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知道有一個同修，大約是二零零一年的時候，被當地的“六一零”送到了勞教所，一檢查：肝癌晚期，嚇的邪惡趕緊給送回家去了。到家以後我們這個同修根本沒拿這當回事。用句老百姓的話講，該吃的吃該喝的喝，照樣到處講真相。後來邪惡一看：這人這不是啥事都沒有嗎？哪有病啊！上次檢查是誤診了吧，把他又抓起來送到了勞教所。一檢查確確實實就是肝癌，而且已到了晚期，最多也就是還能活一兩個月。又給拉回當地。回來以後，縣“六一零”的頭目還不死心：怎麼看都不像，親自出馬帶著他又到縣醫院查了一遍，還是那個診斷結果：晚期肝癌。邪惡一看，傻眼了。只好又把他給放了。過了三四年，有一次“六一零”的頭目在大街上遇見了他：老某，大街上的電線桿都讓你給貼滿了（大法真相傳單）。現在過去七八年了，還好好的。

那為甚麼咱們有些同修僅僅得了個（姑且這麼寫吧，真修弟子哪有病啊!）甚麼糖尿病、尿毒症，甚至啥病都沒出現過卻突然就走了呢？我想起了師父在以前講法時講過的一件事：“有的人真是一看得了這樣的法了，他甚麼都不執著，躺在病床上他在想：我都快死了，我還能看到這樣的東西，真後悔為甚麼不早看到啊？！他沒有想到用這個可以治他的病，他就抓緊時間看書。他說：我不能活幾天了，我趕快看，趕快看，儘量在有生之年、有生之日多看一些，多看幾遍。可是，在這不知不覺中他能夠下地了，他的腫塊消失了，他能夠走路了，他能站立起來了，他突然發現一身輕。醫院再去檢查他的病，他的癌病已經完全沒有了。”（《歐洲法會講法》）

師父在講法中講過以前這個宇宙是為私的，“過去的修煉人說：‘我在幹甚麼’，‘我要幹甚麼’，‘我想得到甚麼’，‘我在修煉’，‘我要成佛’，‘我想要達到甚麼’，其實都沒有離開那個私。”（《瑞士法會講法》）而這次師父是要帶我們修成“無私無我，先他後我的正覺”（《精進要旨》〈佛性無漏〉），當你所做的一切是為“我”的時候：我要多看書啊我要多發正念啊，否則的話師父不管我了，死了怎麼辦呢？我家孩子還沒考上大學呢！我覺的這種情況你就是再積極學法也沒有用，因為你的基點不是為眾生負責、為法負責，而是為自我計較得失。

或者真的能放下生死，根本不拿這當回事：我就做我作為大法弟子應該做的一切，生又怎麼樣，死又能如何？師父講過：“如果一個修煉的人真能夠放下生死，那生死就永遠的遠離了你。”（《二零零四年紐約國際法會講法》）我覺的我們弟子當時真的能有那麼一念可能真的就死不了了，其實這些師父在以前的講法中早就講的很明了。一個人得了重病他是放不下的，思想中光剩下害怕了，我們學員中是不是也有做不到的哪？天天執著的盡是常人中的事，想到的都是為私的索取，這也放不下那也放不下，我覺的這就符合了舊勢力迫害的標準了！

我還認識一位七十多歲的老年同修，有一次無緣無故的一跟頭摔在那兒，就死過去了。他的老伴，老太太也近七十歲了，你猜她想啥？她想：老伴大概太累了，累暈過去了，修煉的人能有啥事啊！自己把他拖到床上，蓋好被子，然後該幹啥就幹啥去了，過了一夜，老頭就像睡了一覺似的醒過來了，啥事沒有。過後老頭就問老太太：我死過去了，你就一點都不害怕嗎？老太太就講：有甚麼好怕的？你是一個修煉的人嗎。就這麼樸素的一念，就啥事都沒有。

師父講過大雄寶殿的事，修煉要勇猛精進的。也講過過去那個修煉的人，出家以後連父母都不認的，和尚出家了，斷了常人中的一切念！雖然我們沒有出家，可在修心斷欲去執著方面，要求就應該低嗎？應該比那個過去的修煉人高才對呀！可是我們自己又能做到甚麼程度哪？不僅僅是要像過去的修煉人那樣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師父將要把我們度到那麼高的境界中去，我們真的應該時時刻刻嚴格要求自己，對照大法去做才對。更何況有許多老年同修可能生命進程早就過去了，延續來的時間真的不應該白白虛度在常人中。真的應該嚴肅的對待修煉。

就我自己的一點認識，對照師父的講法與同修探討交流一下，不當之處請同修慈悲指正。合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