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片警的義舉

二零零三年，我的孩子樂樂在北京讀大學，他在班裏數學總是第一名，數學老師很喜歡他，說他是個善於獨立思考、思維敏捷的學生。

一天學校政治考試，試卷中有四道謾罵法輪功的題。樂樂覺的法輪功的「真善忍」信仰是好的，題目不符合事實，所以沒有答。

沒想到這件事被學校當成了「了不得」的事，樂樂被找去談話，宿舍中他所有的箱、櫃及床、被、褥等全被撬被翻，沒有找到任何法輪功的書籍資料等所謂的「證據」。學校領導通知家長將樂樂帶回家，不然的話就要送北京公安局「學習班」。我丈夫連夜趕往北京將孩子帶回家，全家陷入了恐怖的壓抑之中。

後來，校方要求我家所在地派出所和市公安局出證，意欲迫害孩子。我是大法弟子，被公安局上了黑名單，丈夫怕邪黨的株連迫害牽連到孩子。因為丈夫的爸爸當年就是死在中共文革之中，他深知共產黨是甚麼事都能幹的出來的。丈夫被逼無奈，找到了當時負責我們地區的片警，說明情況，求他幫助孩子，不要讓邪黨的迫害毀了孩子的前程。

這位中年片警態度非常明確，表示只要是他職權範圍的會盡最大努力幫助。他跑派出所、跑市公安局，最後保護了孩子沒被邪黨迫害。後來我們見到這位警察，他說：「我姨就是煉法輪功的，我知道法輪功是好的。」他還對我說：「沒有人給你找麻煩吧？我把你檔案中的（惡人寫的）污衊法輪功的材料都拿出去了。」

他的義舉讓我很感動。在邪黨迫害法輪功的最猖狂時期，這位警察保護了大法弟子，為自己選擇了最美好的未來。

二、「不能管那事啦！」

有一天，丈夫急著出去辦一件事，對我說：「一會兒來個警察，來咱家借一樣東西用，等他來了你給他就行了。」

丈夫走後不久那位警察就來了。我和他沒有見過面。我發現他走路很吃力，就問：「你的腿怎麼了？」他長嘆了一口氣說：「不用提了，三個多月前，有一天騎摩托車下班，躲一個電動車，卻連人帶車全倒在地上，當時根本沒有想到會傷到哪兒，就正常站起來，可沒想到還沒等站起來，人就重重的摔趴在地上，不能動了。同事把我送到醫院，一檢查骨折了。」他向我苦笑著。

我提醒他多注意安全，並得知他在不明真相的情況下可能參與過迫害法輪功學員，就關切地說：「老弟，聽說有很多警察，為了執行上級的指示，再加上不了解法輪功真相，按照上級或領導的要求去做，結果給自己招來了很多災禍。」他長嘆了一口氣說：」我在床上躺了三個多月，我甚麼都明白了。」他接著說：「前幾天我去早市，看到一個五、六十歲的女法輪功，在那講真相、送光盤。我看到後，繞道走開了。不能管那事啦！」談到「天滅中共，退黨退團退隊保平安」時，他非常高興的點頭同意「三退」了。

三、清醒的警察

二零零九年春季的一天，我們中學同學聚會。大家落座後，我發現其中有六名同學，從畢業後三十多年就沒見過，也不認識（當年我是後分到這個班的）。常見面的同學都明白了法輪功真相，也都聲明「三退」了。我把這六名同學一個一個的叫到旁邊的空桌，叫他們給我留電話號碼，我同時給他們講了真相，大家都欣然接受，並同意「三退」。

當我問到一個男生叫甚麼名、在哪工作時，他說「在某某區公安分局工作。」我說：「你是警察呀，那一定對‘法輪功’很敏感了？」他爽朗的笑了，說：「老同學，你煉法輪功，我早有耳聞。但是我告訴你，我從來都沒有迫害過法輪功。我們也接到過群眾（不明真相的人）舉報的，隊長就告訴我們：‘把警笛打的大大的，到那地方繞三圈，就給我回來！’」

我聽了，真為這些清醒的警察高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