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慧網二零一零年二月八日】讀了明慧網二零一零年二月四日同修的交流文章“為眾生得救著想”，很有感觸，我們地區也有類似的情況，也曾有同修專門與我交流此話題（幾年前我曾從勞教所正念闖出），當然修煉的路不同，各地區的情況也不盡相同，我只想把自己的那段經歷寫出來，希望能對同修有所借鑒。 二零零六年夏，我即將結束勞教所對我的超期非法關押，按照所謂慣例或程序，勞教所會安排被關押人員填寫解教申請書（俗稱“大皮”），由於當時一批批正念堅定的同修，否定對大法弟子的非法勞教，拒絕填寫任何手續。於是，惡警就安排大法弟子家屬在放人之前，代為簽字，領取解教票子。故要求家屬與當地“六一零”人員同時來，才可放人。因此，很多同修認為這是必然的，言外之意是說：我們不簽字，惡人當然就只能找家屬代簽了。家屬又不修煉，簽了也就簽了。因此而麻木的承認，而且還順理成章的給邪惡提供了家屬的電話（勞教所的慣例），並沒有認識到這與否定迫害有甚麼關係。 我認為這種認識是錯誤的，並沒有徹底否定迫害。而且古人有句話：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自己都不願意做的事，怎麼能叫家人去做呢？大法弟子修的不是無私無我，先他後我的正覺嗎？但是怎樣才能阻止家人簽字呢？因為是家屬先簽字而後才放人的。那麼要想阻止家人簽字，就只有不叫家人來。反過來講，為甚麼要叫家人來呢？這不也是邪惡的安排嗎？於是我的頭腦清晰了，不叫我的家人來接，不給提供家屬的電話（惡警可以查到）。當初誰把我綁架至此的，就叫誰把我接回去。 隨著我的“解教日”一天天臨近，我的這一念頭也越來越強烈。到了“解教”的前一天，按慣例，應該在頭一天通知家屬，明天來接人。可是，當班警察竟然忘了打這個電話。於是，第二天，當地“六一零”人員等了一上午，沒能見到我的家人，就只好親自簽字，把我接了出來。 坐在他們的車上，我聽到他們與我的家人通話，要我的家人到我所居住地的派出所來接我。由於迫害造成我失去工作和家庭，他們只能通知我老家的親人，此時家人正在路上。那時候我的正念也不強，被動的隨他們到了派出所。 就見“六一零”的人對派出所一位值班警察說我是這個轄區的。警察不明白他們為什要把我送到這裏來？就聽“六一零”的人說：他（指我）任何字不簽，也沒有工作和家庭了（意思是說沒有甚麼人能約束他了），如果不先把他送這來，辦一下手續，以後就很難找到他了。警察聽了皺了皺眉，就領我到一個房間辦手續。 此時，我也從他們的談話中明白了自己該怎麼做：不配合邪惡的任何要求。對於警察所謂例行公事的問話、填表，一概不做回答，並明確告訴對方，他所做的“例行公事”是迫害大法弟子的，我不能配合。 最後一個所長模樣的人，出面對我說，一切手續從簡，只需我配合照兩張像，我說我不需要。他說他們需要，我說你們需要就更不照了。 這時候我的家人趕到了，那個所長模樣的人很客氣的像央求我說：抓緊辦，你好回家。我一下子悟到，既然不配合你們，還坐在這裏幹甚麼？於是，起身叫著我的家人，堂堂正正的頭也不回離開了派出所。 半個月後，我再次主動來到派出所，辦理身份證更新。由於我的身份證是二十年前國家首批辦理的，按規定應當更換，於是我主動按照國家規定辦理更新。直接去了派出所旁專門辦理身份證的地方，沒有人對我提及甚麼解教票子、上戶口之類的問題，順利的辦理了身份證。 總結當時這一過程，我那時頭腦裏很簡單，甚麼解教票子、上戶口、身份證等等問題在我腦中一概沒有，只有一念很清楚：不配合邪惡的任何要求。我想邪惡的所謂例行公事可能就是與解教票子、上戶口、身份證等等問題有關，這些問題因迫害才發生在大法弟子身上，與守法公民的正常生活無關。如果我們能放下自我，站在正法的基點上，徹底否定舊勢力的安排，這些干擾大法弟子證實法的事情就不復存在。 我們地區還有一位同修，從勞教所正念闖出後，也不去辦理上戶口的事，她認為這是迫害、是舊勢力的安排，不應予以承認。開始警察多次上門騷擾，先是恐嚇，後是央求，叫她辦一下手續。她不予理睬，也沒有給她的生活造成困難。說到底誰懼誰呢？這些問題之所以能困擾我們，是不是我們看問題的基點有問題呢？ 個人體悟，不妥之處，請慈悲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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