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九九年十二月，我和幾位同修一同進京，因為事先拿到了先去北京的同修的聯繫方式，告知我們到京後遇到困難可以尋求幫助。我們在北京下車時已經是夜晚，按地址來到京郊，想去同修那裏暫住，卻怎麼也打不通電話，無奈只好在外面凍了一整夜。路上偶有行人路過，用異樣的眼神看看我們，說：「還敢在這啊！剛剛這裏抓走了好多人哪。」

第二天凌晨，我們終於打通了電話，按電話裏說的乘坐公交車去了另外一個地方。接站的是一位三、四十歲的男同修，只見這位大哥微笑著迎上來：「是你們打的電話吧，跟我走吧。」我們絲毫不用懷疑對方的身份，因為他臉上純善至真、無畏樂觀的神情只有大法弟子才有。大哥也說，他接過很多外地素未謀面的同修，從來沒錯過。交談中得知昨夜我們抵達半個小時之前，警察一次突然行動，綁架了那裏租房暫住的很多法輪功學員，危險離我半步之遙卻擦肩而過。

跟隨同修來到另一個地方，是一處暫時租住的平房。因為那時來北京請願的修煉人太多了，住旅館需要身份證，就會暴露大法弟子的身份，所以先來京的同修就幫大家租房子提供便利條件，既可暫時歇腳又能有個環境互相交流以增強正念。屋子裏已有十多位來自不同地區的法輪功學員，大家雖互不相識卻像久別重逢的親人一樣有默契。有位阿姨看我穿的單薄，拿出一條絨褲讓我套上，後來這條褲子陪伴我在派出所、拘留所、看守所、洗腦班等地輾轉了很長時間。

當天傍晚，院子裏的水龍頭突然壞了，水流直衝門口噴出去。同修不知怎麼回事，找人修好了。晚上睡覺時聽兩位東北口音的同修小聲交流，一個說她的呼機接到了莫名的信息，另一位說警察定位就是這樣。（當時好像手機少，BP機──傳呼機比較普及。）那時我沒有任何對安全的警惕性，絲毫不知危險已經悄悄降臨。第二天凌晨，外面專程趕來一位同修告訴我們，這裏已經被警察盯上了，叫大家馬上分頭離開，並分給我們幾個地址和電話，說是沒處落腳的話就去那些地方。有的同修忽然明白了昨晚水管的水直衝門口，那不是師父點化我們快走嗎？我們在這位同修的建議下自由結組，三三兩兩走了出去，整個過程快速而平靜。事後聽說我們剛剛離開，警察就到了。多虧那位及時報信的同修，在明知危險的情況下不顧個人安危跑來通知我們，在他身上看不到任何緊張恐懼，只有一份幹練與坦然。

離開那裏後我去了天安門廣場轉了一圈，卻不知道如何才能向政府遞交我的請願，就撥通了同修給我的一個電話。來到一個新的地點，一位同修大哥問我是否吃飯並給我要了一份面，而他自己卻沒有吃。寫到這兒我想：如果不修煉的人看到一定會說：你們大法弟子真不愧是一個師父教的。

一會兒，來了一位同修姐姐，既漂亮氣質又好，三十多歲吧，啃著煎餅就進來了，看見我吃不完的面就說：早知道我吃你剩的，就不買煎餅了。這位姐姐帶我來到一個住處，又來了幾位其它地區的，大家都互不相識，也沒人彼此詢問個人情況，只是交流了關於來京護法的個人認識。記不清在那裏住了一晚或是兩晚，這個地方又不安全了，同樣的在危險來臨的前一刻來了位同修幫助我們快速的轉移。

我在北京停留十多天裏，像這樣的情況發生多次，我已經記不清自己換了幾個地方，由此可見當年進京請願的修煉人時時刻刻所面臨的危險處境。而我那時卻沒感覺有多麼緊張害怕，而其他我所遇見的同修們也都是那樣的平靜祥和。多年以後想起當時的情形，比以往看過的電影裏最驚險的情節有過之而無不及。

在兩個不同的住處我接觸到同一位大哥，他進進出出幫同修買被褥或聯繫租房子，他執意要給我一些錢，說是萬一與同修走失的話可以應付臨時情況，我不要，他下次見面還是執意要給。旁邊一位同修告訴我，他並不是修煉人，是北京當地人，最初看到那麼多大法弟子進京護法又上訪無門，所帶盤纏不夠，露宿街頭異常艱難，靠在垃圾桶裏撿垃圾和食物充飢，他非常想幫助他們，主動給他們錢和物，大法弟子都不接受，實在不行，他就買了饅頭或家裏包了包子用塑料袋裝起來放入垃圾箱裏。

在北京的那段時間，我時時被同修的故事感動著。在那裏，我看到了丁延的交流文章《讓生命在正法中輝煌》，相比之下自己對法的認識還差的太遠太遠。有一位我轉移住處時接過我的同修大哥在後來的幾天中遇到了惡警的圍堵追捕，危急之中他從五樓跳下走脫。據說警察都驚呆了：從那麼高的樓上跳下去摔不壞還能跑！還有同修來北京多次被綁架，又多次正念離開。有同修被惡警暴打時看到師父的法身擋在自己身上替弟子承受。

記的我停留時間最長的一個住處，住了幾十位來自全國各地的修煉人，屋裏沒有家具，地下鋪滿了棉被，同修們就一個挨一個的睡。凌晨四點起來一起煉功，白天就是學法、切磋，每天只吃兩頓飯，只有饅頭、鹹菜和涼水。有一家三口從南方來，為躲開全國各處所設的盤查，一路行腳風餐露宿，夜裏就在地上鋪塊塑料布睡。年輕的爸爸已經把《轉法輪》熟記在心，小男孩八歲。按說這麼勞累，可他一進屋不要吃不要喝，第一件事就是找了個角落盤腿打坐。在那裏每天都有一些人從不同的省市來了，訴說他們修大法而受益和大法在他們身上發生的種種奇蹟。每天又都有一些人交流完後坦蕩的離開，走上了天安門廣場，再也沒有回來。走的人常常把所帶的錢物留下給後來的大法弟子用，因為當時在北京租房子很貴的。

我從那裏離開的時候，也把隨身帶的背包留下了，身上只有一個小紙條上面記著同修給的傳呼號，以備如果不被綁架還可以和當地的同修聯繫上。當我在天安門被綁架到派出所時，第一件事就是趁人不注意把那個小條塞到嘴裏嚼爛了，我看見也有同修把紙條塞到嘴裏嚥下去。大家都有一個不用約定而統一的共識，當自己有危險時，首先想到的是保證其他同修的安全。

這些往事在記憶中分外清晰，大法帶給生命希望，大法修煉者慈悲的境界在喚醒著迷茫，歷史必將見證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