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慧網二零一零年三月十三日】我是在縣級醫院工作的大法弟子，一九九六年秋得法。我丈夫患慢性乙型肝炎十多年，在學大法以前我倆甚麼氣功也沒學過，也不相信氣功能治病。這十幾年不停的治病也沒治好，而且是每況愈下。就像師父在《轉法輪》中說的：“西醫看不好了到中醫去看，中醫也看不好了，甚麼偏方也看不好了，這回他想起氣功來了。” 一、得法 一九九六年秋我婆婆去世，我丈夫和濟南來的姨夫（參加過師父的講法班）在聊天，我姨夫問他：“你的病怎麼樣？你相不相信氣功？”我丈夫說：“我不相信氣功。”然後他給我們介紹了李洪志師父傳的法輪大法。我當時是因為丈夫有病，所以最關心的是這個氣功能不能治病。得到了肯定的答覆後，我對丈夫說：“你就學學法輪功吧，說不定就好了。”他說：“好吧，咱倆一起學，互相督促，能堅持下去。”我同意了。 當時沒有大法書，我們就先學動作，每套動作的口訣用紙抄寫下來背誦。我姨夫講他老家有一套師父的講法錄像帶，被別人拿去看了，不知道送沒送回來。我丈夫聽說後就要去取，那時已經是晚上了，到他老家有八十多里地。我丈夫開車去取，他家人說錄像帶剛送回來，當時想真是巧事，現在看都是師父安排的。他拿回錄像帶，晚上就在我妹妹家借來放像機看師父的講法。我丈夫看的很入神，他看了不長時間就看到了師父的法身。當時不知道是師父的法身，他問：“怎麼師父的頭髮是捲捲的，是藍色的。”我姨夫說：“那是師父的法身，看來你的根基不錯，和大法很有緣份。”我和妹妹看到十一點多鐘就睡了，他們一直看到天亮錄像帶也沒看完。我丈夫說：“這個大法把我弄不明白的東西都解答了，這個法太好了，我要學。” 我們把師父的講法錄像帶拿回來，買來空帶我丈夫到廣播電視局找熟人另錄製了一套在家看。有一次看師父的講法錄像第七講治病問題，他對我說：“我肝區這部位唰唰下去了一個東西。”我笑著說：“你說的是真的嗎？”我還不太相信他說的。那時我們沒有煉功帶，也不知道煉多長時間，在睡覺前每套功法煉三遍，五套功法有時煉半小時，有時煉幾十分鐘。 一天晚上十一點鐘，他覺的腹內好似翻江倒海，鬧肚子急著跑廁所，到廁所排完上床剛躺下不一會兒，就又起來去排，根本躺不住，一直到早晨五點一晚上也沒睡，往外排的全是黑綠色的水，排泄總量大概有三水桶，但是肚子不疼，人還挺精神的，一點也不像拉肚子的樣。吃完早飯上班走時還準備了一些手紙拿著，準備白天用。一整天甚麼事也沒有，第二天晚上十一點鐘，他又開始跑衛生間直到早晨五點鐘，這樣連續三個晚上，他說排出去的髒水總量約有六水桶。從此他人精神起來了，渾身輕鬆，他對我說：“我的病好了。”我還是問他：“你說的是真的嗎？用不用到醫院化驗？”他說：“不用。”他真的體驗到無病一身輕的感覺。當時我們都不知道是師父給淨化身體，在以後的學法中我們才明白是師父在給調整身體。我們急切的找我姨夫請《轉法輪》。他回去後，給我們捎來了大法書和煉功帶，從此我倆就正式學法煉功了。 從一九八四年得病到一九九六年得法前，十三年間他一直在吃藥打針，在病痛中煎熬。一九九六年得法後，師父給他淨化身體，把體內的毒素都排出去，至今又是十四年，丈夫非常健康一粒藥都沒吃，我從我丈夫身上見證了大法的神奇， 二、用“真、善、忍”衡量自己，做好醫護工作，證實大法 在一九九九年五月以前我是醫院骨科護士長，我所在的科室有四十多張床位，醫生護士有二十多名。病人多時床位不夠用，需額外加床，工作量大，有時要加班。我在學法前我幹好工作是按照自己的道德標準在做，也就是用滑下來的道德標準衡量自己。得法後，我明白了衡量好壞的唯一標準是“真、善、忍”，我就時刻牢記“真、善、忍”，按照宇宙大法的標準要求自己，善待同事，善待病人，工作盡職盡責。在九九年迫害前，我每年都被評為院級、市局級先進工作者。 社會的腐敗現象在醫院的反應是病人請吃、送禮、送紅包，藥品商、器械商，送禮、送回扣。醫生不講醫德一味的開有回扣的藥品給病人用，以爭取多拿回扣。我們科是個大科室，病人多，每天都有手術。術後病人家屬請吃飯，科主任每天都在酒桌上，下午基本不見人。科裏的工作撒手不管，醫生抱怨，護士心裏也不平衡。我從來不參加宴請，也不接受病人的禮物。對科裏的工作，我嚴格要求醫生護士一定嚴格執行各項操作規程，特別強調不能執行口頭醫囑，搶救危重病人除外，危重病人搶救完後，要馬上補寫醫囑。我平時做好督促檢查工作，發現問題及時糾正。護士對醫生收受回扣心裏不平衡，我就講大法中的得與失的關係給她們聽，使她們明白了不該得的不得，不失不得的道理。 我們科醫療混亂現象院長知道後開會研究時，護理部主任告訴院長：“骨科多虧有一個認真負責的護士長，醫生亂，護士不亂，工作質量才得以保證，沒出現問題。”院長聽後表示滿意。 我們醫院每月都根據科室的經濟收入情況，從中提取一定比例的錢作為獎金發到各科室。為了不體現平均分配，醫院還制定了分配政策。按職稱高低、職務高低分配。實際上還是變相平均。其實就是同一職稱的人，做的工作也不一樣，盡職盡責的程度也不一樣。我們科有倆職稱的護士，工作比個別護師職稱的護士幹的好，如果按職稱的分配比例發放獎金，就不公平。我主動把自己高出她們兩個百分點的那一部份讓出來，分給她倆。雖然每月獎金不是太多，但是對她們也是一種鼓勵。有的護士對我說：“護士長，你月月把錢讓出來，你少拿多少錢哪？現在像你這樣的人太少了。”我說：“大法師父告訴我們，錢乃身外之物，生帶不來，死帶不走，夠用就行了，要把個人利益看淡。”她們聽了覺的這個法輪大法很好，也想學，我就幫她們請來《轉法輪》。當時我們科室有七人走入大法修煉。 有一次，門診治療室需要一名護士，從我們科調出一名去門診治療室，工作比病房輕鬆，還不上夜班，很多人都想去，可這位護士哭著不願走。她說：“我要是幹不了治療室的工作，還要回到骨科來。”護理部主任對我說：“你這個人，人緣怎麼那麼好，從你們科往外調護士不願意走，別的科護士要求到你們科來。”我笑著說：“那是因為我修煉了法輪大法，按照真、善、忍做人。” 醫院每年年底都要進行職稱資格評定，評出優秀、合格、不合格。其中有一部份是民主評議，全院職工根據發放的名單無記名投票，我每次得票都是很高的。就是在九九年大法遭到迫害我被降職後的民主評議，我得票也是最高的。 護士這個職業女性多，女性擔任的角色較男性特殊。特別是懷孕、分娩、哺育，這三個階段對護士來說，負擔很重，護士還要值夜班。有時孩子生病了，多需要媽媽在身邊。每遇到這種特殊情況時，我都及時詢問有沒有甚麼困難需要幫助，及時調整班次，以保證工作正常進行。有時值夜班的護士突發急症，不能工作，我就去替班，從沒怨言。我們科有位護士說：“護士長，我所走過的科室，我都和護士長吵架了，就沒和你吵。”我說：“為甚麼？”她說：“因為你能為別人著想，沒有私心，不願沾便宜。” 我也有不理智的時候。有一次，手術室護士打電話說，我們科急症手術病人手術區域沒備皮，要護士到手術室備皮。我一邊安排護士去備皮，一邊查看醫囑本是那個護士執行的醫囑。一看是王護士簽的名，這個護士以前發生過一次類似的差錯，今天又發生了。我火不打一處來，馬上找到她，當著醫生、護士的面大聲訓斥她，傷了她的自尊，她哭了。事後，我向內找，這件事我也有責任，我沒有做好督促檢查工作，如果我的這一道關把好了，就杜絕了差錯的發生。我在科室會上誠懇的向王護士道歉，她表示理解。 一九九九年五月我調到醫院新成立的科教科負責教學、科研方面的工作。我走時，科裏的護士依依不捨，她們在送別的宴會上都哭了。走時我把平時分獎金剩餘的錢，拿出來分給她們。她們都說：“護士長，你不給我們，我們也不知道，別人貪還來不及，你做的太正了。”我說這都是大法師父教我的，師父要求我們要修成無私無我，先他後我的正覺。 三、在邪惡迫害中利用各種形式講真相，證實大法 一九九九年“七﹒二零”邪惡迫害大法後，由於我堅持修大法，衛生局下達文件免去我的行政職務，把我分配到全院最忙最累的神經外科工作。神經外科的特點：腦外傷的病人多，重病人多，急症多，病情變化快，護士的工作量很大。面對這一切，我想：不管怎麼迫害，這個大法我是修定了。腦外傷的病人，病情複雜，有時還合併其它臟器的損傷，而且還因病人意識不清，不能自述病情，延誤搶救。這就需要護士密切觀察、及時發現病情變化，以贏得最佳搶救時機。在工作中，我認真負責，及時巡視病房，嚴密觀察病情，特別是獨自一人上夜班時，多次因我及時發現病人的病情變化，及時手術，使病人轉危為安。我的工作得到科主任、醫生、護士長及同行們的認可，一位和我同齡的護士長對我說：“年輕的護士說你不愧為護士長出身，工作做的就是好。”她還說：“你沒給我們老護士長丟臉。”我說：“這都是大法所給予的，大法教我做人，大法使我身心健康，我才能幹好工作。” 二零零零年過年我們醫院有四名大法弟子去北京上訪，醫院派人接回直接送到拘留所。從此每逢過節、邪黨開兩會或是他們認為重大活動，醫院就派人監視大法弟子的行動，醫院開會佈置：不得安排大法弟子連續休假，以免到北京上訪。醫院還要求每個人都得簽字不學不煉法輪功，我沒有簽字。我告訴他們，法輪大法是正法，電視上說的都是假的。那時候你和他們講這些，他們都不相信，他們說：“中央電視台還能說假的嗎？”針對這種情況，我們市大法弟子開始製作傳單，揭露邪惡謊言，還師父清白。特別是“天安門自焚”事件，對一直受矇蔽的民眾，毒害更深。在我們醫院用醫學常識講自焚疑點，他們都能明白。但是他們對中共的這種卑鄙的手段不理解，我們就持續的揭露惡黨的邪惡本質，清除抑制他們的邪惡。我們利用晚上和休假時間外出發傳單，掛橫幅，貼不乾膠，利用各種形式向人們講真相。二零零零年春天的一個晚上，我們全市大法弟子統一行動，在市區內主要街道和車輛通往市區的大道兩旁一夜之間掛滿“法輪大法好，真、善、忍好”等大法真相橫幅，清早，過往車輛上的司機和乘客都看到了真相橫幅，有一個客車司機說：“法輪功真行，我這一路過來，這大道兩旁都是法輪功橫幅。看來法輪功是冤枉的，要不他們花這麼大力氣幹啥？”我們這一次講真相行動，使邪惡很驚慌。“六一零”、公安局安排人到各個有大法弟子的單位去調查，並要求單位嚴密監控大法弟子的行動。但是，我們並未停止學法、煉功、講真相，師父告訴我們：“覺悟者出世為尊 精修者心篤圓滿 巨難之中要堅定 精進之意不可轉”（《洪吟二》〈堅定〉）。 二零零三年邪黨兩會前，有一個自稱是派出所的人找我，問我是否還煉法輪功？我說：“煉哪，這麼好的功法，怎麼能不煉呢？”二零零三年二月二十七日早六點多鐘，邪惡到家中綁架了我和我丈夫。我們醫院還有兩名大法弟子同時被綁架。我們被綁架到一個賓館，每人一個房間，由邪悟人員給我們洗腦。開始我能用正念抵制，後來因為放不下情，怕我父母承受不了，我違心的寫了三書，做了大法弟子不該做的事。出來後我認真學法，決心從新做好大法弟子該做的事，同時聲明高壓迫害中所說、所寫的一切作廢，堅定修煉。 四、建立家庭資料點，走助師正法路 以前我們的資料是等、靠、要，依賴別的同修送。送多少做多少，很被動。為了更多、更好的救度眾生，二零零二年我們買了一台理光牌複印機，開始自己做資料並供給一部份同修。在邪惡綁架我們到洗腦班後，惡警曾三番兩次到我家非法搜查，但他們卻沒有發現複印機。後來我弟弟怕被惡警發現，把機器搬走了。我們倆在洗腦班回來後，我們又買來電腦和打印機，在同修的幫助下在電腦上申請一個海外郵箱，定閱每日明慧，後來又學會自己上網、下載、打印，從此我們的家庭資料點誕生了。 二零零四年三月我丈夫在家中又遭惡警非法入室搶劫，他們把我丈夫視為重點人物，他們認為我丈夫是我們市學法輪功最高級別的幹部，他們帶著有錄像功能的照相機錄像。惡警非法抄家不讓我在現場，（怕我看到他們做壞事，他們偷走我家四千塊錢，我丈夫在洗腦班回來後找錢，我才知道錢被惡警偷走。）他們為了尋找學大法的證據，連地下室都翻了。他們只找到幾本師父的經文，為了湊數，他們拿走我兒子（未修煉）電腦用的所有光盤，我告訴他們那是我兒子的，他們說拿回去審查，並搶走師父法像、電腦、打印機、煉功用的錄音機、煉功帶。他們把這次非法抄家的所謂證據在我們市電視台播放，說抄了多少多少書，還有多少多少光盤，全是假的。利用電視宣傳欺騙世人，電視台的台長不長時間遭了報應，因貪污、受賄、行賄被雙規、判刑。 我丈夫被綁架後，我立即告訴同修上網曝光，海外同修的講真相電話馬上就打過來，看守所的警察說：“自從某某某來了以後，海外的法輪功把電話機快打爆了，得換電話號碼了。”這正是體現了師父所說的“大法弟子是個整體”。（《不分正法工作項目大道無形有整體◎師父評語》）我們當地大法弟子集中精力發正念，解體邪惡。我丈夫在邪惡黑窩待了四十五天後，邪惡的“六一零”頭目、公安局頭目執意要非法勞教他三年。 我丈夫被送到山東省法制教育中心洗腦班，我們在家中持續的向黑窩發正念，解體邪惡黑手、爛鬼和舊勢力。同時仍然做好師父叫做的三件事，向當地民眾揭露邪惡對大法弟子的迫害。我們家親屬、我父母對我丈夫被勞教心裏承受著很大的壓力，他們找到我或打電話告訴我：“小胳膊扭不過大腿，千萬不要和××黨對著幹，法輪功好，就在家煉，不要到外面說。”我說：“我們法輪大法是修煉真、善、忍的，對社會是有百利而無一害的，是××黨邪，不讓人說真話。他的病好了，有人問他病是怎麼好的？他說是煉法輪功好的，××黨就不讓說。××黨的官員對他說：‘你幹甚麼都行，貪污、受賄、鑽“雞窩”沒人管，就是不能煉法輪功。’你說××黨多邪惡，壞人不管，好人被抓，這個社會正常嗎？”他們認同我說的這番話，但還是不放心，囑咐我要注意安全。我丈夫在洗腦班關了四十多天，違心的寫了三書，出來了。 出來後，我們抓緊時間學法，找出執著心，去掉它。我倆商量還要做真相資料，救度眾生，加倍彌補給大法造成的損失，堅修大法到底。我們這個願望一發出，就有同修送來設備，於是我們的家庭資料點又運轉起來了。 我們的家庭資料點現在除了能上傳、下載、打印、刻錄外，還能做書、護身符、不乾膠等。我們的資料點在師父的呵護下，散之為粒，聚之成形，按資料點遍地開花的要求，平穩運行。我們還協助同修開出二十餘朵絢麗璀璨的花朵，對講真相、救眾生起到很大作用。 謝謝師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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