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慧網二零一零年二月十日】瑞士第二大週報，蘇黎世的《星期天報》（Sonntagszeitung）於二零一零年一月三十一日發表了一篇對一位旅居德國的中國女法輪功學員的採訪，以證人的身份講述了勞教所的見聞，以及中共摘取法輪功學員器官的罪惡。文章的標題為：《我死了，我死了，我死了……》
蘇黎世《星期天報》的專訪 |
專訪中寫道：“‘您的家族中是否有遺傳病？’當監獄的醫生問劉巍女士這個問題時，她無論如何也不會想到，這是一個決定她自己生或死的問題。” “後來的許多事情都表明，劉巍差點兒成了活體摘取器官的犧牲者。就像前加拿大前國務秘書（亞太司司長）大衛•喬高（David Kilgour）在他二零零九年出版的書《血腥的器官摘取》中所描寫的一樣：中共在過去的幾年中殺死了眾多犯人，並摘取了他們的心臟、腎臟和肺。盜取器官彌補了中國自願捐獻器官的不足。” “劉巍在不同的監獄和勞教所共度過了十六個月。那些日子，她被酷刑折磨，每天被逼織毛衣十五個小時，還不被允許睡覺。她遭受這些迫害只是因為她修煉法輪功，而法輪功從一九九九年就被中國政府禁止。劉巍秘密複製和散發真相傳單，後來被發現了。” “在監獄裏沒有人關心我的健康。”劉巍回憶道，“可是我卻必須去一個醫生那裏進行五次體檢。”這位文弱的女士被抽血，醫生用超聲波檢查她的心臟和腎。 現在，劉巍相信當時的檢查結果很可能救了她的命，她說：“幸好我的器官質量不好。”二零零三年她被釋放，一年之後她來到了德國。 喬高認為，中共之所以選擇活摘法輪功修煉者的器官有兩個原因：第一個原因是這些煉習靜坐的人們非常健康，他們不抽煙，不喝酒，並且經常鍛煉（法輪功功法）。他們的功法在上個世紀九十年代流傳非常廣，以至於中共感到他們的獨裁統治受到了威脅。所以他們造謠說法輪功是×教。 因撰寫《血腥的器官摘取》一書，喬高兩週前在瑞士伯爾尼（Bern）獲得了由世界人權組織頒發的人權獎。在此書中，這位前國務秘書（亞太司司長）用曾被關押的犯人報告和其它證據，論證了他對中國政府的指證。 說中文的調查員也曾經以器官需求者的身份打電話給中國的醫院，詢問有關法輪功修煉者的器官的事，醫生的回答令人感到毛骨悚然。 到目前為止，在中國的勞教所裏，在押的法輪功學員仍然被繼續盜取器官。一位調查員在打電話到西安大學附屬醫院詢問時，那裏的一位醫生的回答是肯定的，他說：“我們只關心器官的質量，而不關心器官的來源。” “在中國發生的這件事真是令人難以置信。”瑞士器官移植捐獻基金會會長弗蘭茨•伊墨（Franz Immer）說，“法輪功修煉者成了一個活體器官庫，並真的被分門別類地歸檔。這個器官庫裏有成百上千個記錄，每一個都可能意味著一個死亡案例。” 劉巍幸運的活了下來。三十七歲的她接受國際人權協會和瑞士器官移植協會的邀請來到了伯爾尼講述她的遭遇。她也曾向瑞士駐外機構的一名外交官講述她的經歷。現在，她坐在一家咖啡館，透過全景玻璃窗，她注視著伯爾尼的冬天景色，“我能來到這真好，我能見到伊墨先生真是太好了！” 那些醫生們很可能已經診斷出她的器官存在“缺陷”。這就是為甚麼她能僥倖倖存下來的原因。在被關押期間，劉巍的身體狀況非常差，她不斷地被要求紋絲不動的站著，坐著。稍微一動便遭拳打腳踢。她的精神幾經崩潰。“一次我覺得我已經死了，已經死了，已經死了……”她說。 二零零七年，中共出台了新的器官移植法。根據這條法律，被判死刑的人可以自己決定是否捐獻他的器官。對國際大赦的人權專家Dani□le Gosteli Hauser來說，這聽起來極具嘲諷意味：“即將被處死的犯人就沒有表達自己意願的權利了。” 專訪最後說，雖然在勞教所裏有乾淨的廁所，甚至有圖書館和計算機房。但犯人都不准使用，因為“這只是給人看的，為了展示中國文明進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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