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九年「七•二零」以後，中共對我們家的迫害也是逐步升級。開始迫害時，二姐夫在當地市交警大隊上班。由於二姐修煉，交警大隊隊長邢少祥經常給姐夫施壓、恐嚇姐夫。如果姐上北京就不許他再上班。在所謂的「敏感日」，就派幾個交警到他家24小時看守。交警為了讓姐放棄修煉就挑動姐夫與二姐離婚。我姐夫心地善良人緣好，對大法也了解。二姐下崗沒有工作，兩個孩子上學，只靠姐夫一人養活一家人。所以對於惡人的無理要求，也是敢怒不敢言，忍氣吞聲，身心受到傷害。2002年8月的一天，在上班的路上，突發心臟病去世了，當時年僅四十二歲。留下了兩個孩子和年邁的母親。

二姐的大兒子那年正要考大學。由於父親去世，為了家裏的生活，姐不想讓兒子上大學，提出叫孩子上他爸單位上班。交警大隊大隊長邢少祥因以姐煉功為由，百般阻攔。最後也沒讓孩子接班。就這樣，二姐默默的承擔起了養育孩子的重擔。

姐夫去世半年後的一天，姐送孩子上學回家路上，被三個不知名的便衣綁架到了市公安局。張尚林問姐是否還煉法輪功。姐說：「為了兩個孩子，有個好身體，還煉。 」張尚林聽後惡狠狠地說：「煉，就送你到一個地方去。」說完，就讓他手下幾個人把姐關進了三河看守所。在看守所，姐絕食抗議。到了第五天，三河看守所杜紅波幾個幹警就把姐送到了河北省唐山女子勞教所。到勞教所，人家看姐身體不好不收。看守所的人請示張尚林等頭目，惡警頭子為了達到迫害二姐的目的，說給勞教所送錢、送禮也得讓他們把人收下。就這樣姐在身體不合格的條件下，惡警硬把她送進了勞教所。

進了勞教所，邪悟的人不讓她睡覺，沒有任何自由。姐失去了丈夫，心裏想著家中的孩子無人照管，又加上幾天水米未進，在惡徒的威逼下，違心的寫下了「轉化書」。家裏親人得知消息後，紛紛找當地610、公安局要人。惡警最後答應接人。一個月後，姐回家了。回家後她在精神上總是恍恍惚惚，少言寡語。家裏人很少再聽到她的說笑聲。

在奧運期間，惡人找我姐的麻煩。為了躲避迫害，姐嚇得不得不賣掉房子，搬回了娘家。現在還過著流浪的生活。

九九年「七•二零」至二零零六年期間，我曾被當地公安局、國保局、派出所、鎮政府四次送進看守所強行迫害。最為嚴重的是在二零零六年六月二十九日，我在店裏看店，國保局的便衣冒充住店人，乘我不注意，把我綁架到了廊坊洗腦班，在洗腦班被關押了七十三天。之後被送到當地看守所，關押八個月後，又把我送進河北省女子監獄。

在中共對我這三年多的迫害中，我的老奶奶、同姓老爺都是修煉人，由於接受不了我被非法判刑這一打擊，相繼痛苦離世。

大姐在「七•二零」以後，當地鎮政府、村裏也經常找她的麻煩，讓她寫不煉功保證。還多次把她抓進鎮政府的洗腦班，給她洗腦。尤其在我被判刑期間，國保局找我大姐，想抓大姐到洗腦班。大姐為了減少迫害，只好四處躲藏。一天她在別人租的房子裏睡著了，中了煤氣，險些喪了命。現在腿腳走路都不方便。

大兄弟、大兄媳在「七•二零」以後也是多次被當地鎮政府抓到洗腦班。2000年6月26日，大兄弟、弟媳、大姐上北京護法，被當地公安分局接回後叫他們跪在院中的石子上，當時正是夏天中午氣溫高達40度左右，惡警田曙光在下車時乘兄弟不注意，一腳把他踢下車，當時臉擦破了，流著血。惡警頭子張尚林伙同分局局長咎慶才又把他關押到三河看守所十五天。犯人利用他善良的一面，借走了一萬五千元錢，至今未還。

大兄媳被關進鎮政府時，有一次許多法輪功學員背誦《洪吟》，結果被惡人張子華舉報。四十餘人把她們帶到燕郊公安分局大院裏。把她們吊在大院的門上，腳不能沾地。當時有一個七十多歲的老年法輪功學員也被吊在大門上。當時是寒冬月，至今留下後遺症，一手指總是涼的。

在我被判刑後，國保局株連九族式的找我大兄弟的麻煩。大兄弟是開出租車的，天性善良、膽小。他為了避免被迫害，每天出門都提心吊膽的，又加上不能及時學法煉功。在這種精神壓抑面前，身體承受不住，出現了腦出血現象，至今還未完全好轉。

我的母親在這幾年中，鎮政府也經常到家裏找麻煩，看到自己孩子為了做好人，今天這個被抓，明天那個被抓，孩子都往姥姥家跑，母親為了這七八個外孫、外孫女也吃了不少苦。

在我被非法判刑期間，大女兒的對像散了，後又交上一個朋友。在當地110上班，惡人孫旭文、邢少祥威脅他如與我女兒交往，就開除。他選擇了正義，義無反顧與我大女兒成了親。

以上是我家人遭受迫害的部份事實。希望所有善良人都能明是非、識正邪，早日脫離中共邪黨組織，為自己選擇一個美好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