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約在2001年元月中旬，因為馬上要過年了，我用公用電話給外省的家人、親戚問好、報平安。很久沒有我的任何消息了，家人接到我的電話，知道我暫時還沒有落入魔掌，在極度的擔憂中透出了一絲欣慰；當知道我到了北京後，家人再次為我憂心。

因為我家的親戚、朋友中有幾個在邪黨的政法、公安系統當官，有的還直接就是主管迫害大法的610官員，所以，家裏人經常能聽到一些所謂的內部消息。

那天，在電話裏，家裏人憂心忡忡的反覆告誡我：過年那天，千萬不要去天安門廣場，否則，後果不堪設想。

在我追問下，家人才給我「透露」說，據在公安當官的親友無意中透露，過年那天，法輪功學員要在天安門「點火」，還要燒「花壇」（我至今不知天安門過年期間是否有「花壇」以及怎麼才能燒起來。）還說，「政府」早就知道了法輪功學員的這個計劃，早就在那兒等著呢。

家人擔心，那天我如果去了天安門，無論是去打橫幅還是喊大法好（他們知道我到北京就是去證實大法的），那就會被那兒早有準備的武裝到牙齒的警察就地「鎮壓」，後果不堪設想。

由於黨文化的毒害和對大法的造謠宣傳，特別是邪黨對公安、政法系統官員的高強度、封閉式「政治學習」的反覆洗腦，當年，這些親友對邪黨自上而下傳達的這些惡毒、弱智的謊言是深信不疑的。

當時的我，根本就沒有把家人的話當回事：所謂自焚、放火，那不恰恰是給法輪功抹黑、迫害大法的江澤民流氓集團要幹的嗎？大法弟子修的是真、善、忍，頂著中共邪黨鋪天蓋地的打壓，走出來證實大法、講清真相，不就是要揭露迫害大法的江氏政治流氓集團給大法造的一系列包括諸如自殺、自焚之類的謠言嗎？

了解真相和思維正常的人怎麼會相信這種荒謬、弱智、邏輯不通的謊言呢？

然而，後來，當我在北京郊區一個小飯店看到遭殃電視台「天安門自焚」偽案的報導後，家人事前的告誡一下子又浮現出來，我再次的體會到了這個惡勢力的無恥、邪惡和無底線。

幾年後，我在明慧網上看到有同修寫的回憶文章，講述自己2001年被非法關押在北京市公安局看守所（俗稱「市局七處」）時，和所謂的「自焚」參與者薛紅軍關在一個監室，目睹這個身份不明的人和那些刑事犯嫌疑人紮堆搶奪「煙屁」、抽煙過癮的醜態（法輪功學員都不吸煙），我也想起了當年我在北京市公安局看守所被非法關押時的一段經歷：

2001年4月底或5月初，一天，我被叫出去「拍照」，到了現場，已經有一個被關押的「嫌疑人」在那裏了，那是一個中年男子，臉型尖瘦、膚色黃中泛黑，雙手舉著一張白紙，放置在胸前，正在準備拍照，我特意留意一下，紙上寫著「劉雲芳」三個大黑字（自焚偽案後不久，我就被邪黨綁架，輾轉關押、歷經酷刑折磨，當時全部的心力集中在反迫害中，還沒有反應過來這個「劉雲芳」和邪黨報導的「自焚」有關）。

因為在邪黨看守所，類似拍照、提審等，都是把法輪功學員和普通犯人隔離開的，所以我理所當然的認為這是一個同修，因為被綁架以來，很長時間了，第一次見到大法弟子，我很高興，不顧險惡的環境和巨大的壓力（在那裏，大法弟子之間不許隨便打招呼，甚至互相之間傳遞一個眼神都有可能招來電棍的電擊或嚴厲處罰），主動的走過去熱情的和這個「同修」打了個招呼，在我的意識中，被邪黨劫持到「七處」來的，一定是被邪黨認為要重點迫害的對像，我想給這個「同修」，同時也給自己一個鼓勵。

然而，出乎我的意外，這個「劉雲芳」對我頂著巨大壓力走過來的熱情招呼似乎根本沒有聽到，我又走近，此時，我和這個「劉雲芳」只有1、2米的距離，周圍除了兩個警察，也沒有其他人，然而，他表情僵化，直勾勾的雙眼透著一股冷漠，始終沒有對我的招呼做出任何反應。

要知道，在那種險惡的環境，真正的大法弟子之間，一個眼神的交流也可以達到意會神通、互相激勵的巨大作用，那也是在那暗無天日的黑暗中唯一能在周圍環境中得到的正的力量的鼓勵，更何況同修之間一個熱情的招呼呢？

我心中一寒，直覺告訴我，他根本就不是一個正常人，這種眼神、表情，讓我想起精神病院的精神病患者。

再後來，邪黨在遭殃電視台再次炒作自焚偽案，在邪黨警察組織的集體觀看中，我竟然再次看到了那個神經質的「劉雲芳」，他竟然扮演的是拒不「轉化」的、堅定的「大法弟子」的角色，在邪黨的監獄裏接受邪黨記者採訪，那神態和表情再次讓我想到了精神病院的精神病患者：這個病患，大談他在監獄裏如何得到「人性化的」管理和對待，甚至還獲得了在外面都無法得到的「練功的自由」。這種只有精神病患才能說出和相信的瘋話，讓我看到的不僅是迫害者公然侮辱世人智商的狂妄、無恥，更看到了江氏政治流氓集團愚蠢、弱智的本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