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觀念和障礙

七、八年前，我們英國的大法弟子剛開始全國集體學法。記得在一次學法之後的交流中，幾位同修談到了講真相的心得，我才開始明白點西方民主社會的社會制度，國會議員的職責與義務，國會議員與選民的關係。但當時認為自己的英文不好，又不是英國公民，這項工作應該是西方同修或已經成為英國公民的中國同修的事。

二零零三年，我的政治庇護申請得到批准，地方政府又給我和兒子安排了一套條件很好的住房，內心很感激。我想，我從英國政府得到的所有福利，都是來自英國的納稅人，即英國百姓，我要盡我所能回報英國的眾生，讓英國政府與百姓知道大法的美好和在中國正在發生的迫害。

於是，我積極參與了洪法與講真相的活動，但還是沒有與我選區的國會議員聯繫的打算。一天，我在回家的火車上與我見過的一位國會議員打了個照面。當年是同修幫我準備好了材料，並打出了我當時的國會議員接見選民的時間表和地圖，我像完成任務一樣，去見了國會議員。這次怎麼這麼巧？這不是在提醒我嗎？於是我回家上網，按我的新住址查詢，發現這位新國會議員的一個接見選民的地方，與我新家僅一條小河之隔，我還有不與國會議員聯繫的藉口麼？

那麼，見國會議員談甚麼？當時丈夫剛從中國大陸出來，我想那乾脆我們全家一起去見國會議員，感謝英國政府對法輪功的保護。如果沒有英國的政治庇護制度，我們家是不能團聚的，講我們家經歷的迫害，以此展開講法輪功在中國受到的迫害。

與丈夫交流了這一想法，剛開始他有些猶豫，他說他英文不好，去了也沒法說話，意義不大，就單讓我和兒子去就可以了。再次溝通之後，他就痛快的答應了，他說他不說話，只發正念。我想，他開始的觀念和障礙與我之前的是很相似的：一．認為自己英文不好，談不了甚麼；二．對西方民主制度、國會議員的責任和與選民關係的不了解。這兩點是大多數從中國大陸出來的同修的普遍思想誤區，從而認識不到給自己選區的議員講真相就是自己的責任。

二．突破

第一次全家一起去見國會議員，效果非常好，這是一位能夠感覺到其善良的國會議員。回家後，全家人都意識到這樣的生命就是在等著我們來講真相。如果我們做不好，真是對不起他們。很快聖誕節就到了，我們準備了一份禮物──一張大法弟子創作的音樂光盤，並設計製作了一張感謝卡，一併送給了這位國會議員，同時我們也收到了國會議員和其家人自製的聖誕賀卡。

之後，我們意識到應與自己的國會議員保持來往。於是向一個同修詢問能否往後把她給她的國會議員寫的信轉發一份給我作為參考，我只需稍做修改就可以發給我的那位國會議員了。這位同修說她一直與她的國會議員保持著聯繫，所以每次只發一封簡短的電子郵件。看來這條捷徑走不通。可我自己準備英文信還是蠻頭疼的。這時兒子說：媽媽我幫你。剛開始我寫英文草稿，兒子幫我修改，後來兒子說：媽媽，您寫的中國式英文我看不太懂．您還是寫中文，我翻譯成英文，這樣會好些。於是我和兒子的合作開始了。

每當大事件發生時，我就用中文寫出，兒子再給翻譯成英文，之後，我們一起討論措辭，例如歐洲議會副主席愛德華訪問中國，人權律師高智晟的公開信，中共活體摘取器官的暴行和對其的獨立調查報告，等等。每次寫信或直接去見國會議員，都會很快得到回覆，每年聖誕節還會收到他的聖誕卡。其間，中共活體摘取器官的罪行曝光後，我們給所有的市議員寄去了材料。

三．鼓勵

今年「七•二零」之前，英國同修安排了一系列活動，並準備了給國會議員的參考信，知道後我感覺很慚愧，搬新家近兩年了，一直沒去見國會議員，雖然一直在想，但沒有落實與行動，以前的那個國會議員，也有兩年沒有聯繫了。懈怠了這麼久，這次我可不能再錯過機會．心裏一動真念，一天之內就約好了與兩位國會議員見面的時間，還是在同一天。

以前的國會議員見到我後說：好久沒見了！對他的助手說，她是法輪功，你知道麼？法輪功在中國正遭受歷史上最殘酷的迫害。他表示他會儘量安排時間參加研討會和「七•二零」集會。新的國會議員對我說，他知道法輪功受到中共的迫害，但他對法輪功本身不了解，我知道自己該做的沒做。

在「七•二零」集會現場，見到了以前的國會議員，他說中共對法輪功的迫害一天都不能繼續。看到他真誠的神情，我由衷的欣慰。

我知道有很多同修在對國會議員講真相方面做的很好，積累了很多經驗，我的交流是想和與我有相似觀念和障礙的同修分享我的經歷，相互鼓勵，不要等，不要靠，每個弟子都應該盡到向自己的議員講真相的責任，做而不求，堅持不懈，就會看到世間的變化。

謝謝師父，謝謝同修。

（二零零九年英國法會發言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