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看到李珊珊和周向陽的故事時，我再一次淚流不止，我認識珊珊是在勞教所裏，印象中她是多麼柔弱的小姑娘，為人和善，喜歡笑，她內心的堅強深深的感動了我。她和向陽的事情我也是親身的見證。當時珊珊在板橋，向陽在監獄，他們通信聯繫，周向陽的信大家都喜歡看，不只是感情的真摯，更是他高尚的人品，感動著勞教所裏不曾與他相識的人們。他現在又被迫害入獄，李珊珊因為堅持控告天津港北監獄，替冤獄中的丈夫周向陽伸冤，自己再次遭迫害。

我在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因為堅持真、善、忍的信仰被非法勞教三年在天津大港板橋女子勞教所。第一天晚上十點鐘，大家都睡覺，讓我和其他兩名法輪功學員坐馬札，說是反思。我不聽，堅持要求和大家一起休息，當時的班長（好像叫張紅霞，一名因為吸毒被勞教的勞教人員）不准許，說是隊長的規定。所有進到勞教所不簽協議保證不煉功、不談法輪大法（還有三點我忘記了），就必須在別人睡覺後坐馬札一個小時。我不聽，最後不讓在屋裏睡，我就在屋的門外樓道裏睡覺，不讓躺下，我就坐著睡覺。半夜的時候，小夜（夜裏值班的一名因家計所迫盜竊而進入勞教所的中年婦女）讓我回班裏，當時一個班大概有二十多人，都是因為堅持信仰真、善、忍而被非法關押的法輪功學員，歲數大的有六十多歲的退休工人，只有班長，一個吸毒的人管著大家，隨時向隊長通風報信。我只能打個地鋪，睡在地上，並排三個人，都是所謂未轉化的，不簽協議保證不煉功的法輪功學員。一位是天津十六中的優秀的退休數學教師白髮蒼蒼的叢慧雲老師，還有一位是一名農村婦女叫高天花和我。他們都在白天幹了繁重的體力勞動，在大家都睡了以後，他們兩個還要在馬札上坐一個小時，才准許睡覺，第二天再跟大家早起。去幹繁重的體力勞動──扛豆子（每袋一百～一百五十斤）、挑豆子。

第二天扛豆子。一百多斤的豆子對我還是比較艱難。因為我從小讀書，雖然家在農村，但父母很少讓我幹農活，把更多的時間留給我讓我學習，後來讀大學、讀研究生就更是與幹農活無緣了。我歪歪斜斜的扛著上百斤的豆子，猛抬頭，前面那位五十多歲的阿姨也扛著那麼重的東西，我的眼淚止不住流下來。這些善良的人，在家裏家外都是家庭的核心，這麼大年紀，怎麼可能被強迫來這裏幹這麼繁重的體力活，這或許只有在這個中共邪黨的統治下才會發生。於是自己不知哪來的一股力量，我扛著豆子一路小跑。我希望自己多幹點，少讓這麼大歲數的長輩受這個罪。

二零零三年三月八日後，可怕的所謂攻堅開始了，就是所有不寫保證放棄修煉大法的都要接受所謂的教育，看邪惡可怕的殺人電視，整宿整宿的不讓睡覺，直到被所謂的轉化，很多人都支持不住這種輪番的強制的轟炸式的洗腦，很多老人都承受不住了，被迫簽了保證放棄修煉。這就叫攻堅結束。在攻堅階段，法輪功學員絕對不准許和別人說話，不能和別人見面，早晨在其他人還在沉睡的時候，被攻堅的法輪功學員就被從床上喊起來，被偷偷摸摸的叫走，也就是隔離，關在一間屋裏，看邪惡的洗腦電視，讓你迷迷糊糊漸漸失去理智，睡眠又不足，又不能和任何人見面，別人都睡著了，再回班睡覺。都是半夜十二～一、二點睡，然後四、五點又起來。我記得因為我不看那些邪惡的電視，把我隔離出來，輪番的被人看著，不讓我睡覺，有一次是通宵，有一次睡了半個小時，五點鐘躺下，五點半被叫起來。

他們的攻堅方式我不配合，我接受真善忍的真理，心中裝下的是美好和善良，強迫讓我變壞，不能配合。我要向善，從我修大法那天就深深的紮在我心裏，不能改變。而且播放這些邪惡的東西對任何生命都不好，我不看，我也不能讓它毒害它人，包括那裏的惡警。有一天，三月下旬的一天我被很早就喊起來了，隔離在一間小屋裏，先是坐馬札，筆挺的坐著，等到那些勞教所的警察上班，就開始給我放邪惡可怕的電視畫面。我扭過頭去，拒絕看。隊長韓金玲走進來，呵斥我看電視，我不聽，我說我修的是真善忍，不能看這些可怕的東西，對誰都不好。她就扳過我的頭，我還是扭過去，她就拽著我的頭髮左右開弓打我耳光，我不屈服。惡警最後氣急敗壞地甩門而去。

有一天晚上，當別的被勞教的人員出去在主樓後邊的車間縫製衣服，其他人員限制在各個班裏的時候，我被叫到了隊長的辦公室，辦公室裏坐著兩名值班隊長郭玲和竇隊，還有兩名吸毒人員。他們把我硬壓在電視面前的椅子上，手和腿都捆在椅子上，打開電視，還是那些可怕的鏡頭。我就閉上雙眼，他們幾個人板著我的頭，扒著我的眼皮逼迫我看那些邪惡可怕的鏡頭。我一直沒有配合，快到晚上收工時間，很多人要從車間回來了，他們看到我不可能看那些電視就把我捆起來抬出去。我當時也不知道會去哪裏，大聲的喊「救命啊，救命啊」，沒人能出來，後來我才知道，所有班裏的門都關閉了，班長看著門不許任何人動，有因為後來要救我的也不同程度的被隔離處罰。我被帶到了一間小黑屋，吸毒的和竇隊、郭隊開始用我從來沒有聽過的惡毒的話罵我、罵師父、罵大法，我當時真是痛苦極了，這麼美好的功法被這群人這樣的謾罵，我當時真是有痛不欲生的感受，真想一頭碰死，可是不能，大法的神聖，決不能自殺，殺生是有罪，

第二天把我叫回來，還是隔離，逼迫我看電視，好像是二零零三年三月二十一日，因為當時想到罪惡的曝光，所以特意記過那個日子，我被幾個人從隊長的辦公室抬到一間屋裏，當時我還穿著防寒服，他們幾個人用我的防寒服包住我的頭，我被在地上踢來踢去，那個是我最結實的防寒服都被踢破了。推己及人，其他堅定法輪功學員受到怎樣的待遇也就可想而知了。

再後來就是被銬在床上。是因為我寫信給這裏的一位政委揭露這裏的邪惡。因為隔離見不到別人。我通過窗戶將我寫的信扔出去，正好政委從那裏路過。也因此，我的手和腳成「X」形狀被銬在床上，三月末四月初，那還是春寒的時候，我的身下連褥子也沒有，就是平板木床，當時我穿著毛衣，有人看不過，出於善意給我墊上我的防寒服，也被隊長處罰，給撤走了。被銬的第二天上午，我要求上廁所，不准許，我的小肚子就像吹起的氣球一般漲的難受，我才想起為甚麼他們總說法輪功學員床上拉尿，我知道的至少兩三個人說是煉法輪功的，在床上拉尿。這種情況下，該怎麼辦？我的心是純淨的，決不能因我的形像讓他們誹謗大法。在一再的請求下，年齡大的潘隊來了，在很多人的注視下，我被解掉了手上的另一隻銬子和腳上的繩子，一隻手退褲子整整尿了一滿盆。然後繼續銬在床上。為了不麻煩他人，我從此不喝水，一頓飯只吃一個饅頭的四分之一。

晚上呼呼的北風吹著，我凍得渾身打哆嗦，我的腰躺在硬硬的床板上就像折了一般疼痛。那種疼痛就是在我打坐不能堅持下去的狀態的呈現，往往此時我會拿下腿。可是這裏可動不了。內心的痛苦無法言表，更難受的是自己因為做的不好，這樣的褻瀆師父。被銬在木板床上五天後，我終於承受不住，違心的說不修煉了。

酷刑演示：死人床

我在二零零五年四月九日前離開那裏時，還有一些堅定的大法弟子被隔離，她們受到的待遇也可想而知。我曾經找到隊長，說不能再迫害這些好人了。她叫馮聯會，她說，「那也是看她是否有能力承受。」

當我離開勞教所之前，一位法輪功學員遞給我一支鋼筆，她說，出去後一定要揭露這裏的迫害。我很慚愧，時至今日，看到網上認識的一位位善良的人們還在被殘酷的折磨，我幾次想寫都沒有勇氣至此，我不知道該如何下筆。

祝立敏阿姨也是當時認識的在天津大港板橋女子勞教所的一位年長的大法弟子，她心靈手巧，就是不畏強暴，堅持信仰。當時，二零零四年的時候，她就被迫做超強度的奴役勞動。那時的她應該是五十多歲了，每天晚上別人睡覺她被強迫坐馬札，白天還要進行繁重的體力勞動。而且強迫所有的人不能與她講話。祝姨外表總是非常平和，不善言辭。後來又受到種種迫害，很多都是隔離出來，背地裏進行的。

陳瑞芹，一九七三年生，薊縣農村的婦女，她堅定信仰，受到的迫害更是殘酷。很多絕食是因為抗議精神與肉體的雙重折磨。她曾經被脫掉鞋子抽臉，不准睡覺，超強度勞動，天天坐馬札，隔離加上監視居住，關小號。

平玉如阿姨，也是一位堅定的大法弟子，她也是被打，被灌食，長期被隔離，超期關押。那種環境能讓人精神崩潰，折磨的人生不如死，精神上，肉體上的折磨，殘酷的比法西斯還要法西斯。

還有一位劉阿姨，也是五十多歲的農村婦女，家是天津寧河縣的，她被限制上廁所用手紙，每次廁所大小便只能用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