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慧網二零一零年四月十六日】師父《在明慧十週年法會上講法》中，多次講到中共邪黨綁架眾生、綁架中國人的法。師父說：“一說解體中共，有人就不理解了。實際上是解救被這個大魔、大邪惡綁架了的眾生，在挽救人。”“大法弟子就有那麼大的責任，那這個責任就是要在眾生都不行了的時候、世人被惡魔中共邪黨綁架而無望的時候救度他們。”師父講的太好了，太讓我震撼了。 因為我是一個老年大法弟子，在六十年前就參加了中共邪黨，參加了中共邪黨的地方工作，緊跟邪黨亦步亦趨幹了六十年，特別是對邪黨在農村幹的大量醜事、壞事，既是參與者，又是見證者，自己參與了對眾生的綁架，過程中自己也被邪黨綁架了。作為一個正法時期的大法弟子，有沒有必要用自己的親身經歷揭露中共綁架眾生所採取的惡劣手段，犯下的種種罪惡，給眾生造成長期深重的災難和痛苦呢？經過再三考慮，覺的寫出來，一可使自己對自己這一生進行一次清算，加深對中共邪黨邪惡本質的認識，肅清流毒，劃清界限；二可為世人、功友提供一個直接參與綁架眾生的醒悟者對邪黨統治大陸六十年犯下的種種罪行第一手資料，加深對天滅中共的認識、理解；第三，證實師父這段講法的正確。 下面，我就按照時間順序，把自己親身經歷的中共邪黨綁架眾生的手段、過程、惡果予以揭露。 一、從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二年 這三年，邪黨中共在大陸綁架眾生的手段概況起來就是三個字：“殺、關、管”。“殺”，就是殺人；“關”，就是關監獄；“管”，就是給一部份人戴上“地主”、“富農”、“壞份子”、“反革命分子”等帽子，出門請假，遇事報告，“只准老老實實，不准亂說亂動”。這種統治手段貫穿於這幾年開展的所謂“剿匪”、“反霸”、“鎮壓反革命”、“土改複查”等血腥運動的全過程。 “剿匪”，並不是剿傳統概念的綁票敲詐、打家劫舍之匪，而是另有所指。那個年代，當政的國民黨把一貫搞恐怖暴動、獨立分裂的共產邪黨及其武裝力量統稱“共匪”，應是名至實歸。而共產黨這個專以暴力搶劫為能的邪惡勢力，則把國民黨叫做所謂“蔣匪幫”，借以欺騙黨徒，煽動民眾仇恨。國民黨被打敗以後，留下的散兵遊勇、小股地方武裝力量，被中共稱之為“殘匪”。所謂“剿匪”，就是消滅這一部份人，這實際上是黨爭的繼續，為邪黨獨裁掃除障礙。我所在的縣，一九四九年底就完成這一任務了。打死一部份，投降一部份，逃跑一部份。我參加的一次行動中，活捉一大隊長、一參謀長。逮住不到倆月，就將其槍斃了。 “反霸”，就是對掌握前基層政權的保長、聯保主任、鄉紳等頭面人物進行批判鬥爭。這種鬥爭都是在嚴密組織、充份準備的基礎上進行的。會前要精心對所謂“苦主”進行培養、演練；對發言順序做出安排；安排喊口號的人以及口號內容，台上台下呼應。如由副區長主持、我參與的一次批聯保主任的鬥爭會上，“苦主”訴苦的內容為抓壯丁、攤派糧款未交而被抓的內容。當問到事實是否屬實時，若答不攏，就出現打人、喊口號助威，直到打的鼻青臉腫、不能支持時，會議主持人才宣布暫時休會。“反霸”實際是清除舊基層政權的基礎。這一段，幾乎逢鬥必打，被打死者亦不少見。 “鎮反”，就是屠殺所謂的“反革命”。這是一個很大的運動，有條例，有歌曲。我記的當時劃“反革命”的標準是：保長以上、國民黨區分部書記長以上、三青團分隊長以上、一貫道壇主以上，都在鎮壓範圍之內。全國同一天開展大逮捕，然後集中一段時間殺人。我見到最大的殺人場面是一次槍斃二十多人。這是中國歷史上一個新政權建立後從未有過的最殘酷的腥風血雨的階段，一個中等縣也會有四、五百人被屠殺，有的甚至更多，估計全國至少會有數十萬人被殺害（我估計五十萬以上）。 “土改複查”，就是鬥地主，分田地。被共產邪黨視為“階級敵人”而必欲罵倒搞臭、斬草除根的所謂“地主”，其實絕大多數都是勤勞致富、安分守己的富裕農民，絕不是中共文藝作品中蓄意捏造的黃世仁、劉文彩等惡霸形像。在“土改“鬥地主時，算所謂的“剝削帳”最為激烈。我參加的第一批土改試點村，在這一階段自殺三人。我參與第二批土改結束時，聽到一位知識份子用這樣幾句話評價“土改”、“反霸”，他說：“辛辛苦苦，落個地主；人前說話，落個惡霸；吸一輩子洋煙（大煙），落個江山。” 挑撥一部份人去打擊另一部份人，歷來是邪黨整人的策略。這三年在農村實行的組織路線就是“依靠貧農，團結中農，孤立富農，打擊地主”。通過這三年的幾個運動，農民中大約有百分之十左右的人，被戴上“地主”、“富農”、“反革命份子”、“壞份子”等帽子，出門請假，有事報告，徹底失去了言論、行動的自由，成了“無牆監獄”裏的無期犯人。並且“地主”這頂比山更沉、比屎更臭的帽子，在他們頭上一戴就是三十年，每逢運動，往往都順便拿其開刀祭旗。其子女則被戴上“份子子女”帽子，低人三等，凡是好事休想沾邊，到成家的年齡找不到對象，無奈，“份子”的子女們，只得採取“換親”、“轉親”的畸形婚姻方式結合，繁衍後代，釀成大量婚姻悲劇，這是後話。而一部份獲得土地、財產的農民，對眼前獲得的經濟利益和腦子裏久遠年代形成的道德觀念發生碰撞：“君子愛財，取之有道”、“不取無義之財”，所以有些人就把分得的財產悄悄退還原主，被發現後批之為“階級界限不清，階級覺悟不高”，從此思想上套了一副枷鎖，心靈長期受到良心的拷問。在這一段，眾生親眼看到邪黨的恐怖殘暴，心靈深處產生了對邪黨的極度畏懼。 二、從一九五三年到一九六二年 邪黨通過所謂的“統購統銷”、“集體化”、“大辦鋼鐵”、“大躍進”、“反右派”、“反右傾”、“民主補課”等運動，對眾生在生活、生產、心靈、人身等全方位控制、殘害，使全國進入一個最為難熬的苦難時代。 一九五三年開始，在農村實行了糧食“統購統銷”，規定了按各村的土地、人口等因素，各村各戶的定購任務，接著在城市非農業人口中，按照從事工作的勞動強度及年齡大小，規定了吃糧標準，發行糧票，憑票供應。後來，又實行了布票、肉票、油票、糖票、副食品票等等。到了一九五八年，又成立了“人民公社食堂”，砸了民眾的鍋灶，發現誰家冒煙，就要進行批鬥。從此，民眾在生活上完全失去自由，扣飯扣票成了打擊不同意見者的手段，那時候在農村經常聽到的、讓人毛骨悚然的一句話就是：“不聽話，叨你的伙”。 強制走集體化道路。此舉使農民失去了土地，失去了生產資料，失去了自主經營和對勞動成果支配的權利，完全變成了在中共邪黨驅使下的奴隸。從一九五三年到一九五八年短短的五年時間，農民從“互助組”到“初級社”、“高級社”，在毛魔頭“還是人民公社好”邪說的逼迫下，很快，所謂“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就在全國實現了，其中相當多農戶是從單幹戶一夜之間被邪黨煽起的狂風刮到“人民公社”的。把眾生都綁架到“人民公社”這個大監獄之後，在大躍進“一天等於二十年”、“放衛星奪高產”、“五年超英十年趕美”（其目的是迅速提高國力，以實現“解放全世界”、“世界大同”、建立“紅彤彤的新世界”、獨霸全球的野心）等口號驅使下，浮誇吹牛風、“一平二調”的共產風刮遍全國，甚麼小麥畝產七千斤、水稻畝產十萬斤、芝麻畝產二千斤，這些典型的虛假數字，都成了邪黨各大報紙的頭條新聞和號外。“人有多大膽、地有多高產”，“讓高山低頭、讓河水讓路”，“讓龍王爺告老還鄉”，成了報紙的大字標題。邪黨要求農民耕作時“小雨不停、大雨搭棚”，“一天等於二十年”，要求一天二十四小時“連軸轉”，不睡覺，不休息。這樣搞的結果，使不少農民患上了夜盲症，不少青壯年女子子宮下垂，由於營養不良導致的肝炎、浮腫等疾病在廣大農村蔓延，使民眾身心均受到極大傷害。 知識份子、幹部以及各界人士，對農村發生的問題早就怨聲載道了。為鉗知識份子之口，邪黨設下毒計，在一九五七年大造輿論，在全國開展所謂“四大”（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誘騙知識份子幫助邪黨“整風”，然後大打出手。在邪黨的反復宣傳鼓動下，各種意見就如井噴一般爆發了。揭露問題、曝光陰暗面、提出批評和建議的大字報，在很短時間貼滿樓道的牆壁及院牆。誰知這是個大陰謀，聽取意見是假，“引蛇出洞好打”是真。幾個月後，邪黨就大張旗鼓的開展了所謂“反右派鬥爭”，並且根據各單位人數按比例下達指標，打多少右派有任務，都必須按數完成。把大批有愛國熱心、有獨立見解、敢說敢講的優秀知識份子，打成了所謂“右派份子”，變成了被專政的階級敵人，把“地、富、反、壞”後又加“右”，成了“五類份子”。有關資料顯示，全國共劃右派五十五萬二千八百七十七人，加上所謂的“中右份子”、“漏網右派”，受到打擊的人就更多了。 大躍進造成的大飢荒，更是使全國幾千萬人喪命。到了一九五九年下半年以後，有些生產隊的糧食完全吃空了，用秸稈填充的假糧食也暴露了，不少食堂已經停伙，無米可炊了。全國大面積出現浮腫病、乾瘦病、餓死人、人吃人的慘狀。因為自己當時在城市，每月還有二十九斤口糧，在沒有多少副食補充的情況下，雖然也挨了餓，但畢竟度過來了。到了一九六零年下半年，抽我到所謂“重災區”工作時，才看到“災情”的慘狀。我去了一個據說是“災情”最重的小村，在路過的山坡上，就見到幾具餓死後家人無力掩埋而晾在山坡上的白骨。到該村了解，這個村一九五九年上半年有一百三十多口人，到一九六零年下半年剩了不足四十人，餓死一部份，還有逃荒走的。我見到的農民，還有不少浮腫的，乾瘦的，普遍是面黃肌瘦，無精打采。別人還給我介紹了一個丈夫被餓死，其妻將他的死屍吃掉，邪黨又以破壞屍體罪將其妻判處徒刑的事例。我所在的那個五十多萬人口的中等縣，這一階段餓死十萬人還多。邪黨為了掩蓋其滔天罪行，精心造了一個名詞，稱之為“非正常死亡”。 中國大陸出現了這麼大的問題，當時中共邪黨的領導人並沒有對這一系列錯誤進行反思、檢討、道歉和改正，而是編造謊言，嫁禍於天，嫁禍於人，胡說這都是“三年自然災害”造成的，是蘇修逼債造成的，是階級敵人破壞造成的。因此，又借機開展了所謂的“民主革命補課”，把聽命於上級的縣、社、隊幹部，當作階級敵人對待，進行集訓、特訓，由持槍的武裝人員把他們看管在類似監獄的地方，使這些未被餓死的基層幹部又受到一輪新的迫害。此後，全國城市實行了低標準、“瓜代菜”（即把樹皮、草根、秸稈等加工成澱粉，都成了民眾的代食品）政策。全國民眾除特供者以外，都處在飢餓、半飢餓狀態。一直到六十年代中期，人們仍處在“紅薯湯，紅薯饃，離了紅薯不能活”的艱苦境地。 三、從一九六三年到一九七九年 這十多年時間，邪黨以階級鬥爭為綱，以大批判開路，批判所謂的“封建主義、資本主義、修正主義”，開展了所謂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四清運動”、“文化大革命運動”，繼續壘高、加固關押全國民眾的獄牆，企圖把眾生的思想、行為都死死綁架在其不斷變化的框框裏，誰不小心越雷池一步，立即就會遭到批判、抄家、戴高帽遊街、坐監牢等嚴厲懲罰，紅色恐怖瀰漫城鎮鄉村的每一寸土地，從高官、小吏到普通百姓，人人擔心害怕，膽戰心驚。 我回憶，這一段時間邪黨挖空心思、花樣翻新的整人，主要有以下十多種名目： 其一、批“三自一包”。即批判為農民分配的自留地，在流通領域允許部份農產品進入市場自由買賣，在企業實行自負盈虧，以及對農民包工包產到戶的做法，把其視為走資本主義道路，在大批判的基礎上，收回了自留地和借地，取消了自由市場，廢除了包產到戶和企業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經營方法，使生活剛剛稍有好轉的數億農民遭受新的打擊，從新陷入極度貧寒的困境。 其二、開展所謂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和“四清運動”（清政治、清經濟、清組織、清思想）。整肅的就是最基層的農村大、小隊幹部。一九六三年所謂“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就是宣傳邪黨中央下發的前十條文件，上演訴苦醜劇，欺騙、愚弄百姓，對農民進一步洗腦。其實，在農民眼裏，中共建政之前的戰亂年代還不是最苦的，最苦的是所謂“新中國”的大躍進、大食堂期間。我所在的農村，農民在大會上訴苦時，不少人不訴所謂“舊社會”之苦，而是訴六零年之苦。這一段，邪黨沒搞甚麼大的血腥動作。 一九六四年和一九六五年開展的兩批“四清運動”，則可以說是大動干戈。上至國家主席及其夫人，下到省、地、市、縣的頭頭腦腦，都被抽去參加“四清運動”。我參加了第一期的四清工作隊。在工作隊集訓期間，就有一個縣委書記被罷了官，連當工作隊員的資格也被取消，只能跟隊勞動。工作隊進村以後，擺脫原來的大、小隊幹部，從新扎根串聯，發動揭發大、小隊幹部的四不清問題，人人審查，人人過關。最後查出一個小隊會計有偷盜集體錢糧的問題，作了退賠及行政處理。在割農民多佔宅基地、多佔自留地時，遭到強烈反對，最後不了了之。第二批四清我沒參加，第二批四清尚未結束，“文化大革命”就開始了。 其三、“橫掃牛鬼蛇神”。這場運動把鬥爭矛頭指向了留長頭髮、穿喇叭褲、穿高跟鞋等穿戴比較時尚的人群，紅衛兵在大街上拿著剪刀，遇著寬褲腿、高跟鞋就將其剪掉，嚇的這些人趕快更換服裝。 其四、批所謂“三家村”。把北京的文官或學者鄧拓、吳晗、廖沫沙定為“三家村”，集中火力猛批狠打；批所謂的資產階級學術權威，把矛頭指向了各界名流、學者、專家、權威，對他們進行抄家、批鬥、遊街，使高層的知名人物遭到沉重打擊。 其五、批“彭、羅、陸、楊”。把彭真（邪黨北京市委書記）、羅瑞卿（公安部長）、陸定一（中央宣傳部長）、楊尚昆（中央辦公廳主任）定為所謂彭、羅、陸、楊“四家店”，把鬥爭矛頭指向了北京市和中直部門的領導，並在批判他們的大會上出現“坐飛機”、掛牌子等虐待人的場面，預示著下一步上掛下聯的鬥爭必然出現武鬥打人的場面。可見，中共邪黨對為自己賣命的人也不放過。 其五、毛魔頭“炮打司令部”。毛魔頭《我的一張大字報》，鼓吹“炮打司令部”，邪黨國家主席劉少奇、總書記鄧小平被點名批鬥，各大、小單位的頭頭，都成了“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全部成了鬥爭的對象，形成了各級領導被戴上高帽子遊街，大、小會批鬥的高峰期，幾乎無人倖免。各地群眾則形成相互敵對的兩派──造反派、保皇派，一派揪某官，一派保某官，兩派互相敵視仇恨，勢如水火，人人被卷於其中。沒卷於其中被貶為所謂“逍遙派”，最後也成了批鬥的對象。 其六、派軍隊“支左”。邪黨命令部隊介入地方文革，支一派，壓一派，造成搶槍，武鬥升級，一方面不斷向對方發動攻擊，一面構築堅固工事進行防禦。武鬥中打死、打傷人是常事，然後又以討還血債為名，使武鬥再次升級，最後不僅使軍隊彈藥庫被搶，連其領導人的家也被紅衛兵抄了。 其七、抓叛徒、特務、反革命，“清理階級隊伍”，揪鬥“變色龍”、“小爬蟲”，抓“壞頭頭”等。都是利用一部份人，打擊另一部份人。各群眾組織都把矛頭指向對方，借此打擊異己，消減對方力量。有些承受不住壓力的，就自殺身亡了。有一家老倆口就因為害怕，雙雙懸梁自盡。這樣的例子，耳聞目睹的數不勝數。 其八、驅趕城市學生下鄉。在毛魔頭“廣闊天地，大有作為”口號的欺騙、強制下，把跟著邪黨“造反”的紅衛兵、青年學生統統趕到農村，搞所謂“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卸磨殺驢，使他（她）們背井離鄉，吃盡苦頭。 其九、驅趕部份城鎮居民下農村。在“我們也有兩隻手，不在城裏吃閑飯”的口號欺騙下，把大批城市居民趕到農村，也使其過上很差的農民生活，成了“吃農業糧”的二等賤民。 其十、誘騙外地教師返鄉，奪去“鐵飯碗”。在批判所謂的“資產階級法權”的過程中，誘騙大批教師返回本鄉本土，他（她）回鄉後丟失了公職，丟掉了工資，變成農民，打到社會最底層。 其十一、在農村“割資本主義尾巴”，打擊敢於尋門路致富的農民。 其十二、辦所謂“五七幹校”，把中央部委的大批幹部遣到農村“勞動改造”。 其十三、搞所謂“揭、批、查三種人”，再算文革舊賬，又使不少人受到新一輪打擊。 我和一同事在回憶這十多年的經歷時，感到在以階級鬥爭為綱、以大批判開路的血腥年代裏，就連受騙而“一心跟著邪黨走”的人，也幾乎人人都遭過罪，都傷過心，“犁不住耙住，耙不住掛住”，一點皮毛沒傷的人幾乎沒有。在所謂的“游泳”中，有人被淹死了，有人則傷痕累累。今天是依靠對象，明天就是被打擊的目標，使許多人戴上了無形的手銬腳鐐。 四、從一九八零年到今天 這三十年時間，逐步開放了，過去的許多做法也被否定了。但堅持中共邪黨執政獨裁這一條不僅沒有絲毫的退讓，而且控制更嚴。邪黨高喊“政治體制改革”，實行人民當家作主，其實，完全是騙國際社會、愚弄民眾的假話空話。邪黨對不利其一黨獨裁言論行動，堅持打擊不手軟。據我觀察，邪黨這一段在維持對大陸民眾獨裁統治的手段，主要就是“哄”、“騙”、“壓”三策。 “哄”，就是施以小恩小惠，給各界民眾一點甜頭。近三十年，把文革各個時期被打擊的人都平反了；把“地、富、反、壞、右”的帽子摘掉了；給民眾一點好處。長期遭受邪黨欺壓的廣大世人，在不了解外面世界的情況下，有點滿意感，他們中很多人確實被邪黨施予的小恩小惠哄迷了。 “騙”，就是通過其控制的所有宣傳工具，宣傳其改革開放，上下左右一個腔調，不允許有“雜音”，對外實行新聞封鎖，網絡封鎖，使人們不了解真相，無法比較、鑑別。比如，大陸與台灣在六十年前經濟基礎大體相當，經過六十年的發展，大陸的人均收入比台灣少了六、七倍。再和亞洲的四小龍比，孰快孰慢，不言而喻，有甚麼值得吹噓的呢？但也確實有相當一部份人被邪黨騙暈了。 “壓”，就是對於持不同政見者和修煉真、善、忍的法輪功學員進行殘酷鎮壓。 一九八九年的“六四”事件，中共邪黨對反腐敗、反官倒、憂國憂民的青年學生，出動坦克武裝鎮壓的血腥場面記憶猶新。 一九九九年對修煉真、善、忍的法輪功群體進行迫害，已致死三千多人，幾十萬人被勞教、判刑，直到目前，仍有大批學員被非法關押在監獄迫害，遭受酷刑折磨。 結語：邪黨在大陸已篡權六十年，害死民眾八千萬，它所犯下的種種罪行歷歷在目，眾生被綁架在這個大監獄中遭受的各種苦難記憶猶新，而苦難現在還在繼續中。如果說邪黨篡權初期，眾生還迷在其宣傳許願未來的美好憧憬中，那麼，六十年過去了，這一切都破滅了，帶來的就只能是苦難的回憶。事實也一再告訴人們，邪黨就是要葬送中華民族的，就是要毀滅炎黃子孫的，誰信邪黨誰上當。邪黨不滅，國無寧日。現在的大陸眾生除了仍迷在權力之中的少數人之外，對邪黨對大陸民眾的欺壓已經人人痛恨，人人唾棄。你別看有些人表面跟邪黨走，也說邪黨好，那是害怕再遭邪黨迫害，那是假相。 有道是“多行不義必自斃”。中共邪黨禍亂中華六十餘年，諸惡做盡，人神共憤。《九評》敲響了中共的喪鐘，給廣大飽受邪黨欺騙、面臨劫難的眾生，指引了一條免災保命、走向美好未來的光明之路，那就是聲明退出中共邪惡的黨、團、隊組織，在思想上從中共的綁架中毅然擺脫出來，在大善大惡面前做出明確的選擇，擯棄邪黨，認同大法，這樣，就能得到神佛的慈悲救度，走向沒有邪黨、恢復傳統文化和淳樸民風的新中國，走向人類的新紀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