沒有公布詳細地址。二零零九年，法輪功學員反迫害十週年之際，《失去新中國》的作者、美中經濟權威人士伊森•葛特曼（Ethan Gutmann）在美國《國家評論》（National Review）上發表長篇文章，講述他對「四•二五」真相的調查，他寫到：我採訪的學員中，沒有一個人能在地圖上確切找到信訪辦的位置。信訪辦迷一樣的地址是事件的重要之處。中南海的東牆毗鄰紫禁城，西牆外有一條長長的樹蔭道叫府右街。府右街的北邊與文津街相交，這是中南海的北牆。中南海的南邊，府右街與長安街相交。有些學員認為，國家信訪辦在文津的交口處。有些學員以為是靠近長安街。但大部份學員認為是在胡同裏。這些胡同的入口處在有警衛把守的中南海西門的對面。

當須寅從公車上下來，走到西安門大街和府右街的街口時，須寅本來以為會看到不少法輪功學員，但是他看到路上行人很少，冷冷清清，一時間須寅有些迷惑，以為自己找錯了地方。

府右街在中南海西部的圍牆外面，須寅現在站的地方就是中南海西北角外面大街拐角上。須寅乾脆在這裏站住，想等等看，是否有其他認識路的法輪功學員來，可以一起去信訪辦。他拿出備課的資料，為第二天講課做準備。誰也不知道一會兒會出甚麼事情，還是先抓緊時間把該做的都做了吧，他想。

七點多天已經大亮了，行人和車輛已經多了起來。陸陸續續又來了十幾個學員，他們和須寅一樣，不知道信訪辦的具體位置，也站在路口等待。警察也陸續出現了，他們布好了警戒線，府右街的北邊入口封住了，不讓行人進入，也就是說沒有人能夠在中南海西邊圍牆外面大街的人行道上行走。

•一九九九年四月二十五日，八點左右，警察帶領學員圍中南海

大概八點鐘光景，須寅看到至少有幾百人出現在了他站的路口附近，從這個路口往東就是文津街，這條街緊挨著中南海北邊的圍牆，行人只能走在文津街北邊的人行道上，南邊的人行道，也就是中南海北邊圍牆旁邊的人行道不許走人。

就在這時，發生了一件讓須寅驚訝不解的事情，他看到警察打開府右街北口的警戒線，指揮著正在等待的學員們走進了府右街，要知道，府右街的中部就是中南海的西門，這等於警察把法輪功學員引向了中南海西門。中南海西門的街對面就是通往信訪辦的胡同的入口。

須寅覺得非常奇怪，警察剛開始的時候攔上訪的人，不讓他們接近中南海的大門，這個可以理解，但是現在警察卻把人引導進府右街，甚至到了中南海西門前。這讓須寅很納悶，但是他也沒有多想，當時他和所有來上訪的法輪功學員一樣，相信政府會聽民眾的聲音，不然他們根本就不會來上訪了。

事後須寅才知道，當警察把法輪功學員從府右街北口向南，引領到中南海西門前的時候，另一些警察也把另外一些學員從府右街的南口向北，引領到中南海西門。就這樣，這兩個隊伍在警察的引領下，在中南海西門前相遇。而另外一些法輪功學員則從府右街的北口被警察帶領著往東進入文津街，就是中南海北邊的大街。這樣，中南海的西邊和北邊都站了很多法輪功學員。

警察引導學員形成一個包圍中南海的陣勢，其實是一個圈套，為日後誣蔑法輪功為「圍攻中南海」做好了準備。中共日後的媒體說是「圍攻」，其實當時大部份學員都在中南海的西、北面，南邊和東邊都沒有人，行人都出入自由，沒對政府工作造成任何影響，根本就談不上包圍，圍攻就更別提了。

這時須寅仍然留在府右街的北口，學員已經很多了，沿著馬路望過去看不到頭。從衣著舉止看，須寅覺得外地學員比北京學員多。而且來的人各種各樣，有軍人、知識份子、農民、孩子、老人等等，甚麼樣的人都有。

•一九九九年四月二十五日，八點十五分左右，朱鎔基出來見學員

因為須寅一直站在府右街北口，所以不知道位於府右街中間的中南海西門前發生的事情。事後他才得知，八點十五分左右，當時的總理朱鎔基從國務院（中南海）西門出來，走過馬路來到上訪學員的面前。學員紛紛鼓起掌。朱鎔基讓學員們選幾個代表進去說明情況。因為學員們都是自己想來就來了，沒有甚麼組織，也就沒有甚麼負責人，臨時有一些學員舉手毛遂自薦，朱鎔基點了三個人，就這樣他們進去和信訪局的負責人談話。

當時參加談話的中國科學院的博士生石採東回憶：歸納起來，我們當時反映的情況主要有三點：一是希望天津儘快釋放法輪功學員；二是允許《轉法輪》公開出版發行；三是希望能有合法的修煉環境。

•一九九九年四月二十五日星期日，上午，秩序井然的上訪人

天越來越亮，聚集的法輪功學員越來越多。

須寅被眼前的情景震撼了，他看到周圍的學員都靜悄悄的，沒有人大聲喧嘩，也沒有人情緒激動。雖然大家互不相識，但由於修煉大法後心性的提高，大家秩序井然，非常自律。大家自覺地排成幾排，前排站著的主要是年輕一些的學員，站得非常整齊，站累了就到後面坐著，或看《轉法輪》，或打坐煉靜功。

秩序井然的上訪群眾隊伍

大家都自動讓出盲道，學員們一點都沒有阻礙交通，公共汽車和自行車和平常一樣在馬路上穿行。有法輪功學員主動拿著塑料袋，來回收撿垃圾，包括警察扔的煙頭紙屑都撿得乾乾淨淨。黑壓壓一大片學員，卻沒有一個人閒聊，大家都平靜地等待著解決問題。須寅還是第一次看到這樣的場景，雖然他從道理上知道，注重修煉心性的法輪功學員一定會是這樣的一個表現，但是真看到這個場景的時候，他還是覺得內心非常感慨。

警察剛剛看到人越來越多時很緊張，他們一本正經地站著。後來他們看到這些法輪功學員一個個都非常安靜，警察們緊張的站姿鬆懈下來，開始湊到一起聊天，互相說著笑話，還抽起了煙。

悠閒聊天的警察

最高興的是旁邊賣飲料的店主，他開玩笑地對學員說，今天算是趕上了，買賣特別好，你們以後多來幾次啊！

•一九九九年四月二十五日，中午左右，第二批學員進中南海反映情況

早上的時候天還是陰的，不知道甚麼時候出了太陽，四月份北京氣溫還並不很高，但是中午的太陽曬在身上，須寅感覺還是很溫暖的。

從中南海西門處傳來消息，國務院領導中午時又找了當時北京法輪大法研究會的學員了解情況，大法研究會的幾位學員還有其他幾位北京學員作為法輪功代表再一次進入國務院和政府官員會談，申訴了法輪功學員的三點要求：

一）釋放天津被抓的法輪功學員；
二）給法輪功修煉群眾一個寬鬆的修煉環境；
三）允許出版法輪功書籍。

一九九九年四月二十五日，午飯時間，有些學員是帶了午飯來上訪的，須寅還看到一些學員去附近的食品店和餐館買東西，學員們都自覺地排了很長的隊，包子賣完了，店主再去拿的時候，也沒有人等得不耐煩，更沒有人插隊。但也有的學員一天既沒吃也沒喝，須寅就是這樣。他來的時候沒帶吃的和水，他一直站在街口，也不知道廁所在哪裏，即使有廁所，可能也會有很多人排隊吧，他想。

須寅決定，乾脆這一天不吃也不喝了，倒省了買東西和上廁所的麻煩了。有意思的是，他不覺得餓，也不覺得渴。當天很多法輪功學員都像須寅一樣，不吃不喝，也不覺得餓、渴。

•一九九九年四月二十五日星期日，下午兩三點，「兩辦」散發通知

估計大概下午兩三點時，有穿著便衣的人沿途給學員們發傳單，須寅拿過來一看，上面是上「兩辦」的一個通知，大概意思是，我們從來沒有反對任何人練氣功，人人都有練功自由，大家不要被壞人利用。須寅想：我們就是希望政府不要相信某些人的挑撥和誤導而對法輪功採取敵對的態度，放了在天津無辜被抓的學員，法輪功的書籍不要被禁止。這些都是合理合法的要求，從何談起被壞人利用？

看到傳單的學員不少，但是沒有人走，原因很簡單，天津被抓的學員還沒有放呢。

•一九九九年四月二十五日星期日，晚九點左右，問題解決，大家散去

晚上九點左右，天都黑了，上訪的法輪功學員已經堅持了一天了，但仍然和剛開始一樣，沒有人喧嘩，都在耐心地等待著。這時警察突然走過來對大家說：你們的問題解決了，天津那邊要放人了。學員們一時還不能判斷這是真的，還是警察想通過這個方法讓他們走，所以沒有人動。

不久，中南海西門前的學員傳過話來說，天津那邊已經放人了，而且學員代表當天提出的另外兩點要求而給法輪功學員一個寬鬆的修煉環境、允許合法出版法輪功書籍也在解決之中了，只是還需要一些時間（這不過是麻痺學員的說辭而已）。學員們這才開始散去，騎自行車來的去取車，坐公交車來的去車站。成千上萬的人不到半個小時就走光了，須寅是最後走的。他一邊走，一邊觀察著，所有的垃圾箱都塞得滿滿的，而地面上一點垃圾都沒有，在路燈的反射下，地面好像真的是在發光，比掃過的還乾淨。一萬多人在這裏呆了一天，不少人還吃了東西，喝了飲料，走了之後卻留下了如此乾淨的街道。

在走向公交車站的路上，正好有三、四個警察走在須寅前面，他聽到一個警察用讚嘆佩服的語調說道：你看人家法輪功！！就連警察都很吃驚街道這麼乾淨，法輪功學員這樣遵守社會公德。

事後須寅聽說，中共高層有人說法輪功紀律嚴明，比訓練有素的部隊還嚴明。須寅對此很不以為然，中共的那些領導人不知道煉功人的心境，煉功人是嚴格要求自己，是發自內心地想做好，所以根本就不用規章制度，每個人在那裏都會做一個好人，法輪功會使人心變好。而中共管不了人心，所以只能用強迫的紀律才能讓人們做好，它就以為法輪功也是這樣。

•一九九九年四月二十五日星期日，晚十一點左右，平安到家

晚上十一點左右，須寅終於回到了家，他自己沒有甚麼更多的想法，就是覺得問題解決了挺高興的，第二天還得上課呢，就趕快休息去了。家人見他平安回來，也放心了。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迫害開始之前：山雨欲來風滿樓

四月二十六日星期一，須寅照常去上課。須寅覺得這次上訪和以前找電視台講真相，給各層政府寫信都差不多，只不過是換了一種形式，換了一個地方。但是那之後十二年的事態發展表明，「四二五」萬名法輪功學員和平大上訪的影響遠遠超出了須寅當時的想像。

先是國外媒體馬上廣泛報導了此次大上訪，而且評價很高，不僅是對學員，也對當時的總理給予稱讚。在中國歷史上，政府和民間的衝突沒有一次是和平解決的，「四二五」大上訪可以說是開了中國歷史的先河。

與此同時，中共卻在暗地裏準備著迫害法輪功。六月份，須寅所在的清華大學小樹林煉功點出現了一些新面孔，有的說自己是外地學員，指明要和煉功點的義務輔導員交流，有的說已經煉了好幾年了，但是煉第二套功法長時間站樁抱輪的時候，卻非常吃力，幾乎煉不下來，和新學員一樣。而且這樣的現象不止出現在這一個煉功點上，在北京，乃至全國各地的很多煉功點上都有類似的人出現，這不由地讓人聯想，這些人到底是為了煉法輪功而去接近煉功人，還是為了打探甚麼消息呢？

同時清華大學也有系領導私下找煉功的學生聊，勸告其離政治遠一些。有時候學員們到一個學員家裏交流的時候，也有穿便衣的人跟著，看著。當學員們交流完了出來時，穿便衣的人一伸頭看到了，馬上轉身走了。

在四月份到七月份之間，清華大學將學校的教職員工法輪功學員按照他們認為的影響力大小排了名，對排在前十名的法輪功學員進行了詳細的審查。結果這些法輪功學員無論從人品素質、工作業績和同事學生評價，都是出色的優秀教職員工。須寅也是在這十個人之中。人人心裏都有一桿秤，繫裏的領導為須寅這位優秀教師說了句公道話：如果我們的員工都像須寅這樣，我們領導就好當了。

雖然表面上一切還都在正常的軌道上運行，但是這一切已經給人一種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感覺。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迫害開始之後：酷刑迫害 背井離鄉

一九九九年七月開始的對法輪功的迫害，不僅使至少幾千人被迫害致死，讓成千上萬的家庭妻離子散，而且對這個國家也是一個大悲劇，很多高級知識份子，國家的棟樑被關押，酷刑折磨，被迫出走。須寅就是其中的一位。

身為清華大學博士、土木工程系副教授，須寅是系裏的科研教學骨幹，多篇論文在國際專業期刊上發表，幾次獲得國家級的科技和教學成果獎，還多次被評為清華大學的優秀青年教師、校先進工作者。就在他二零零六年被非法關到勞教所之前，他還連續三年在清華大學老師教學評分中處於最好的百分之五的教師之列。學生對他的好評如潮。

這樣的人才，卻僅僅因為修煉法輪功，而在二零零六年三月到二零零八年三月之間被非法勞教兩年，被關押在北京團河勞教所一大隊。警察為了迫使須寅教授放棄修煉法輪功，在肉體和精神上對他進行折磨。惡警們曾把他單獨關押在小號內長達八個月之久，每天須寅被強迫用一種固定不變的姿勢坐小板凳面壁長達十八、九個小時，有時更長。如果稍微改變一下身體姿勢，須寅就會立即招來大聲呵斥，甚至是拳腳相加。

酷刑演示：罰坐，長時間一種姿勢坐在塑料小凳子上，旁邊有普通教養人員看著，這種刑罰對人的腰部損害特別大，有的人因此腰部很長時間直不起來，長時間坐著屁股上有兩塊明顯的黑斑，有的小凳子上有稜，屁股都坐爛了。

因為長期坐小板凳面壁，須寅的局部皮肉組織變黑壞死。每天警察只許須寅睡很少的時間，就是在僅有的睡眠時間裏，還常常把他弄醒，致使他的肉體和精神長期處於疲憊和緊張的狀態。在這種情況下，多個警察還車輪式地輪番給須寅洗腦，同時警察還採取限制甚至禁止他與家人聯繫、見面，以及不讓洗澡、不許購買維持身體必需的食品等等手段，對他在精神和身體進行多方面的折磨。警察常以淨身（即強迫脫光衣服搜身）、搜身等方法對須寅教授進行侮辱，對他用暴力語言的侮辱更是家常便飯。

被非法關押期間，須寅在心理上受到極大傷害的同時身體也被摧殘折磨至極度虛弱，以致天氣稍有變化，須寅就會感冒、發燒，常常胸悶心慌、全身疼痛。由於長期受到固定姿勢的面壁體罰以及精神上的非人折磨，須寅的頭髮也白了很多，至今還留有腰椎疼痛的後遺症。

二零零八年三月須寅獲得自由之後，仍不斷被警察騷擾。同年八月，須寅一家被迫背井離鄉，來到美國。

回顧「四二五」，須寅認為，當初的法輪功學員大上訪是給中共的一個機會，如果中共當初選擇了另外一條路，那麼今天的中國將會完全是另外一番景象。法輪功學員不計個人得失，幹好本職工作，如果每個人都這麼做，那麼對於政府來說，難道不是福嗎？如果越來越多的人做好人，那這個社會怎麼會有那麼多的毒食品呢？又怎麼會有那麼多坑矇拐騙的人呢？那會給這個社會帶來多大的好處啊！

對法輪功的迫害已經持續十二年了，仍然每天都會從大陸傳來法輪功學員被酷刑折磨，甚至是被迫害致死的消息。現在的這個結果是須寅當初沒有預想到的。但回憶起十二年前的「四二五」，須寅認為自己當年上訪是一個非常正確的決定，這十二年的經歷更讓他堅信，法輪功學員和平理性地講清真相是在做最正的事情。在「真、善、忍」的面前，一切假、惡、暴都會顯露出來。作為一名法輪功修煉者，須寅會一如既往地走在反迫害的路上，這條路的開端就在十二年前的四月二十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