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感到自己就像師父說的，不是吸取「正面教訓」，總是吸取「反面教訓」，把自己變的「狡猾」、「圓容」、「尖滑」、「複雜」，感到以後要「從正的方面增長智慧」，把腦子用在正的地方，把腦子、把智慧用在講真相上。

我曾是一個思想簡單的大法弟子，記得多年前，那個時候，我思想很純，沒有社會上那些狡猾的思想；那時的我和同修配合默契。那時同修對我說本地同修之間有矛盾，我還覺的不可思議，還對同修說：「同修之間有甚麼不能擺到桌面上交流的呢？為甚麼不溝通交流一下呢？」

那時我經常說的一句話就是「要看同修的閃光點」，只要看同修的閃光點我就不生氣，我與同修沒有矛盾，每天都很開心。

後來環境突然發生了變化，好像甚麼都變了。也許是邪惡在以「大法弟子裏太純潔了，怎麼證明大法是從最複雜的環境中走過來的？得製造點亂七八糟的事考驗考驗」為藉口破壞，本來好好的同修，突然爆發出複雜的矛盾。耍心眼、利用人、搞男女關係……等等，各種烏七八糟的事，都出來了。有的人不但不為自己在男女情上給大法抹黑愧疚，反而誰要不順著她說，不替她遮掩，就打擊報復，抓同修的毛病，只要抓住同修的毛病就到處說，說甚麼不管她的孩子啦、不歡迎她啦、不和她集體學法啦……本來沒有矛盾，也製造出矛盾來。

既要反迫害，還要提防個別同修在內部胡攪蠻纏、在背後拆台。擺在我面前的，是一個異常複雜、艱險的局面。

我就像師父說的接受「反面教訓」，漸漸我也學「精」了，學「聰明」了。當遇到有的同修耍心眼時，我學會了提防；當有的同修用人的手段勉強我時，我學會了敷衍。看到同修被迫害，挨凍，想把自己的冬衣、手套送給同修，擔心同修嫌棄，傷害著同修，好心惹麻煩，覺的不如只說些冠冕堂皇的話，誰也挑不出毛病來。

我洋洋自得，自以為，要不是因為有的同修和我耍了一些心眼，讓我吃了一些虧，我還得不到這些（反面）「教訓」呢。我把這些怎樣提防人、應付人的經驗當成了寶貴的人生經驗。

我固執的認為，狡猾的人、會為自己辯解的人、會為自己說話的人，能多得到好處；傻的人、不會說的人，就吃啞巴虧。於是，我努力學「精」，學「聰明」，在為人處事上積累著經驗的同時，思想也變的越來越複雜。

師尊說：「其實無論你這個人怎麼聰明、怎麼狡猾，結局是一樣的。說這個人很笨，你覺的他很笨、他很單純，那個人很狡猾，無論你在人生路上怎麼走，結局是一樣的，決不會因為人的狡猾發生甚麼變化，也決不會因為他單純有甚麼變化。狡猾只能是把自己變壞，造業中又會使人向下滑，周圍環境與自己變的緊張後會使人心更複雜，複雜的思想只能把自己變的更不好。」（《美國首都講法》）師尊就像完全知道我的想法，指出了我的錯誤想法。我無話可說了。

我看到真相光盤上採訪神韻西人主持林理善先生，華人主播問林理善先生：「為甚麼加入神韻？」林理善先生說：「除了可以吃到中國菜以外，還能學漢語……。」華人主播忍不住笑出聲來，我也在心裏笑（當然不是笑話的意思，是感慨的笑），中國人都能理解為甚麼笑──覺的西方人真的是很單純，只有西方人會回答加入神韻是因為可以吃到中國菜，中國人是決對不會這樣回答的，中國人會講出一大堆冠冕堂皇的華麗的理由來。黨文化毒害下的中國人，與西方正常社會的人的思維習慣已經很不一樣了，已變異的非常厲害，人人都變的思想極其複雜，過份精明，講話繞圈子，人人都不吃虧，認為心眼多、不吃虧是好事，把這些不好的觀念當成了自己。

學了《二零一零年紐約法會講法》，我認識到應該改變在處事、在人際交往中形成的人的觀念，多用善來看問題，不用怨恨來看問題；不做一個「只會說、不去做的」人，「腳踏實地的」去救人。

學法所悟，請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