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女子勞教所「攻堅隊」成立於二零零三年七月，當時，北京市勞教局派一個男的，叫徐凱旋，由其親自督導，副所長朱曉麗輔助，李秀英任大隊長。攻堅隊的前身是原來的二大隊（因為對大法弟子李小鳳（音）的邪惡迫害，家人上告二大隊的惡警，勞教局不得不解散了二大隊）。勞教所成立攻堅隊的目的，就是加強迫害被各大隊非法關押的堅定的大法弟子，其邪惡口號就是「人心通過強制的手段是可以改變的」，並舉了末代皇帝溥儀為例。

攻堅隊與其它普教隊的迫害手段不同。普教隊通常找來在嚴酷迫害中承受不住有意接受邪悟的「猶大」輪番洗腦（斷章取義地從大法中找出一些話，加以歪曲理解，然後誘騙大法弟子「轉化」），再加上吸毒犯實施的肉體折磨。因為普教隊的大環境相對寬鬆一些，所以集中攻堅前，還有喘息的餘地。而攻堅隊不跟大法弟子講甚麼，完全是長期、全面、邪惡至極、分分秒秒不間斷的施加各種酷刑，折磨大法弟子的肉體與精神，不給任何喘息機會，企圖從意志上摧毀，達到強制逼迫「轉化」。在這些殘酷的折磨下，在身體的痛苦漸漸達到極限過程中，堅定的大法弟子眼睜睜的看著自己身體的某些部位、器官和生理機能慢慢惡化，直至出現生命危險。然後，那些惡警在「搶救」的最後一刻也不忘逼問「轉化」不「轉化」。即便從死亡的邊緣中強行送往醫院搶救後，恢復一段時間，新一輪的迫害繼續。面對這種不知何時能結束的酷刑折磨，只有抱定堅修大法、視死如歸的信念，放下對人身的執著、承受劇痛，同時否定惡勢力的安排才能走過來。

一、惡夢般的生活

二零零三年二月二十四日，正值中共「兩會」前夕，我正在公司開早會時被北京海澱某派出所惡警綁架，送往海澱看守所非法關押三個多月。我被北京市勞教局非法勞教兩年半，先後轉往北京市勞教人員調遣處、天堂河醫院、北京市女子勞教所集訓隊。

二零零四年一月初，我被集訓隊的隊長在中午其他人員午休時叫出來，帶到攻堅隊，從此開始了惡夢般的生活。

1、狂風暴雨般迫害過後一進天堂河醫院搶救

隔離。攻堅隊一共有十幾個房間，除了三、四個房間用於普通勞教人員外，其餘約有十個房間用於迫害大法弟子。每個大法弟子單獨關押在一個房間，並由三～六個勞教犯「包夾」。門上玻璃用白紙糊上，中部留有約五×十五釐米的空白處，小哨和隊長能看到屋裏的情況，但大法弟子看不到外面情況。窗簾經常日夜被拉上，製造暗無天日的效果。攻堅隊屋裏沒有像集訓隊那樣每個房間均安裝攝象頭，而是安裝了監聽器，這樣隊長、勞教所的頭腦就可以任由「包夾」迫害大法弟子而裝作看不見。

剝奪一切自由。房間內除一張床外只准放飯盆、臉盆、牙刷、毛巾和一卷衛生紙，其餘物品均存到儲藏室，要想取用必須由「班長」同意並請示大隊長（當時攻堅隊大隊長是李秀英，她被調到集訓隊當大隊長後，換成杜敬斌）才能拿到。上廁所和洗漱時，小哨安排大法弟子完全錯開，妄想不讓大法弟子有見面的機會，但我通過觀察還是了解到，與我同時被關押在攻堅隊迫害的大法弟子還有賀文、張印英等。

嚴密監控。我被分配了兩個身材健壯的吸毒犯「包夾」看管，不讓叫他們的名字，只讓稱「班長」。這些「班長」是隊長的實施迫害大法弟子的直接「黑手」。她們每天做「監控日記」，記錄我的一舉一動，隻言片語，面色、精神狀態（是穩定、激動、消極、樂觀還是傷心、難過）、喝了幾口水，吃了多少飯、上了幾次廁所、小便狀況（顏色、量）、大便狀況（是否便秘、拉肚子、顏色）、月經（量、來經時間、持續天數）、睡覺情況（姿勢、夢中說話內容、表情）等等，都被惡劣而有細緻入微的記錄下來。隊長每天查看「監控日記」，調整對我的肉體、精神迫害方案、火候。當一舉一動、一思一念都被邪惡監視、控制、折磨時，人會感到心理上有一種無形的沉重壓力，這種精神圍剿使人異常痛苦，常年如此的把人處於這種境地，幾乎能把人逼瘋。身體不斷惡化的狀況不但沒有使惡徒、惡警停止對我的迫害，反而成為他們反覆警告我不「轉化」的「後果」。她們不斷施加精神壓力，誘迫「轉化」。

罰坐。隊長離開後，這兩個身材高大的「班長」叫我坐在一個高約四十一公分的塑料凳子上。雙腿緊緊並攏而且不能有任何縫隙，雙手平放在膝蓋上，上身坐正直，目視前方一動不動。甚麼叫「一動不動」？就連不經意抬一下手指都算一動，更別說抬手、挪動身體、站起來喝水等活動了。就連包夾的吸毒犯自己都說，她們嘗試了一下，這種坐姿只能堅持幾分鐘，然後就渾身難受、大腿部位被凳子硌的十分疼痛，必須得活動一下才行。坐在凳子上，初看好像沒甚麼，實際上那種坐姿要求一般人根本難以做到，一動就算違反所規所紀，便遭到拳打腳踢，隨後諸如喝水、上廁所等事就不要再指望「班長」向外邊筒道裏值班的小哨請示了。如果做到，則要承受極大的痛苦。由於長時間坐在如此高的凳子上，兩個大腿被硌得肌肉黑紫，深深的陷下兩個大坑，皮膚幾乎挨著骨頭了。由於長期罰坐，致使腳、腿部腫脹，平時穿三十六號鞋的腳只能穿三十八號鞋，小腿與大腿一般粗。

剝奪睡眠。每天只給我三～4個小時的睡覺時間，有時只讓睡二個小時，其餘二十多個小時全部是坐在凳子上忍受肉體折磨。由於嚴重睡眠不足，很容易犯睏。「班長」看我稍有睏意，便拳打腳踢，或拿鋼筆尖扎我的手、眼皮，或用拳頭用力杵我的眼睛，有一次把我眼睛打的腫脹，半天都無法睜開。

酷刑演示：暴打

拳打腳踢。攻堅隊打人不分部位，怎麼疼痛怎麼打。一般勞教人員均穿一種硬塑料底的布鞋，有的很壞的包夾，不是拿腳踹，而是橫著磕我的小腿前部，就像拿刀砍一樣劇痛。一個吸毒犯用腳狠命踢我的後腰部位，當時腰部一陣劇痛，慘叫一聲栽倒在地。外邊筒道內值班的聞聲跑來，小聲囑咐，別把腎給踢壞了。除了平時一般性折磨外，不定期對大法弟子進行狂風暴雨般的集中攻堅，以副所長朱曉麗為首的惡警經常授意「包夾」，關閉門窗，拉上窗簾，整日片刻不停的輪番對我拳打腳踢，並叫囂說「這叫關起門來打狗」。不管白天還是深夜，筒道裏經常傳來撕心裂肺般的慘叫聲。大法弟子張印英從一進勞教所，就喊「法輪大法好」。她年僅五十多歲，來到攻堅隊後，給邪惡的「班長」把滿口的牙全部打掉。

不讓上廁所。剛到攻堅隊時，每頓給滿滿一盆菜湯，強行要求喝下，如不喝就灌。然後要求上廁所必須喊「報告班長，勞教人員某某某請求上廁所」。如果不按要求報告，則不能去廁所方便，自己強行就地方便也是不可能的，會有幾個人按住不得動彈，如果兩個人手不夠，就會增加包夾人力。由於長期飢餓，到後來也無力反抗了，只能在漫無希望中承受著憋尿的疼痛。實質上，攻堅隊是想通過這種方式，讓我承認勞教人員的身份。我拒絕承認自己是勞教人員，並明確向隊長聲明「我是作為大法弟子被迫害而被關押到勞教所的」。就這樣，每天要求喝下三盆湯，不喝就灌，一整天也不讓上廁所，憋的疼痛難忍，肚子脹的像懷孕一樣。晚上說是給三、四個鐘頭睡覺時間，但憋著尿怎能睡的著？聽包夾說大法弟子張桂玲被憋得渾身浮腫，有一個五十多歲的大法弟子被憋的腸梗阻，帶到醫院治療半年多，極其痛苦。我也被長期憋尿而導致小便困難。差不多過了兩天了，隊長估計憋的夠嗆了，才允許在我住的房間裏方便，致使房間裏臭氣熏天，兩個包夾被熏的直頭疼。她們將怨氣向我身上撒，更狠毒的打我，吃飯時要把屎尿盆端到椅子前吃，晚上睡覺時，要將屎尿盆端到床前，還找來一團手紙沾上屎尿弄到我睡的被子上。還有一次兩個「班長」逼迫我喝下自己的尿，否則不讓我方便。一天早晨起床，還未等我穿上外衣，兩個值夜班的包夾便氣急敗壞的把我穿的秋衣秋褲強行扒下來，拿著三把放在窗台上的牙刷說要捅我的下身（說明：從我剛進攻堅隊的禁閉房間以來，房內除了我僅有的幾件簡單的生活用品外，只有窗台上三把牙刷，沒有別的閒雜物品。隊長也定期搜查房間。可見用牙刷進行性侵犯的酷刑迫害是攻堅隊隊長授意的迫害手段之一。）當只剩一個內褲時，我死死抓住內褲不放，正在內褲要被脫掉時，到了換班時間，兩個包夾只好罷手。在長時間憋尿、在屋裏大小便、不讓洗漱的狀況持續了一個多月，才允許我無需承認勞教人員身份而在衛生間洗漱、上廁所。

飢渴。在攻堅隊，每天每頓只給小半個饅頭，經常只有一盆底菜，甚至只象徵性的給一根菜段或一片菜葉。趕上集中攻堅時，三天給半個饅頭，持續九天如此。長期嚴重營養不良使得我的臉色從剛進攻堅隊的紅潤變成慘白，直至發青。月經從每月一次，延長至每倆月一次、半年一次。有一次，他們特意安排我照了一下鏡子（其目的是以此為威脅促使我「轉化」），我被鏡子中扭曲的臉型、面色蒼老（看上去像七十歲的老太太）、骨瘦如柴的身軀的我驚呆了。我一再要求責任幹警、大隊長改善我的伙食，停止對我的迫害，並正告她們，這樣下去身體遲早會出問題的。責任幹警則笑著說「你放心，我們會給你留口氣走出勞教所的。」

二零零五年一月的一天晚上，我坐在那個凳子上感覺直發暈、老要栽倒。我堅決要求對我做身體檢查，結果心跳每分鐘只有四十多下了。當夜我被送往大興區仁和醫院，護士要做化驗檢查，可連血都抽不出來，他們怕出生命問題承擔責任不得已給我安上心臟監護儀、二十四小時觀察。當天夜裏副所長朱曉麗來醫院看我身體情況，對我的身體出現如此狀況深感震驚。

過了幾天，我被轉往大興天堂河醫院。血液檢查結果顯示，各項營養指標均不合格，每天給我輸鉀、鈣、維生素、人血白蛋白、十八種氨基酸等葡萄糖液。吸毒犯包夾告訴我，每天給我輸液得花掉好幾百人民幣，光一瓶人血白蛋白就二百多塊。勞教所就是這樣剝奪大法弟子的正常生活，折磨大法弟子，然後再大筆大筆浪費著人民的血汗錢。通過心電彩超檢查發現心臟有二毫米的房缺，特意在病歷上說我有「先天性」心臟病。事實上我家族中從未有人得過心臟病。我本人從上中學開始就晨練，每天堅持八百米長跑。大學期間，連續三年在全校（約一萬學生）運動會上獲得八百米、一千五百米第二名，一次三千米第一名，根本不可能有「先天性」心臟病，這完全是由於長期營養不良和高壓迫害所致。除心臟衰竭外，肺功能也嚴重受損。一有陰天，我就呼吸困難，甚至出現渾身麻木而休克。

2、長期罰坐致使二進天堂河醫院搶救

在天堂河醫院住院調整身體約一個月後，我再次被帶回到攻堅隊，進行新一輪的迫害。

剛回攻堅隊時，胸口一直憋悶，無法入睡，經常倒吸氣。憋悶到極點倒吸氣時從胸部莫名的發出一種聲音，同時身體能在橫躺著的時候整體從床上憑空彈起。甚至坐在凳子上，能雙腳離地，身體從凳子上整體彈起。我不知道這種離奇的身體惡化狀況後果是甚麼，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隨時都會死亡。但是，我抱定這一念：堅定正念，永世也不變。在我無法反抗這些酷刑折磨時，勞教所不怕我死。我放下一切執著，也絕不畏懼痛苦。

二零零五年春季時，攻堅隊又從其它普教隊轉來了幾個堅定的大法弟子。當我心肺衰弱的身體狀況還未完全改善時，在以朱曉麗為首的指揮下，攻堅隊開始了新一波的集中攻堅。我也不例外，成為這次攻堅的對像。罰坐、飢餓、禁止上廁所、剝奪睡眠、整日不間斷的拳打腳踢……數個星期後，在我這裏沒有得到她們所需要的任何「轉變」。生在大法洪傳之時，幸遇師父慈悲苦度，怎能不珍惜這萬古機緣？！我認定，在這樣的劇痛中，在這種強大的壓力下，我能堅持一分鐘，就能堅持兩分鐘，我就能堅持到最後。

我在那個大凳子上一坐就是一年多，而且一動不讓動，長期下去，我的後背肌肉經常抽筋，而且由局部發展到整個後背，直至頸部肌肉痙攣，致使腦袋不由自主的偏向一邊，直至達到極限。在這種情況下，連很有力氣的人都難以幫我把腦袋扳回到正常位置，最後身體失去平衡而栽倒在地。即使這樣，也仍然無法使我的腦袋回到正常位置，時間一長，有一次呼吸困難，口吐白沫，幾乎到了死亡邊緣。隊長趕快掐人中穴，掐了半天才緩過來。沒辦法，隊長只得停止我每天坐長達二十小時左右的大凳子酷刑，允許我適當在房間內活動。可是我的後背肌肉整體抽筋僵硬的情況並沒有改善，繼續惡化，以至於我不能再坐下，只要一坐下，立即後背肌肉抽筋僵硬。那個大凳子已經不光是我害怕再坐下，隊長、「班長」都害怕我坐下。因為我一坐下，就很快出現生命危險，「班長」們一天多次、很費勁將我轉到極限的頭扳回到正常位置，她們擔心出現危險，不斷向隊長報告，隊長也一天一次一次的往我房間裏跑。到後來，別說坐著，哪怕是活動時稍稍停頓一下，站著就立刻出現上述症狀。不停的活動又加劇了我心臟的負擔，使本來就有的心肺衰弱更加雪上加霜。二零零五年六月，後背肌肉僵化，加上心臟出現衰竭跡象，不得已，我再次被送往天堂河醫院。

這次住院過程中，當醫生來抽血化驗時，我高喊「停止迫害法輪大法弟子！」對面被迫害致肺結核症狀的毛桂芝立即聲援，高喊「法輪大法好！」我清楚，我的身體之所以出現如此狀況完全是由於長期的罰坐而導致的。自攻堅隊成立以來，我是被關押在該隊時間最長的一個。這種罰坐的迫害後果也是他們沒有想到的。我也就成為這種新型迫害手段的試驗品了。我每天適量吃飯，適當活動和休息，有機會我也在房間煉功。一個月後，我的身體確實明顯好轉。

二零零五年七月初，我再次被接回攻堅隊進行又一輪的迫害。攻堅隊惡警又安排六個「班長」包夾我，以往剛來攻堅隊的一整套邪惡迫害手段繼續施加在我瘦弱的身體上。沒過幾天，我的身體急轉直下，以至於身體虛弱到讓我上床睡覺我都無法從凳子上站起來走到床上；給我水喝，我都沒有力氣端起水杯。動不動就休克了。一個「班長」悄悄對我說，隊長本來打算你從醫院回來後正好藉著夏天炎熱的天氣集中攻堅你，一看你動不動就休克，只好放棄了。

在攻堅隊的一年半當中，除兩次外出體檢、住院、三次接見家人和三、四次在院子裏放風外，其餘時間都被關在那個小屋裏，暗無天日。記得有一次，讓我出去放放風。隊長讓我去盪秋千，我看著秋千直發暈，無力而又艱難的倚靠在秋千的鐵桿邊。遙望勞教所的大門口，看著過往的車輛心想：在外表花園式的勞教所裏，有誰會想到這裏每時都在發生著慘烈的迫害！想想自己身陷囹圄，度日如年，自己的身體已經虛弱到極點，不知道還能不能走出勞教所。邪惡的勞教所，萬惡的攻堅隊！想到此，不禁淚如雨下。這種流淚是長期高壓下對痛苦的宣洩，但我內心始終守住對「真善忍「大法的堅信。

他們反覆威脅我，如果堅修法輪大法，要給我加期一年。但我堅信法輪大法是正法。真理如果沒有人堅持，怎會被世人認識？無論攻堅隊怎樣折磨我，哪怕是接近死亡，我從未承認勞教人員身份，從未被「轉化」、從未放棄修煉。

二、走出勞教所的前後

二零零五年七月初，也就是在距離我離開勞教所還有一個多月的時候，勞教所將我從攻堅隊轉回到集訓隊，一個多月時間內曾兩次出現休克狀態。

二零零五年八月二十三日，我被到期解教。一出勞教所大門，等待我的除了我家人（他們開車來的）外，還有街道辦事處的一個女的和房山區政府「六一零辦公室」的一個男的，叫張濤。「六一零」的人非要我父親在幫教協議上簽字，準備將我送到房山區洗腦班繼續接受轉化，誘騙說不用交錢。我父親斷然拒絕簽字，並說，「我閨女在這裏兩年半了，不知道給折磨成甚麼樣子了，我得拉回家看看，不能讓你們帶走。」僵持了半天，看我家人堅決不簽字，「六一零辦公室」的人只好在解教票上簽字，同意我回家。

上我家車後，我有氣無力的趕緊告訴家人，由於在勞教所長期飢餓、酷刑折磨，已造成心肺衰弱，現在連吃飯的力氣都沒有，趕快給我買帶吸管的牛奶補充身體，說不定一會兒我就休克而無力說話了。果然不到五分鐘，我便休克了。家裏人不知所措，只好給勞教所集訓隊打電話。隊長凌紅告訴說「在我們這裏就經常這樣，都是攻堅隊整的，你們趕緊送醫院吧。」家人便把我送進良鄉醫院，檢查身體後輸了一些營養液才醒過來。

回家不到三天，派出所片警就找上門來盤問調查。二零零五年九月三十日晚再次來騷擾，說：「馬上要國慶節了，不能去天安門。」並特意看我的長相，還說就他所在派出所管轄的小區內就有一百多法輪功學員被登記在冊，都要挨個上門通知「不得在國慶節期間去天安門」。像我這樣從勞教所裏沒轉化而出來的大法弟子，片警每個月都要上交一份與本人的談話記錄和調查表。自從回家後，我一直臥床不起，嚴重心力衰竭，吃飯都需要家人餵，舉不起筷子。後來一支耳朵失聰。隨著加強煉功，聽力不斷恢復。

在家裏恢復了兩個月後，我便趕緊離開了家，在外租房住下。據說，二零零六年春節過後、「兩會」前良鄉地區有五、六個大法弟子被從家中和工作單位綁架到洗腦轉化班。

如今我有幸來到海外，以自己親身受迫害經歷，揭露中共惡黨對大法弟子慘絕人寰的迫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