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在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江氏流氓集團發動了對法輪功的殘酷迫害。程碧苦思不得其解，一個想用「真、善、忍」法理學做好人的人，有甚麼錯？從那天起，程碧和無數的法輪功學員一樣，只為了一句真話，做一個好人、更好的人，卻遭受了不同形式的殘酷迫害。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程碧和煉功點上的幾個同修一起去北京向政府反映法輪功的真相；當晚她們被北京警察用公交車強行綁架至北京豐台區體育場裏，沒有飯吃，沒有水喝，夜晚不能休息。七月二十一日，她們被地方公安強行綁架回德州，非法關押在德州市棉麻公司賓館一週，失去人身自由和正常的工作和生活，強制參加所謂的「轉化學習班」，強行洗腦，高壓威逼寫所謂的「三書」。

二零零一年十二月份，德州市湖濱北路派出所兩個不知名的警察，突然闖到程碧的家進行騷擾，問她「還煉不煉法輪功了」，程碧回答說「煉！」只為這一句真話，十二月二十五日，德州市國保大隊頭目張希坤帶人要綁架她到看守所。當時單位領導不同意，說她丈夫不在家，你們不能把她帶走。

二十六日凌晨二點，程碧的丈夫從外地趕回家；上午，湖濱北路派出所幾名警察，就強行將她綁架到德州市看守所。程碧的丈夫、孩子和遠道來的父母為了她能回家，找到當地國保大隊頭目張希坤要人，後被兩次勒索四千元錢。不但沒放人，在看守所迫害她半個月，又將她綁架至設在德州市國泰賓館的「洗腦班」，對她又迫害了半個月。

當時這裏被非法關押了許多法輪功學員，她們無人身自由，互相之間不許說話，強迫看誹謗大法的「天安門自焚」偽案等錄像片，被強行洗腦，並對她們的家人和單位進行恐嚇，威逼寫所謂的「三書」。

二零零七年九月上旬，德州市湖濱北路派出所片警李國治帶領幾名警察，幾次闖入程碧工作的地點和家裏，向她索要像片和筆跡，說是上面的要求，她向他們講大法的真相，並拒絕他們的非法要求。九月十四日上午，德州市國保大隊頭目張希坤帶了五、六個人非法闖入她工作的地點，搶走了她的手機、鑰匙和辦公桌內的大法書籍和日記，接著又非法到她家抄家，搶走了她的電腦、新唐人電視接收器、移動硬盤一個、MP3一個和數本大法書籍等，後將她綁架至湖濱北路派出所。下午，德州市又一名國保大隊惡警劉大偉威逼程碧放棄信仰法輪功，被她拒絕後，接著將她強行綁架至德州市看守所。在看守所，警察對程碧打罵、關禁閉、罰站吊銬；程碧拒絕搜身和填寫登記表、照相、按手印、穿號服、強制手工勞動，拒絕「六一零」 惡警兩次提審，並要求立即放人。

九月二十九日上午，國保大隊惡警劉大偉帶領幾名警察，把程碧強行綁架到一輛警車上，非法送濟南第一女子勞教所。在濟南第一女子勞教所，程碧被強迫照相、強迫在勞教所醫院和旁邊的武警醫院透視、抽血後，直接把她綁架到一大隊進行迫害。在那裏，程碧看到一大隊大隊長惡警孫娟手裏拿著一張有她名字的「勞教通知書」，之前程碧從沒見過這張「勞教通知書」，也沒有在上面簽過字。

濟南第一女子勞教所一大隊是專門迫害法輪功學員的大隊，迫害法輪功學員的惡警有孫娟、楊曉琳、孫群麗、耿狄梅、劉建會、梁巧玲、張洪芬、肖英、史詠梅、李玉、李敏、李暱等人。

這些惡警為了達到讓程碧放棄對法輪功信仰的目的，前三個月曾對她進行了隔離、封閉關押、挨凍、限制大小便、晚睡早起、不讓洗刷、不讓見親人、長時間罰坐塑料板凳至臀部肌肉腫爛、強制洗腦等殘酷迫害。接著逼迫她下車間勞動，幾乎每天都幹十二個小時以上的活，還經常強制早晚在宿舍幹糊紙盒、貼標籤等手工活。因高強度的奴役勞動，導致她每半個月來一次例假，每次持續半個月，而且流量很多，經常流到褲子裏，有時晚上疼的睡不著覺，在床上打滾，有時在廁所嘔吐，即使這樣也不讓休息。一次程碧痛暈在車間裏，僅讓休息兩個小時，就又逼迫回車間勞動。

在那裏被非法關押的法輪功學員，每天從起床、上廁所、洗刷、排隊、走路、吃飯、喝水、幹活、睡覺均不許說話，二十四小時被社會上的勞教人員監視，她們隨時向惡警彙報法輪功學員的情況。吃飯限制半個小時、洗刷五至七分鐘、洗澡和洗衣服一共十至十五分鐘，喝水限制次數，上廁所限制時間，經常大便沒有解完就被趕出廁所，夜晚經常聽到被酷刑折磨的法輪功學員房間裏傳出來撕心裂肺的聲音。

在勞教所，程碧被非法迫害了一年零六個多月，二零零九年四月五日她回到了家。

回想中共惡黨對法輪功學員長達十一年的迫害，給程碧的精神和肉體造成了無法用語言來表達的痛苦和折磨；給她的家庭和親人也造成了巨大的傷害，她的丈夫在這場迫害中被迫和她離異；給她的家庭造成的經濟損失高達八萬多元，其中包括幾次她被迫害期間，單位扣發她的工資和獎金及單位應支付給職工的各種保險費用近七萬，被惡警勒索和她被迫害期間的生活費用及家人去看望她的費用一萬多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