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是她自述這期間遭受的迫害：

2005年12月7日下午3點多，我正在自家糧店賣糧，突然雙城市站前派出所的6、7名警察非法闖入我家，搶走家裏的電腦、打印機和大法書籍，並把我強行綁架到站前派出所，讓我坐一宿老虎凳，並把我手銬在凳子上，第二天早上把我送到雙城看守所關押。

國保大隊劉喜臣、楊大紅二人提審我，逼我承認用電腦上過網，並打印過資料，否則就連累家人。他們企圖強加我罪名，我正告他們：你們這是在犯法，捏造罪名，公民有信仰自由，我修煉大法做遵循「真、善、忍」的好人，做買賣從不少給人家一兩秤，關押好人有罪，應無條件放我回家。

我開始絕食抗議對我的迫害，他們用車把我強行拉到雙城市醫院門診，看守所所長金婉智、指導員劉××（當時他患有糖尿病，天天打激素）親自參與迫害我，他們指使醫院大夫和警察硬按倒我插管灌食，剛灌完我就吐一床，惡警叫囂，沒灌進去接著灌，管不拔，回看守所一小時一灌，並把我手始終銬在窗欄杆上。

在看守所13天時，我肚子疼，折騰一天一宿，然後他們通知家人拿錢去醫院，因家人來的多，不讓見，當家人剛到家，他們又給我丈夫打電話，說人不行了，趕快來。我丈夫一個人來的，然後馬上去雙城醫院，讓馬上手術，因確診闌尾已穿孔。在醫院第七天，他們要把我送回看守所，家人不同意，對他們說：「剛手術完還沒拆線，在監獄那樣的環境不得害死嗎？」他們又哄騙說：「哈爾濱公安醫院比看守所強。」家人信以為真，就這樣又把我送到哈爾濱公安醫院，家人交6000元押金，這裏每天床費70元，每天強行打針，並且藥特別貴，由獄警看著，其實跟監獄一樣。

2006年1月26日，雙城看守所警察第二次（第一次身體不合格）又強行把我送到萬家勞教所，這時的我刀口還冒膿，身體極度虛弱，只能彎腰走路。先到邪惡的萬家集訓隊，接待我的獄警是吳寶雲、關傑、於芳麗；一進屋就讓蹲著，因我蹲不下，獄警就用腳踹，惡警吳寶雲和於芳麗瘋狂拽著頭髮邊罵邊打，逼著寫三書。然後天天從早5點到晚上10點一個姿勢坐小凳，最殘酷的是天天早上逼法輪功學員背監規、宣誓、謗佛謗法，那種精神折磨真是度日如年，難以忍受。

當時這兒有20多個法輪功學員，每天早上起床就幹活，完不成任務，刑事犯和獄警連喊帶罵，不許法輪功學員說話。我在集訓隊呆兩個月下到樓下七隊，大隊長張波，更是邪惡至極。

這有一百多法輪功學員，分成三個班，每天超負荷奴役勞動，吃的是板糕（全是一籮到底的玉米麵），有時還不熟，喝白菜湯，就是七十多歲的老太太也得天天幹活：包鞋底、打冰棍桿、裝農藥、挑玉米、挑牙籤等活。每天從早上五點到晚上十點多，如果完成任務能睡覺，完不成12點也不讓睡覺。

我當時分包鞋底子，手指頭都磨破皮了，天天半夜十二點多睡覺，把我眼睛熬的通紅；後來挑牙籤，累的我眼睛有一段時間看東西模糊不清，那也得幹奴工。隔幾天就裝一次車，牙籤箱子三四十斤，每人一次拿一個往車上搬，一裝就是兩三個小時，年歲大的也不例外，也得倆人抬一箱，有時趕上烈日炎炎時幹活。我身上刀口一直不封口，幹重點活就鼓包，時隔一年多又從刀口擠出線頭，因當時萬家醫院大夫沒給拆完線，落下的。

2007年1月25日，萬家女隊搬遷到前進勞教所關押，還是天天幹奴工。這兒是新蓋的房子，院子很大很大，都是法輪功學員鋪的道板，在烈日炎炎下幹苦力，一個多月才幹完。

後來把我調到食堂，煤氣灶特別大，我每次點火都「砰」的一響，然後隨著響聲順鍋四週往出冒火，特別是煤氣管子還漏氣，容易發生爆炸，我對獄警說：「這太危險了，我點不了火。」周麗范獄警說：「你說了算哪？讓你幹啥沒你挑的。」楊國紅隊長更不管甚麼危險不危險，你就得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