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慧網二零零九年八月二十七日】（明慧通訊員河北報導）河北省唐山市法輪功學員王清玉，二零零零年因拒絕天安門警察的無理要求，堅決不罵大法，遂被綁架、非法關押了兩年，其中包括被拉到洗腦班，遭精神及肉體虐待。以下是王清玉自述這段被迫害的經歷。 我叫王清玉，女，生於一九四零年，是河北省唐山市錢營礦的退休職工。我是九六年十月份前後得法的。得法前身體患有多種疾病如心臟病、膽息肉、胃病、慢性腸炎、慢性咽炎、肩周炎、失眠、冒虛汗等等，走過多家醫院、專家門診均無療效，後經人介紹煉法輪功，時間不長這些症狀就很快消失。 遭看守所惡警酷刑折磨 二零零零年十月三日，我去北京證實大法，上天安門城樓時，警察查票搜身、逼我們罵大法，我們不罵，警察就把我們綁架到事先準備好的汽車拉到廣場派出所。午後，又把我們拉到唐山駐京辦事處，將我用手銬銬在走廊的暖氣管子上。直到夜間錢營礦勞保科科長兼書記呂文好將我接回送到錢家營礦分處，交予田貴寶。 緊接著辦了兩天“學習班”，參加的人有錢營礦副書記汪風林，團委書記胡興海，公安分處田貴寶。末一天問我還煉不煉，我說煉，就這樣，汪風林、田貴寶就決定把我劫持到唐山第二看守所。當時唐山第二看守所正在改建，我被非法關押在豐南看守所。 二零零一年七月一日，在搬遷新建唐山第二看守所過程中，我拒穿犯人服，隊長邢立新就將我雙手銬上。一天中午，趁大家睡覺的時候，我就打了會兒坐，新來的所長王玉合看到後說不讓我煉，我沒有理他。又過了兩天，大約是七月十七號左右，科長王海民將我叫到他辦公室問我：還煉不煉功？穿不穿號服（犯人服）？坐不坐班？給你兩天時間回答。當時女隊長邢立新說：讓她現在就回答！其實我早就憋不住了，我說我煉功，不穿號服，坐班的事等我想好再回答。張海民立即叫來四名犯人，把死人床（懲治死刑犯的鐵床）、腳鐐、手銬都拿來，四個犯人分別將我的手和腳全都銬在鐵床的欄杆上，動彈不了，連大小便都不讓。當時正是大伏天，整整銬了我十二天，當時監室內有兩位同修，對我無微不至的照料，給我洗頭擦身子，從鐵銬子的環裏給我換下髒衣服，還接尿，餵水餵飯。當我被放下地時已經是骨瘦如柴。 二零零一年十月份，隊長邢立新將我轉關到另一女監室，此監室比較邪惡，一天，牢頭王鳳君和犯人李連芝告訴我說：隊長佈置好了，不讓你煉功，你煉功就不讓你睡覺。我說那不行。李與王配合，只要我一煉功，她們就抻胳膊、拽腳的千方百計阻撓我，我打坐時閉著眼，李連芝就用條帚苗捅我鼻子，捅耳朵，晚上十點後大伙都睡覺了，李連芝拽著我的兩腿，“咕咚”的一下子就把我從坑上拽到地板上，我若不是煉功人的話，這麼大歲數，腿和脊椎說不定就筋斷骨折了。她們為了不讓我睡覺，把我的被子泡在水池子里弄濕。她們不但自己這樣幹，還叫其他的犯人也這樣幹（當然別的犯人從心裏討厭這種做法），總之就是換著班的折磨我，整的我八天八夜沒睡覺。 這期間我多次告訴李連芝：你這樣做對你不好。她不聽。結果時間不長，李連芝就得了糖尿病。王鳳君也是臉黑青的，走路有氣無力。 二零零二年一月，看守所安排犯人編椅子。我與王素蘭等四位同修悟到我們不是犯人，不能配合邪惡的安排和指使。為此，所長王玉合將我們手反背銬著綁在鐵椅子上。前四天惡警不讓我們上廁所，當時有兩位年輕同修來例假，我跟隊長邢立新說：你讓她們換上手紙。邢說：用被子堵上！直到後來另一位副所長查監，方才給了一會兒下地上廁所的時間。那年的冬天很冷，當時我被逼坐的鐵椅子就在監室的風場大門裏面，一天惡警邢立新進屋後，藉口空氣不好，把大門敞開半天，其實她的真正目的是想凍我。就這樣長期坐鐵椅子，我的腿和腳腫的像包子，十二天後才將我放下。 有一次，看守所組織獄警家屬來參觀，我寫了天安門自焚真相信，與同修王素蘭借機將此信遞出，為此，惡警邢立新用一副腳鐐將我和王素蘭銬在一起。三天後牢頭李連芝就跟隊長打小報告說我們不編椅子挺舒服的，這樣隊長又用一副手銬將我倆一人銬一隻手。這樣銬了十二天。 二零零二年二月份，惡警隊長邢立新將兩個監室合併成一屋，這樣，大法弟子們就有機緣舉行了一次很壯觀的集體煉功。結果又有五位同修被銬上了手銬。其中就有我，當銬到第九天時，我肚子疼的厲害，這才被打開了手銬，那天科長張海民說了句明智的話：“那就煉功吧！”其實是我放下了生死，闖過了一關又一關，才得來了煉功的環境。 遭洗腦班惡徒圍攻、刑罰 二零零二年四月二日，錢家營礦黨委副書記汪風林、“六一零”辦公室姜主任、勞保科書記周富、分處田貴寶、服務公司員工李小芳等人到唐山第二看守所，說的是叫我和王素蘭回家，其實是將我倆弄到唐山紡織大學洗腦班。至此，我被唐山第二看守所非法關押了一年半。 在被拉到洗腦班的一路上，王素蘭高喊：“法輪大法好！真善忍好！”當車停在“轉化”學校院裏，王素蘭下車後被好幾個人又抻又拽的，我是車上最後一人，看此情況，我就下車和王素蘭抱在一起。這時抻王素蘭的人和圍觀的人四散離開，站的老遠，後來他們就吃飯去了，我和王素蘭走出大門外，意想回家，後來我被李小芳拽回。 晚上，洗腦班校長兼書記孫明良立刻組織四、五個人對我進行車輪戰術，目的是從精神和肉體上折磨我，孫明良和我爭辯一陣子後，我覺的身心疲憊不堪，為不使他們達到目的，我去廁所回來之後就不再進他們的辯論室，把鞋脫了在走廊裏靠牆邊坐下，誰說我也不進屋，孫明良和張阿寧看著實在無法再繼續進行下去，最後孫就問：今天誰讓你和王素蘭跑到大門外的？我告訴他，那是自己悟到，沒有誰指使誰，是礦上領導告訴我們回家的，是礦上領導欺騙我們。後來聽說他們還將我倆拍成鏡頭錄像了，等著一旦我倆“轉化”，他們可以以此大做文章。 後來洗腦學校找來所謂的專家講課，晚上放污衊法輪功的電視，目的是給我們洗腦，當然我就不去，晚飯後我自己就在乒乓球室呆著。一個叫蔣麗群的洗腦人員緊追我不放，非叫我去看電視，最後她覺的說服不了我，就讓我回房間，她在房間裏大喊大叫，我只好用被子蒙住頭，由她去喊，大約過了半個多鐘頭，她喊的沒勁了，就說：你們都說我是魔，我就是魔，你甚麼時候不“轉化”，我就一直跟你到底。 接下來的一天上午，我從洗手間出來，一個叫張石的大個兒，一把拽住我的胳膊就往樓下走，到一談話室內，那裏已經有五、六個邪悟的在等著我，對我進行洗腦“轉化”，一直到晚上十二點了，他們有走的，有來的，就不說叫我睡覺，我不管這些，說太晚了，就去睡覺了。 第二天剛吃完早飯，又叫我去談話，在談話室裏我坐下時間不長，張石進來，托著我下巴把我的頭往牆上連撞三下。蔣麗群插話說：你得““轉化””，不“轉化”就送你到勞教所！那些邪悟的人員更是倒行逆施，把他們邪悟的理強加於我，我不認同，他們就拍桌子瞪眼的，一個姓鄧的很兇，多次跟我拍桌子瞪眼，後來再沒來過，聽說她的胳膊折了，真是善惡有報。這天下半夜兩點後才允許我睡覺。 接著第三天仍然是談話洗腦，一個叫趙華的洗腦人員，她說我去北京犯法，還自稱是學法律的，我說我沒犯法，那你就把憲法搬來，看看誰在犯法。她說下午吧，結果下午她就沒敢露面。晚上張阿寧再三催我寫認識，我就寫了：一、大法能使人身體健康。二、大法能使人道德回升。三、大法賦予人的生命，包括你我他。總之大法是偉大的神聖的。張阿寧無可奈何的說：這不是很好嗎?這天凌晨四點後才讓我睡覺。 第四天上午，一個王姓洗腦人員問我天安門自焚是真的是假的，我說是假的，他說你敢跟我們去調查？我說我敢去。後來他們就不再提此事。晚上八點左右，張石進來了，出其不意的突然抽走我坐的椅子，讓我摔了個仰八叉，到十一點左右張石又第二次進來，又是同樣抽走我的椅子，讓我的腦袋磕在暖氣管子上，後來我就坐在地板上直到天亮。 第五天，中午剛吃完飯，孫明良帶著打手王志傑闖進我睡覺的房間，二話沒說，就把我摁倒在地板上，把我腦袋往地上連磕了三下，我左眼太陽穴處立刻鼓起一個大青包。晚上孫和王到談話室，不讓我坐椅子，靠牆站著，還訓斥了一些別的話。晚上十點後由兩名邪悟人員看著我，王志傑進來後拽著我的衣領到一個離牆遠的地方站著，我實在站不住了，蹲下一小會兒，那兩個看我的人立即將我拽起來。凌晨四點左右，王志傑又進來拽我到房屋中間的空曠地方，這樣一直站到早上七點，這場鬧劇總算結束了。後來孫明良又多次叫我與其談話都被我拒絕。再後來的一天，王志傑叫我去樓上會議室聽孫的報告，我說我不去，王志傑把我拽到談話室，左右開弓，狠狠地打了我十多個耳光。 錢營礦勞保科周富，隔十天半個月就到洗腦班來一次，看我是否“轉化”，同時配合孫明良的洗腦。 在洗腦班期間，我身上長濕疹，孫拉我到唐鋼醫院，一次拉我到新華紡織醫院，大夫早就說沒事，也不傳染他人。但是孫明良故意小題大做，目的是從經濟上迫害我。他又讓周富強行拉我到唐山安康醫院（此醫院與公安對口），醫院要五千元押金，我家人根本就沒錢交，所以醫院拒絕接收我，孫的目的沒有得逞，又拉我到錢營礦醫院，我堅決拒絕打針吃藥，呆了五、六天又拉我到洗腦班。 唐山紡織大學洗腦學校將我們一人關一屋，門從外面掛上鎖頭，吃飯解手都在屋裏，把我們不當人看，為此我就絕食了。孫明良又安排周富、田貴寶將我拉回我兒子住處，周富說你快吃飯吧，讓你兒子把你衣物從洗腦班拿回來，以後就不去了。我信以為真。吃飯有六、七天後，礦上“六一零”劉寶余又把我抓回洗腦班。記的那是個星期一，田貴寶和勞保科的工會主席韓進忠，一人架著我一個胳膊把我塞進小車裏，當時圍觀者很多。 到洗腦班後我繼續絕食，孫明良為了不擔責任，又叫周富、田貴寶拉我到錢營礦醫院，說是給我輸液，我堅持不輸，最後就叫我回家了。大概二年後，孫明良遭惡報得癌症死了。 兩年經濟迫害七千元 母親臨終不能見 我回家後，周富安排兩名礦上的職工看著我，周還經常來我家用問我還去不去北京，我都說去。這兩個人看了我很長時間，後來我找汪風林才將這兩人撤掉，表面上是撤掉了，其實背地裏仍然安排人在監視我。 就因為我不罵大法師父，被非法關押了兩年。那兩年邪黨人員給我造成的經濟迫害共計七千零五元。一是二零零零年七月二十日前幾天，勞保科書記呂文好、公安分處田貴寶用車將我拉到礦上囚禁一個星期，還管我要押金二千元，說是不讓去北京的保證金。二是我被非法關押在看守所期間，被扣工資二千零五元。三是在洗腦班交所謂生活費三千元。 在那期間，邪黨人員不只是對我本人進行迫害，給我的家人帶來的痛苦也是一言難盡。家中老母親八十多歲，天天在哭喊著要閨女，直到臨終前眼哭瞎了也沒能見上我一面。那期間，由於我老伴不會做飯，更不會伺候人，只得求助老家的親戚幫忙，把我媽安排在親戚家附近的敬老院，每月的費用就六百多元，而我的工資被扣除了將近一半，老伴心急如焚，為了生活，六十多歲的人只好走出家門去打臨時工。一天在回家途中下車時摔了一個大跟頭，自己坐在地上半個多鐘頭才能起身回家。還有一次，老伴高燒四十度，暈迷不省人事，多虧好心人給我兒子打了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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