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一零年七月二十九日下午，第二幹休所召開大會，電話通知我去參加，是軍隊軍事法庭來講法律問題。講完後就叫大家提意見。幾個老幹部提了一些意見，看沒人提了，我就站起來問：「我們煉法輪功修真、善、忍，做好人，李洪志師父要求我們做到打不還手，罵不還口，要做比好人還好的人。這樣的群體有甚麼罪？犯甚麼法？我想說共產黨才是真正的邪教，搞假惡鬥，在歷次運動中害死了我們八千萬同胞。我想問大家是真善忍好還是假惡鬥好？」

趙幹事不讓我說下去，他讓我離開。我繼續說：「世界上有一百多個國家的人都在修煉，就是在中國大陸共產黨不讓煉。這不是說明法輪功是好的功法嗎？！」幾個戰士也過來勸我走。我就大聲說：「大家記住‘法輪大法好’、‘真善忍好’、‘退出黨團隊保平安’。」

他們就把我架出會場，架到衛生所，我就在衛生所講真相。散會後，趙幹事來衛生所對我說：「領導不准你在所裏給幹部和戰士真相材料，在外面我們不管。」我說：「你說了不算，我聽我師父的，師父叫我救人，只要有人的地方就要講。」他也不說了，只是說：「你回去做飯吧！」我就回家拿了大法的光盤和材料給衛生所送去了。

我八十多歲了，有一段時間總覺得腿疼、胸悶、上樓喘不上氣，得坐下來休息一會兒才行。我就向內找，我覺得自己還是正念不足，不修口，有顯示心，我在這些方面提高上來，身體也就好了。

我去了幾次洗腦班，我把自己的想法和做法寫出來，同大家切磋：第一次是二零零四年上半年，一天上午我被綁架到洗腦班，那裏的一個負責人就開始罵大法，還說，大法給了這些人好處，這些人才會那麼賣力的。我那時還不懂講真相的事，到中午吃飯的時候，我吃得快，就在食堂裏當著工作人員講大法好。洗腦班的人很害怕，以後就不讓我去食堂吃飯了，等他們吃完了，給我打回來。我就利用這段時間在樓道裏講，打開窗子向馬路上的行人喊。把他們在屋裏和走廊上宣傳邪惡的海報都撕掉了。他們回來生氣的問我為甚麼撕？我說：「我看了難受，因為全是造謠，說假話。」這次他們不但沒有轉化了我，反而把洗腦班解體了。第十一天，他們把我送回了家。

第二次是二零一零年春天，我不在家。六一零、派出所和街道來我家搶走了我的好多東西。第三天，他們又來綁架我，我坐在床上不動，發正念，兩個人就把我抬著下樓推上車。這中間我大喊：「這些人前天搶了我的東西，今天又來搶人了！」一路上我還不停的給他們講真相，看到有一群戰士過來，我就喊：「法輪大法好！真善忍好！」車上的人把玻璃拉上，不讓我開。

到了洗腦班，我也不下車，他們就把我從車上抬到三樓床上。這中間我一直打坐，中午吃飯，我才去食堂。吃完飯後，我就向他們講真相，他們都靜靜的聽。過後又不讓大家去食堂吃飯了，也不讓我去打飯，我就在樓門口講真相，只要有人來，我就囑咐他們記住「真善忍好、法輪大法好、退黨保平安」。這中間我把污衊法輪功的報刊都丟到垃圾箱裏，並一再告訴他們，煉法輪功是公民的正當權利，而迫害法輪功的人才犯了二十五條法律，善惡必報是天理。我說：「導演天安門自焚的陳虻死了，播音員羅京也死了，這就是報應。」只要來人我就給他們講，還做了許多三退。這樣九天下來，洗腦班就解體了，而且有三十人做了三退（退出中共黨、團、隊）。

這些經歷使我認識到，現在不是我們怕他們，而是邪惡怕大法弟子，只要我們正念足，用真念、善念、正念去做救人的事，就一定會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