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警搜查時，我們都不同程度的講真相。這時，一個同修的親屬托人來派出所說情。來人讓他認識的同修寫「悔過書」，並對我們四人大罵不止。我們並沒有把他的罵放在心上，只是勸他不要這樣。大約晚七點左右，我們被送到縣國保大隊。

到了國保大隊，那裏的工作人員對我們輪番問話，又從新搜查了一遍包。當時我想：大法資料是救人的，是鏟除邪惡的利劍；我說的話是救人的，決不是被迫害的依據。另一同修堅持「零口供，零記錄」，一言不發。國保大隊的工作人員記錄了我講的話，讓我簽字。我簽上了「煉功人」三個字。當時，我明顯的感覺到我在彌補「七二零」時我在派出所沒做好的過錯。大約後半夜兩點多鐘，我們四人分兩次送往縣拘留所。

在送的途中，同修說：咱倆發正念，讓車出車禍。我沒有認同，也沒有說話。到了拘留室裏，我靜思今天所發生的事，我犯了法輪大法的哪一條法呢？師父講：「而修佛就是去你的魔性，充實你的佛性。」（《精進要旨》〈佛性與魔性〉）甚麼是魔性呢？師尊講：「人的魔性是惡，表現為殺生、偷搶、自私、邪念、挑撥是非、煽動造謠，妒嫉、惡毒、發狂、懶惰、亂倫等等。」（《精進要旨》〈佛性與魔性〉）（當時只想起這些）那麼，我一定有魔性，我向內找，找到了自己狂妄自大的魔性，覺的自己一直都做的挺好，不知不覺中滋養了這種狂妄自大的魔性。我馬上結印清除，並想：一定要「身神合一」，不能讓舊勢力把肉體與神隔開。我是為正法而造就的生命，本性的一面一定要正法。魔難是魔性的難，一定要清除魔性，歸正自己，在魔難中救度眾生，不讓眾生對大法犯罪而被淘汰。法怎麼正一切，我就怎麼說，怎麼做。這也正是我徹底走出人的好機會，心很坦然。

第三天，國保大隊工作人員又來問話，一同修哭著講了我們是救人的好人，天地良心。叫我時，我覺的同修已經講了，僥倖自己不需要再講甚麼了。他讓我坐在椅子上。我說：我本不想跟你說甚麼，但是我覺的生命是珍貴的。你穿上這身衣服是警察，脫去也是百姓。你不要在那些單子上簽字，你得解脫出來，否則，這些記錄會成為你將來的罪證。他說了句甚麼，我沒聽清。他說我很容易「轉化」，使我驚醒，問甚麼，我不再回答了。他讓我站起來，我兩手抱在胸前，輕蔑的看著他。他被我的行為激怒了，大吼著讓我放下手，並把我的一隻手銬在椅子上，讓我站著。我不停的發著正念。他抄寫著甚麼，讓我回到了拘留室。我意識到自己的行為不善。

第四天，我丈夫帶著幾個親屬來了，還是勸我寫「悔過書」。我只是感謝他們來看我，並讓他們回去。回到拘留室，我想：師尊講：「相由心生」（《在大紀元會議上講法》）。我還有情沒放下，想依賴於人溜過這一魔難。我發正念要求自己必須放下人的一切，從人中徹底走出來，不採取任何人的辦法，人怎麼能解決神的事情呢？我是為正法造就的生命，正法時期大法弟子，「正念法力搗妖穴」（《洪吟二》〈圍剿〉）。這正是鏟除邪惡的好機會。我們加大力度，正念搗毀迫害大法、迫害眾生的邪惡機制及邪惡程序，並請師尊幫助善解與我們相關的一切生命的怨緣。我們都不同程度的感受到師尊的加持和全世界大法弟子的幫助。在此，向師尊和大法弟子表示誠摯的感謝。

第八天，國保大隊工作人員送來了兩張勞教通知單。接到通知單的同修情緒不太穩定。其中一同修以前被迫害過，時不時的按照邪惡的迫害程序思維；另一同修怕心及情反應較重。我們一起背《洪吟》，背《論語》，能想起的法，儘量背，並發正念廢除與舊勢力的一切約定，不承認舊勢力的一切安排。接到通知書的倆個同修，似乎總是從法中找解除迫害的辦法，並希望外面的同修及家人聲援，而不是用法歸正自己，好像藏在法裏就可以免去一切災難。

後些天，我們一直堅持背法、煉功、正念除惡、唱大法歌曲，並與同監室的其他人一起念「法輪大法好」、「真善忍好」。這十六天先後進來了八個人，只有一個人不太認同，其他七人都不同程度感受到大法的美好、殊勝，並感謝大法弟子的善良，後悔認識大法弟子太晚，否則就不會犯傻。

看到她們，我感到講真相救人的重要。我清理了自己空間場與她們相同的魔性，深感自己講真相的力度小而慢。

這期間，同修送來了師尊《二零一零年紐約法會講法》，但是沒有保護好，被惡警搶走扔掉了。這件事使我非常慚愧，認識到自己在護法方面的不足。

另一同修，零五年得法，非常堅定，從綁架到正念闖出，每次問話，都是「零口供，零記錄」。回答只有一句：信仰無罪，法輪大法好，我有權保持沉默。

第十六天，我與那位堅定同修正念正行闖出拘留所。（丈夫將我接回）正如師父所說：「用人的觀念還是用修煉者的正念，做出的事情結果是不一樣的。」（《各地講法四》〈二零零三年亞特蘭大法會講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