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曆朝歷代，請願作為下情上達的手段而被眾多開明的君主所認可，並在一定範圍內起到了興利除弊的作用。如果把中國古代的請願和現代的上訪相類比，那麼在古代歷史上還曾經有過大量「集體上訪」事件呢。比較有名的，如東漢的太學生運動，南宋的太學生運動，明代的東林黨人運動，近代的公車上書等等；至於地方官員接受民眾書面請願或集體攔轎陳情等方式的「上訪」則不可勝記。

北宋靖康元年的太學生請願，就是古代的一次民意成功上達皇權的一個「集體上訪」例子。宋欽宗靖康元年，南下的金兵逼近東京（今河南開封），宋朝主戰派率軍準備抗擊金兵，這時一部份宋軍偷襲金營反中了埋伏，損失了一千多人馬。宋欽宗聽信投降派的謠言，把主戰的兵部侍郎李綱和大將種師道撤職。太學生陳東帶領了幾百名太學生，擁到皇宮的宣德門外「上訪」，要求朝廷恢復李綱、種師道的原職，懲辦李邦彥、白時中等奸臣。東京城的老百姓得知後，也都來到宣德門，聚集了幾萬人。宋欽宗在宮裏派人傳旨說：「李綱用兵失利，不得已罷之，使金賊稍退，即令復職。」學生和百姓們不肯答應，都衝進朝堂敲打「登聞鼓」（有急事上奏時候敲的鼓），把鼓皮都打破了，抗議的呼聲震天撼地。後來，宋欽宗派人召李綱進宮，並且當眾派人宣布，恢復李綱、種師道的職務，幾萬人這才在歡呼聲中陸續散去。

現代的文明社會中，公民有言論的自由，請願（或者以中國特色名之為「上訪」）是合法的表達民意的方式之一。著名的人權領袖馬丁•路德•金博士，為爭取美國黑人的人權，1965年領導了由席爾瑪到蒙哥馬利的歷史性請願遊行。當年阿拉巴馬州州長試圖阻止遊行隊伍佔用高速公路，認為這違反了州法律，侵犯了他人行車的自由。但是，審理此案的約翰遜法官認為，儘管遊行達到了憲法所允許的極限，但是，遊行的可行性「應該以（它）所抗議的惡的程度來加以考量」。在這件事上，「惡（指當時黑人的人權遭受到的踐踏）是巨大的」，據此約翰遜法官裁定馬丁•路德•金的遊行是合法的。

在今天的自由社會裏，公民有任何訴求可以直接寫信或約見自己的民意代表──議員，要求幫助解決問題。筆者曾經因為中共領事館無理拒絕本人護照延期寫信和拜訪本地議員，都得到合理接待，並獲得幫助。通常來說，在今天的自由社會，政府部門裏的正常「上訪」陳情往往都是默默和有序的與民意代表互動，不必引人注目。引人注目的，倒是政府首腦部門前群情激憤的抗議示威，如相當於北京中南海的白宮、歐盟總部大樓前常會有激動的抗議示威的人群，比如2009年10月5日，數以千計奶農就奶價暴跌一事在歐盟總部外舉行抗議，2400名示威者和740輛拖拉機到場抗議，甚至向警察扔瓶子、撒乾草、噴牛奶。

以上這些古今中外「上訪」和示威人群確實可以說是「聚集圍攻國家機關，嚴重影響了國家機關周圍的社會治安秩序和人民群眾的正常生活，向黨和政府施壓，在國際國內造成了極壞影響」。儘管如此，除非抗議者本身當場違法犯罪，對示威者「秋後算帳」或大規模鎮壓，仍然是在自由社會中不可想像的荒謬事情。即使在中國古代，歷史上有名的昏君宋欽宗（「靖康之恥」的主角之一），也沒有對「上訪」民眾採取鎮壓報復行動，這表明他仍不失人性和基本道德。

相比之下，1999年4月25日萬名法輪功學員在中南海附近的府右街集體上訪，現場秩序井然，甚至值勤警察都無所事事而悠閒地在一邊聊天。整個過程安靜平和，既沒有阻礙交通，也沒有大聲喧嘩。法輪功學員要求的也僅僅是釋放天津被無理抓捕的法輪功學員，同時要求給法輪功修煉群眾一個正常的也是合法的修煉環境 而已。

然而就是這樣一群與世無爭的和平修煉者卻不能見容於中共當局，在隨後的十一年中慘遭史上最黑暗的迫害。即使這樣，修煉者們仍然十年如一日堅守信念，以和平面對暴力，浩然正氣直貫蒼宇。而另一方面，也從中可見中共的邪惡殘暴，堪稱古今無匹。當然這也是它自己選擇了與正義和良知為敵，自願走向歷史的垃圾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