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煉法輪功，我們夫妻身心健康

我叫郭玉君，一九九七年新年，我們全家回我父母家過年。正月十四這天，表舅帶來一本法輪功的書，我丈夫就把書接了過來，一看就被書中的法理所吸引。整整一天，他就捧著書看，看完後，他感慨地對家人說：「這書太好了！」從那時起至今，他的所有不良癮好──煙、酒、麻將全戒掉了，不久，他身上所有的疾病全都不翼而飛。

修煉後，我們努力按照大法書中「真善忍」的法理要求自己，在各個方面做好人。由於我丈夫不喝酒、誠實、守信，漸漸地車主都願意雇他開車。我修煉前患有嚴重的失眠症，神經衰弱，而且脾氣也不好。修煉後無病一身輕，精神愉快，脾氣也變好了，夫妻和睦。我們親身見證了法輪大法的神奇和美好，從內心感激法輪大法。

村裏人看到我們夫妻的身心巨變，先後有一百多人走入了法輪功的修煉行列。我買來了錄放機，放師父講法錄像；把自己家房子的兩個房間騰出來，每天和大家一起學法、煉功，有的人多年的頑疾根除了。修煉後，都能主動、及時上交村子的各種費用。

一九九八年抗洪搶險救災時，村上要求每戶至少交二元錢捐款。村幹部還自言自語地說：「村上還得花錢買被褥上交。」聽後，我們將自己家乾淨的被褥拿來，有的捐二十元、十元，最少捐五元。當村支書許孝先看到擺在村辦公室裏高高的一摞乾淨整齊的被褥，又看到法輪功學員捐了這麼多錢時，他感動地說：「你們煉功人真好，讓村裏人都來學，你們支持我們的工作等於幫了我們。」

迫害初期，屢次被騷擾

一九九九年四月初八一大早，片警蔣海山和指導員孔憲維就開始到我家騷擾。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中共對法輪功的迫害開始了，這麼好的功法突然不讓煉了，電視上天天誹謗大法，我們村上的喇叭也天天廣播讓法輪功學員交書，派出所幾乎經常來我家騷擾，抄家。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二日，蔣海山領著幾個警員再次闖入我家，當時只有我丈夫一人在家。蔣問我丈夫：「你媳婦哪去了？把她找回來。」然後這些警員將我家的錄音機、煉功掛圖和法輪功書籍等東西搶走，又強逼我丈夫把師父的法像摘下來，我丈夫沒答應。這些人臨走前將民政部有關禁止法輪功學員煉功的決定粘貼在我家室內牆上。第二天這些人又來了，蔣海山摘下了師父法像。

七月二十五日，村治保主任王繼忠給我打電話，讓我去村政府。去後，我給鄉書記等人講法輪大法的美好。第三天，王繼忠又打電話讓我去，我問幹啥？他說：「把書交了。」我說不能交。過了一會兒，鐘屯派出所來人將我劫持到村裏，到那一看，還有四個功友也在。警察和鄉幹部逼著我們簽不煉功的保證書。我不簽，警員楊德安和蔣海山就粗暴地將我拽上車，拉到沙河堡村政府和四方台村書記家，讓我看收繳來的大法書，我指出了他們的惡行，直到晚九點多鐘，才讓我回家。

大約九月十七日，我去一個同修家，派出所的警察已經在那裏等著，一幫人把我綁架到派出所。所長馬剛恐嚇我說：「就想打你一頓。」當時還有幾個同修被綁架，第二天送進拘留所非法關押一個月。在拘留所裏，我們煉功，警察就打我們，於是我們就絕食反迫害。到十月三日將我們放回，派出所每人勒索一千五百元錢，拘留所勒索五百五十元。

此後，警察一直到我家騷擾，十月十一日，蔣海山和李凱又來我家，正巧有一名同修在我家，我在家做棉被。兩名警員說：「你與功友會面，不管有人舉報你，還是你在家裏自己煉功都得抓你。」我不配合，直到晚上七點他們才走。走時還將錄音機中的煉功帶搶走。

進京上訪，被非法關押數月

想到自己修煉後有了健康的身體，祥和的心態，這麼好的功法不讓煉，心如刀絞，非常難過。每天電視裏還在惡毒誹謗，欺騙世人；特別是現在警察三天兩頭來騷擾，沒有一點安全感。沒辦法，依照《憲法》賦予公民的合法權利，我們就想去北京和政府說明真相，希望中共政府能改變錯誤做法。十月十一日晚上，我與幾名法輪功學員踏上了進京上訪的路。

十月十九日，我丈夫也到了北京。在天安門廣場我們遭到武警的綁架。在天安門分局，我們被圈進一個大鐵籠子裏。三十日下午錦州警察把我們帶到北京鳳龍賓館（當時各地都有駐京迫害法輪功的機構），裏邊關有好多法輪功學員，有兩位被打得鼻青臉腫，很可怕。當時，那裏還有一些被非法抓捕的錦州法輪功學員。古塔分局有個警察進屋就給我丈夫幾個耳光，然後又對煉功人挨個搜身。當天晚上非法提審我們。第二天早上，鐘屯派出所所長馬剛帶隊，還有鄉婦聯主任牛某、團委書記田東旭趕到北京，先是提審，然後租了一輛車將上訪的錦州太和區法輪功學員全部押回。途中警察不讓學員坐在座位上，都塞到車座縫裏。晚上將上訪的修煉人全部送入了市戒毒所（因拘留所已滿員）。

在戒毒所，每天警察都逼我們寫保證，我丈夫的父親來看我們，警察讓父親逼我們寫保證，我們不寫，警察也不放人，父親大哭，出門就摔倒了。在出來時又交伙食費壹千多元。

在戒毒所被拘留十五天後，也就是十一月十四日，我們又被綁架到太和區黨校法輪功強制轉化班（又叫洗腦班）繼續遭受迫害。在那裏，我們被逼著看污衊法輪功的錄像，每天上午都有專人宣講謊言歪理，還逼著我們天天寫所謂的「彙報」。後來我們夫婦和另外兩個功友在洗腦班又被分別關進空屋子裏（當時是冬季，屋裏沒有取暖設備）凍了十二天。

十二月份北方的天氣很冷，七十三天後快過大年了，也就是二零零零年的一月二十四日，又給我們綁架到拘留所。二零零零年二月二十四日，派出所來接我們，拘留所所長李忠偉說讓我先走，把我丈夫留下，拿錢來接他。我說沒錢，他讓我借錢。後來一個學員聽說後，就給拿來一千三百多元。給了派出所她想能放我們回家，結果又給我們送進鄉敬老院關押兩個月，每天都有人看著我們。在敬老院裏我們幫助他們打掃衛生，幫老人洗頭、洗腳、倒尿盆、痰灌，向每一個老人講法輪功真相，給他們讀法，有的老人還跟我們一起煉功。大約在四月二十六日，又帶走我們，老人看要把我們帶走，有的老人都哭了。我們夫妻倆被關進看守所，又關押了二十天。

我在馬三家教養院遭受的迫害

二零零零年五月十六日，我們夫妻同時被非法勞教一年。我被關押在馬三家教養院，我丈夫被關押在錦州教養院。

到了馬三家，我被非法關押在女二所。這裏共三層樓，二、三層樓關押的都是法輪功學員，惡警把我帶到三樓。站在走廊，透過各房間的玻璃，看見每個房間都有三十多人，看見以前在一起的同修，我向她們打招呼，她們誰也不說話。我感到空氣都要窒息了，陰森森的讓人透不過氣來，真是人間地獄。

在教養院裏，我經歷了被搜身、圍攻轉化、不讓睡覺、幹奴工等種種迫害。早上五點多起床洗漱完就開始幹活直到晚上九點多才休息，有時加班到十一點多。開始做那種手工縫毛衣的花，後來就做祭奠死人的手工花，我們有很多煉功人手都捻破了，手指不能動。我的手大拇指當時就不能打彎，回家後半年多才能動。除了做操、上廁所外，其它時間都是坐著，四十多個人在一個房間裏，（就是兩個單人床並在一起，總共有五張床，一鋪睡四個人，橫睡都不能翻身，上下鋪就八個人，地上還睡八個人，最多時一屋睡四十八人。）我們的身上都是痱子，同修的臀部兩側都有兩個硬繭子，非常痛，坐在塑料小板凳上，要求坐軍姿，手放在膝蓋上，兩眼目視前方，稍有動彈，就會被四防或隊長罵，不讓我們站著，整天坐著，白天還放那些誹謗大法的東西給洗腦，精神壓力太大了。不放棄信仰的學員每天都受到各種刑罰，蹲著、撅著、面牆而站、多幹活、晚上不讓睡覺、電棍電，一般都能聽到法輪功學員受刑時的喊叫聲，轉化後有很多煉功人都病倒了。

丈夫連續兩次遭非法勞教，受盡折磨

二零零一年一月二十二日，我從馬三家勞教所回來，同年十月二十七日被加期半年的丈夫也從錦州勞教所回到家。可我們在家沒過上幾天安穩日子，丈夫的身體還沒有完全恢復，就在十一月十四日晚九時，鐘屯鄉派出所孔憲維、李凱、楊德安，王建國、郭錦寧等，突然闖進我家，沒有任何手續強行搜身、抄家。他們又同四名武警、三名村幹部將我們夫妻強行抓走，先把我綁架到車上按到車座縫裏，兩個人按住我不讓我動，他們把我們綁架到鐘屯派出所，十五日把我們劫持到拘留所，他們問甚麼，我都不回答。

我被拘留十四天回家，但無法進家門（因為派出所把我家的門鑰匙給拿走了），為抵制迫害，我被迫流離失所。幾天後我丈夫被綁架到錦州市第一看守所關押，十二月十四日，丈夫被送往錦州市勞動教養院，被非法勞教三年。丈夫曾經被非法勞教一年，由於堅定信仰又被非法加期半年，被釋放十八天後又被非法抓捕，並被秘密非法勞教，無端遭受迫害。丈夫在錦州教養院新收大隊被嚴管，幾次蹲小號，遭受酷刑折磨，迫害得很嚴重。二零零四年三月二十日，丈夫結束了近三年的煉獄生活，終於出獄了。

我在派出所、看守所遭受電棍電擊和野蠻灌食，被折磨得奄奄一息

二零零二年八月八日，我去參加錦州法輪功學員曹淑芳的葬禮時被錦州石橋子派出所綁架。一個姓許的警察打我十多個耳光，嘴角打出血了。之後他們用繩子把我的兩手背扣綁上，有人在後邊拎手、使勁兒拽繩子，我感到劇痛不止，不知過了多長時間，鬆綁時我的兩臂都不能動了。我心想：我不能在這裏呆，我得回去講真相。下午我發正念，求師父加持，我的手銬開了，我就堂堂正正地走出了派出所。

二零零三年六月二十五日晚，我和朝陽市法輪功學員楚秀梅、宋志富、呂大偉，張寶鳳在去講真相的路上被朝陽縣警察綁架，當時張寶鳳走脫（張寶鳳現已迫害致死），朝陽縣國保大隊隊長吳寶良和范鐵林、王立軍等，公安局局長白某等和看守所警察郝乃峰把我折磨得奄奄一息，十六天後，我又一次走出魔窟。

當時，朝陽縣國保大隊的警察用電棍電我；強迫我坐在鐵椅子上六天不讓我睡覺，每天都有人看著，一閉眼睛就電我，一天晚上是那個姓白的局長值班，兩條電棍放在我的兩腿上，連續幾個小時在我的臉上從前到後來回電，胳膊上來回電，直到天亮，我的兩腿、胳膊和嘴上都是紫泡。我沒有吃飯，他們就野蠻地給我灌食，用三塊大木板子把我按在地上，兩個胳膊成一字形，兩大腿分開成大字型，用床單布扯成條，把我的手臂和兩腿用布條綁在木板上。

看守所的郝乃峰訓練有六、七人，專門是給法輪功學員灌食的。用一塊竹板撬開嘴，再用一種器具把張開的嘴撐住，用一根比大拇指還粗的膠皮管從嘴裏插進去，那幾個人按著我灌食。他們還用幾個電棍電我，往地上倒水，讓我坐在水上電我。有一個叫王立軍的還電我的陰部，我喊「法輪大法好」！他們說：「可能喊大法好不疼。」他們還說：「打死你從樓上給你扔下去，就說你自殺。」一個警察說：「就你一個是外地人，判別人一年，得判你十年。」我想，你們說了不算。我就向每一個人講真相，告訴他們大法的美好，不要參與迫害法輪功學員。

後來他們就把我送進看守所，在看守所裏每天灌食二次，還當著別人的面用膠皮管子、鐵管子打我，當時屋裏的人都哭了，她們說：「人都這樣了怎麼還打呀，這回我們可相信了，原來看光盤裏那個身上的傷，還以為是你們編的呢。」本來在國保大隊他們打我就有傷，第二天下午我就高燒發冷。他們就找來獄醫給我檢查，獄醫說可能是因內傷引起的高燒。他們就把我送去醫院，當時還給我戴手銬和腳鐐。然後就給國保大隊打電話，說人是他們打的我們不管，國保大隊來人了，看守所的人都走了，他們也怕擔責任。在醫院裏先給我輸液，再給我下胃管，插了很多次，也沒插進去，把我的嗓子插破了，說不出話來。

第二天又給我轉換到另一個部隊醫院。他們用車子推我，一路上我就喊「法輪大法好！」那個警察說：別喊了，都沒聲音了。到這個醫院裏時，來一個醫生和護士，我想告訴他們記住大法好，還沒說出來那個警察就說法輪大法好，我替你說了行吧，我看你太痛苦了，都說不出話了還說，我說謝謝你啊。在醫院裏每天都有至少兩個警察看著我。

大約四天後我的父母來看望我，看我身上都是傷，老人都哭了。母親傷心地說，怎麼會這樣？我說，如果我死了就是他們迫害死的，你的女兒沒做壞事。警察問父母帶多少錢？父親說，連路費都沒有。父母不想離開我，可是他們不允許，就這樣老人帶著悲傷的心情走了。回家後老人擔心我隨時有生命危險，讓我的弟弟，妹妹借錢去接我。

一天大夫說讓我出院，國保大隊還想給我送看守所，看守所說必須下胃管，我們才要。我就向給我下胃管的護士講真相，前兩個人說沒事就走了，最後一個說你吃飯我們就不給你下了。他不聽真相，又一次迫害我。這時，五、六個人把我綁上，按住我強行插胃管，十多次也沒插進去。然後他們又把我綁架回國保大隊，手銬腳鐐全帶上讓我在水泥地上過了一夜。第二天早上他們把手銬腳鐐給我打開，讓我洗臉，梳頭，這時我還在地上坐著，突然看到家裏人來了，後來我才知道，警察在我不知道的情況下勒索了我家三千元錢，我被放回家。

我再次被劫持到馬三家勞教所

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上午，流離失所的我因有事回家，剛到家一會兒，就被壞人構陷。錦州市太和區鐘屯派出所惡警孔繁佳、楊德安、李凱和一個姓高的，堵住家門，前門兩人，後門兩人，強行將我綁架到派出所。將我雙手反銬在暖氣上，並非法搜身。我問他們為甚麼抓我，所長孔憲維狡辯說：「不是我們想抓你，而是朝陽公安分局上網通緝你，看，舉報還給五百元錢呢。」我就跟他們講真相，告訴他們要善待法輪功學員，否則要遭報的，還會殃及到家人，不要為一時之利對自己和家人不負責任。

在被迫流離失所四年多的時間裏，當地派出所多次通過我的親屬捎話讓我回家住，並聲稱不再找我。可是這次我剛一到家，就被綁架，再次被劫持到馬三家遭受迫害。可見他們的話都是騙人的。

四月一日下午四點多到馬三家醫院做體檢，我不配合他們。大夫問我有甚麼病，我不回答。後來警察把我綁架到馬三家教養院，當時那裏的警察已下班，就聽值班人說：所長說暫時收下，觀察幾天再給你們回執單。

隊長叫任紅讚，坐班的叫劉桂梅，把我帶到二樓，到一個空屋裏，由一個人看著，讓我穿號服，我不穿，這時聽到有人喊「法輪大法好」。然後就有很多警察過去把那名法輪功學員拉走，我就想出去，被坐班的給拽回來。任紅讚過來，我質問：「你們強制轉化？」她否認，還說不知道。

坐班的說：你不吃飯不行，告訴你，沒有一個是絕食出去的。這裏有的絕食三個多月，每天灌食，還得自己花錢，一次得好幾十元呢，另外你得遭多大的罪呀。他們強行給我穿上號服，帶到屋裏。正好開飯，我沒吃飯，也沒說話。還有一個女孩兒沒吃飯，在一邊坐著，後來聽說她一直在絕食。有個人問我哪來的，我沒吱聲。她說：我們都是沒轉化的，不用害怕。這時我才知道那個女孩兒已絕食二十多天了，每天被灌玉米糊糊，遭受了很多罪。她一直未報姓名。我說：我們不能這樣看著迫害她。第二天同屋人全體絕食。警察慌了，趕緊把粗糧換成細糧，並謊稱以前是食堂把飯菜搞錯了。

到馬三家第一天，我也和她們一起被迫坐板凳（一種強制管制辦法），每天早上四點五十起床，到晚上九點三十睡覺。我晚上整宿不能入睡，全身疼。四天後，隊長帶我去醫院檢查，說重新體檢，做B超。體檢決定留與不留。

之後，我就呼吸困難，不能走路，他們把我抬到一個空屋，我整天吐。我弟弟來了，他背著我上了車。就這樣，經歷七天的磨難，終於闖出馬三家教養院。

見證馬三家對法輪功學員的迫害

從三月三十一日起，馬三家教養院對法輪功學員進行調整布置新一輪迫害。從新組編三個大隊，每個大隊有六個分隊，每個分隊有兩個室。馬三家女二所又成立了新收大隊，對剛綁架來的法輪功學員進行迫害，同時還有男警察，每個大隊都有男警，白天黑夜巡邏。第一大隊為嚴管大隊，全封閉式迫害，一百七十人；第二大隊為半封閉式管制，二百人左右，被關押在這裏的法輪功學員每天被逼著背監規，做體操，有時還參加勞動，如不配合則被體罰；第三大隊為開放式管制，大約二百五十人。所謂的開放式，即被強制洗腦的人，可以在室內半天勞動。

一大隊大隊長王書爭（音），副大隊長謝××（男）。一至五分隊關押的都是堅定修煉法輪大法的學員。六分隊隊長任紅讚、裴鳳，六分隊關押的是新收的人，每天早晨四點五十起床，洗漱五分鐘，上廁所五分鐘，然後就強制坐板凳，一小時休息幾分鐘在原地站著，聽廣播，看電視，做老年健身操，強制灌輸黨文化及猶大的邪悟文章並強制收看造假新聞；直到晚上九點半鐘才能上床休息。不論坐板凳還是洗腦時，都必須兩手放在膝蓋上，達不到他們的要求就強制你長時間坐板。這種體罰折磨得人屁股上都起了包和老繭子，全身酸痛。確切地說，法輪功學員時時都被各種刑法折磨著。

嚴管期間禁止購物，包括日用品也不能買，甚至女學員來例假時都沒有衛生紙用，不讓接見探視的家屬。對絕食反迫害的法輪功學員，未經本人同意強行灌食。有一名聽說是撫順的學員，沒報名，都叫她「無名氏」，已絕食二十多天，每天強行灌食一次，玉米糊糊一小盆，每天還被強制坐板凳，在一次上廁所時暈倒，之後每天倒在床上還在灌食（聽說一次收取費用二十至六十元左右）。她已生命垂危。

丈夫第三次被非法勞教，家人遭騷擾

二零零九年七月十五日，我丈夫劉長平開出租車，被女兒河派出所警察綁架，十六日中午十二點二十分，被女兒河派出所警察強行拖上警車，他一路喊著「法輪大法好」。這次，他被劫持到義縣看守所迫害，家屬去看守所探望，不讓見。

這次，丈夫又被錦州太和公安分局非法勞教二年，八月十二日被女兒河派出所警察王永強、肖國強，楊雲剛，太和分局的戴勇秘密劫持到臭名昭著的瀋陽馬三家勞教所（男）一所三大隊非法關押，這已經是他第三次被非法勞教，而且遭到更嚴重的迫害。家人要求探視，遭無理拒絕。

八月十六日，我的兒子去派出所找爸爸，女兒河派出所所長張久義讓孩子在刑拘證上簽字，我兒子不簽。孩子問，為甚麼給我爸扣上罪名？我爸煉功做好人，病都好了……沒等孩子把話說完，張久義雙手上去就使勁掐孩子的脖子，並且說簽不簽字都送走。接著五、六名惡警上去按住孩子，把孩子強行拖到樓上。問孩子：你媽在哪裏，你媽媽比你爸爸更嚴重。隨同家人問警察為甚麼抓孩子？他們說孩子妨礙公務。他們想要錢家裏也沒給，直到晚上才把孩子放回。

爸爸被勞教了，警察又要找媽媽，他也不知道媽媽去哪裏了，很擔心媽媽的處境，去看爸爸也沒看到，義縣不讓見，馬三家也不讓見，就這樣見不到兩位親人，孩子帶著傷痛和無奈離開了家。

幾天後，我的公公和婆婆去女兒河派出所打聽一下兒子為甚麼被綁架？開始沒人接待，後來有一個警察就把公公給騙到一個屋裏，問了半天的話，還按了手印，老人嚇壞了。回來後得知，他們問老爺子我在哪？還問了很多親戚家的地址。由於受到驚嚇，回家後老人病倒了。他們是淳樸的善良人沒有經歷過這樣的事情。

二零零九年十一前後錦州市太和國保大隊隊長代勇還到處打電話騷擾我的家屬，問他們知道我在哪裏，讓我到分局來一趟，不找我了等等騙人的話。私下裏，太和分局四處打聽我的下落。

自從一九九九年後，鐘屯派出所警察就經常去騷擾我的父母和公婆。有一次去我的父母家是半夜十一點三十分。所以雙方老人都不敢讓我回家，很是擔心，又想我，又不敢見我。聽見村子有警車響聲就害怕，他們身心受到極大的傷害，現在兩父母身體都不太好，可是我也不能去看望老人。（因為法輪功學員胡秋霞在母親去世後回家給母親送葬還被綁架後判刑，這就是錦州市太和分局所為）所以我不得不撇下老人和孩子，又一次離開自己的家鄉。

我丈夫劉長平現在還在馬三家遭受迫害，處境很危險，因為馬三家勞教所是迫害法輪功學員最嚴重的地方，我很擔心他的身體，這是他第三次被勞教。家裏人去見他，那個警察說劉長平「態度不好」，他說不好，那就是不聽他們的話。

在這裏我呼籲善良的人們伸出援助之手，結束至今仍然在中國發生的這場慘無人道的迫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