喬高在文章中說，《血腥的摘取》這本書的主要結論是：「大面積的強迫掠奪法輪功學員器官的行徑一直存在，並且今天還在繼續著。我們已斷定，中共政權及其分布在全國各地的機構，尤其是那些醫院、拘留中心和‘人民法院’，自從一九九九年以來，已殺害了大量法輪功學員，但具體數目不詳。他們的重要器官，包括腎臟、肝臟、眼角膜和心臟，都被強迫掠奪並高價出售，有時是出售給那些在自己本國要經過漫長的等待才有可能等到自願捐獻器官者的外國人。」

我們的結論不是從任何一個單方面的證據中得出的，而是通過我們研究過的五十二類證據綜合分析得出來的。我們研究過的證據的每一部份，其本身都是能得到證實的，而且在大多數情況下，都是不容爭辯的。把這些證據放在一起就是一幅證據確鑿的完整畫面。

那麼，中國國內和國際上為制止這一史無前例的反人類罪行所做的努力有一定的成效嗎？這本書列舉了中國國內外的各種變化，其中包括：

從二零零七年六月二十六日以後，中國的病人相對於外國人來說，有獲取器官的優先權；

中國國內那些曾經標明價格宣傳器官移植並炫耀（病人）只需很短的等待時間的網站消失了。我們已經把從前的網站歸檔整理，但這些網站現在已經不見了。

中共政權現在承認從囚犯身上獲取器官是不合適的。衛生部副部長黃潔夫在二零零九年八月舉辦的全國人體器官捐獻工作會議上說，死刑犯絕不是獲取器官的正當來源。
在我們展開工作以後，在中國以外採取的行動相當積極。

台灣禁止中國醫生以器官移植中介為目的訪台；

澳大利亞昆士蘭省的主要器官移植醫院禁止培訓中國外科醫生；

以色列通過法案禁止買賣器官以及做器官中介，而且以色列公民如果到中國做器官移植，政府不會支付任何醫療保險。

比利時國會議員帕特裏克﹒萬克阮科斯文（Patrik Vankrunkelsven）和加拿大國會議員博瑞斯﹒烏爾澤斯紐斯基（Borys Wrzesnewskyj)各自在自己國家的國會提出了禁止器官移植旅行的法案。如果通過立法程序，這項法案將會懲處那些明確知道器官來自非自願供體或有能力了解到這一事實但仍然接受器官移植的病人。

世界醫學協會和中國醫學協會簽署了一項合約，規定來自囚犯和其他被關押者的器官不許用於器官移植手術，除非是該囚犯或被關押者的直系家屬。

移植學會（Transplantation Society）反對把囚犯作為器官移植的供體，也拒不接受所有有關從囚犯身上獲取器官或組織的移植病人的數據和學術研究的報告。

這些改變不足以解決我們在報告中提出的罪行。相反，對法輪功學員來說，情況不僅沒有改善，反而更加糟糕。自從我們開展工作以來，被判死刑的犯人數量減少，相應的，已經執行的死刑也大幅減少，可是移植的數量只是在剛開始時降低了一點點，隨後又回到先前的水平。在中國，由於移植的來源除了死刑犯以外，就是法輪功學員，死刑犯作為供體來源的減少意味著法輪功學員作為供體的案例在增加。

儘管在我們展開調查工作之後，中共對法輪功學員施加的罪惡更嚴重，中國國內外的政策和舉措的改變仍然讓我們感到鼓舞。人們還是願意改變，我們所有的人都必須持之以恆的施加壓力改變現狀，直到這樣的罪惡行徑停止為止。

勞教產品的輸出

我最後要談到的問題是中國各地的法輪功學員和其他一些人被強制勞教。

中國目前的勞教所系統是從五十年代一直持續至今，是毛效仿俄羅斯的斯大林和希特勒的第三帝國組建起來的。在中國，直到今天，警察只需要簽一個名就可以把某人押到勞教所關四年。在這個把極權主義發展到極致的國家，勞教不需要法庭聽證，也不允許上訴。

在調查關於法輪功學員被摘取器官的指控時，我和大衛•麥塔斯訪問了大約十二個國家，採訪曾經被關進勞教所，後來得以離開勞教所最終逃離中國的學員。

他們講述說，在勞教所裏被迫在恐怖的環境下每天工作長達十六個小時，沒有工資，食物很少，好幾個人擠在狹小的空間睡覺，而且睡在地上，還要承受酷刑。他們所做的勞工包括製作出口產品，從衣物、筷子到聖誕裝飾。毋庸置疑，勞教所是被出口商們偷偷作為承包商來使用的。

據我們估計，截至二零零五年，這些所謂的「勞動教養或勞動改造所」在全中國各地大約有三百四十個，關押著大約三十萬勞工。用其它方式估算的在押犯人的數量還要更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