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王安琳、女、1947年生。北京師範大學校醫。家住北師大院內樂育6樓2門202號。我因煉法輪功曾先後被抓7次，遭毒打、被判刑，身心受到巨大的傷害。

被非法拘留、勞教，遭惡警毒打

2000年6月18日，我和同修去天安門打橫幅，在廣場上遭到警察的拳打腳踢揪頭髮，警察把我野蠻的扔在車上，抓到炮局。被拘留一個月，取保候審一年。

2000年7月，我回老家湖北十堰，到湖北的第二天在二姐王安秀（現已被迫害致死）家，下午四點當地公安局闖進家中亂抄。當即抄走我的身份證和隨身聽的磁帶，把我騙到派出所關到鐵籠子裏三天。在超過48小時他們仍不給我一個說法，我開始絕食（8月27日），第三天他們把我送到拘留所，不管是在派出所還是在拘留所，我堅持煉功，並絕食抗議他們對我的非法抓捕，因此我遭到了他們對我的毒打，打的我在地上滾來滾去，以至於我的腰部以下到腳後跟，是黑紫色的，當時在場的有人目睹，以至後來我回到北京,北師大的同修、同事以及當時的保衛處長全部見證了我的外傷，曾有一照片，在後來遭迫害時丟失。我在絕食期間他們給我灌食，我反灌食，他們用手銬撐開我的嘴，撕破了我的兩嘴角，鮮血直流，捏著鼻子強灌。主要是警察尚××（女）。

在此期間當地公安與北京公安聯繫，北京公安徐強、劉謙到十堰後，當地公安對他們進行熱情招待，請客吃飯、送名煙、名酒，然後到武當山玩夠了，再來接我，此期間我一直絕食，要求他們給我一個說法。北京公安已買了回北京的車票來接我，我不走，於是由北京公安徐強硬背著我送上火車，以至於火車都在他們的指揮下晚點開車等著我上車。

2001年10月，我因發傳單被抓，被非法勞教一年零6個月。

獄中遭奴役、虐待

2005年7月，我在家中，惡警非法從陽台上闖進我的家，抄走了我家中的電腦、打印機和全部大法資料，把我綁架到拘留所，非法判刑5年。宣武公安吳××（男）對我拳打腳踢。用流氓語言謾罵不停。他的警號是028965

在七處姓田的女警察和姓胡的男警察，在沒有還給我價值一萬元的電腦的情況下，叫我簽字。兩次牢獄生活，給我的身心帶來了巨大的傷痛，身體每況愈下，我本來煉功身體甚麼病都沒有了，可是在監獄裏我每天要吃很多藥，其中心臟病是主要的，還把我拉去住院，最厲害時以至她們也不敢向我提轉化一詞。我由於精神壓力太大，我的頭髮大把大把的脫落，典型的鬼剃頭的症狀在我這頭上非常明顯。由於長期處在高壓下，我的精神非常緊張，出獄後很長時間我都很難擺脫那種非人生活的束縛，經常做惡夢。

奴役性的勞動是監獄對法輪功的主要迫害之一，不管老弱病殘都要參加，而且還有產量要求，以產量的高低來決定分數多少，累計分數決定是否減刑，因此凡是想早日出獄的，都有去通過分數的積累能達到一個減刑的目的。因此也都拼命的幹活，但是監獄另一方面還制定了一些辦法抑制著那些想減刑的法輪功學員，比如通過答捲來考驗法輪功學員是否真的轉化，這些答卷可能給你三個答案，如果你選擇了他們心裏指定的答案，你就是答對了，如果你選擇了相反的答案，你就要挨整，如果你選擇了模稜兩可的答案，那你就是有問題要遭暗算。比如問，也不行，就認為你心裏藏著甚麼沒說，要暗地整你，找茬不讓你幹活，少掙分或者採取你想像不到的辦法來整你。我在答卷時就是答「不知道」當時沒整我，可是不久之後災難就來了。

事情是這樣的：法輪功學員廖一平已70多歲了，在勞動過程中頭暈無法堅持，中途回去了，我們兩個原來同住一個大院，先後被抓，又分在一個班，自然關係較好，她托我收工時幫她交一下活，她告訴我是20個成品，可是去收活時只有18個成品，少了兩個，哪去了？其實誰都知道是其他犯人偷走了。隊長心裏比誰都清楚，可是她卻抓住此事大做文章，叫我們兩個寫檢查，大會批、小會鬥，全班都不幹活了，專門開我們的批鬥會，我們兩個不幹活沒分，但是別人卻因為開我們的批鬥會掙滿分。這類事情太多了。我曾兩次答卷都因為不符合要求而被整兩個多月沒分。勞動中規定不讓說話，勞動委員又因為我勞動質量好，分配我教一個普犯如何提高質量，就在我手把手教那個普犯怎麼做時，勞動委員從身後過來照我頭頂狠命的打了一下：「誰叫你說話！」我向誰伸冤？進監獄本身就是冤，進來就沒有說理的地方。監獄裏利用犯人來整法輪功學員是司空見慣的常事，她們隊長很少出面，都是讓其他的犯人代替她們來整我們，我們一點說話的權利都沒有，不能按時喝水造成我大便乾燥，每週一次，還要用手去扣，痛苦之極。冬天洗澡時不給熱水，給也是一小瓢，根本不起作用，和涼水對在一起一點溫乎氣都沒有。

我性格內向、膽小，精神上受到沉重的壓力，晚上睡不著覺，白天吃不下飯，……心臟漸漸的壞了，頭髮掉了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