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慧網二零零九年八月十九日】 師父好，各位同修大家好： 我是一名警察，服務於基隆市警察局。今年三月十四日至五月十六日，一萬二千名大陸安利團成員分九梯次搭郵輪來台旅遊。九梯次的行程都是基隆港靠岸後，早上搭遊覽車到台北參觀，晚上再回到基隆廟口逛街及小吃。這些可貴的中國人來台，基隆大法弟子在基隆港、基隆廟口有兩次證實法的機會，同修們都很重視。這段期間我夾在同修與同事之間，過程中讓我看到自己許多的不足，怕心與執著心也都展露無遺。 基隆地幅狹小，有證實法及講真相得天獨厚的條件，尤其安利團晚上從港務局走到廟口夜市，經過文化中心廣場後，接著沿途二、三百公尺都是走騎樓地或人行道。無論在文化中心廣場集體煉功、拉橫幅，或是在騎樓地、人行道舉展板、講真相或播放大法音樂等，大陸遊客都是近距離從大法弟子面前經過，所以想不看、不聽真相都很難。 但事情並沒有想像的那麼順利，方方面面的干擾很多。剛開始，早上安利團搭遊覽車從碼頭到離開基隆，同修們就在沿途路邊拉橫幅。然而面對大法弟子的證實法，警方如臨大敵，並且表示依據集會遊行法，在路邊拉布條要提出申請，還要出示路邊商家的“場地出借同意書”。當我們質疑道路是公有的，商家理應沒權利開立同意書時，對方也充耳不聞。 後來又不允許我們在路邊拉橫幅，還說要拉到騎樓地裏面去拉，協調人不同意到騎樓地，警方還表示要舉牌警告；甚至連晚上兩位同修穿繡有“法輪大法好”的黃色衣服到廟口逛街，警方都全程跟在旁邊；晚上集體煉功、拉橫幅時，警方還怒氣沖沖地說：“早上已經拉過布條了，晚上就不要再拉了。”面對警方不合理的要求，同修們都能心平氣和地向警方講真相，展現大法弟子大善大忍的風範。 眼看大陸遊客一波一波不斷來，這麼多的干擾勢必影響眾生得救的機會。我們於是向有律師身份的同修請教相關法律問題，律師同修表示：像我們這種單純拉橫幅、講真相的和平訴求，一般來說法律是不干涉的。她的結論是：此事沒有法律問題，只有修煉問題。經同修提醒後，我們認識到有問題就是講清真相的好機會。 我在警察局裏面服務，執法人員都是我的同事，可以說是最有講真相的便利條件。我意識到這是我無法推卸的責任，為了短時間達到全面講清真相的效果，我就以說明法輪功學員為甚麼拉橫幅、講真相為由寫了一份真相材料，然後以警察局法輪功社的名義從上到下一百多個單位及辦公室全部送發。真相材料送出不久，負責安利團來台業務的主管就對我說：“我知道你們都是和平、理性的。” 與此同時，有一家媒體在安利團來台當天中午新聞報導時，拍攝畫面故意避開“歡迎大陸遊客來台旅遊”的橫幅，報導中還說法輪功學員在向大陸遊客抗議，同時暗示這樣做有違反集會遊行法之嫌。知道此事後，我立刻以電子郵件向該媒體講真相，並要求更正不符事實的報導。隨後同修們也紛紛打電話去要求更正，因為打的人數太多，以致最後對方都不敢接電話了。結果下午三點鐘左右新聞報導就更正過來了。該媒體後來也回信表示：已經將我的信轉交給有關部門了。從那時起，就再也沒看見該媒體對我們有任何負面的報導了。 以往對於媒體不符合事實的報導，有時我們會抱著無可奈何的態度。可是大法弟子都想方設法在救人，媒體負面報導會使大量眾生遭受毒害，與我們的目地恰恰相反。從此事經驗中個人以為，遇到這種情況我們不但不能不聞不問，而且最好第一時間內就做出回應，以免時間拖的越長傷害越大。 警方這一方面，除了真相撒遍各單位外，在下一批遊客來台的前一天晚上，我還到管轄派出所當面向所長講真相，並送給他們《九評共產黨》。然而可能是基於上級的壓力，第二天警方的態度還是很不好。我在現場和警方協調時，在場的一位長官還阻止我，讓我注意自己有警察身份。此話的意思，似乎要我在同修與同事之間作出抉擇，但我轉念一想：大法弟子不能不證實法；但怕心和名利心還是起了一些作用。隨後安利團來台兩個梯次，我都沒有出去證實法，而是在“幕後”默默地做事。
針對警方的態度，同修們除了一再風塵僕僕地前往有關單位講真相之外，也邀請佛學會負責人或在常人中較有身份的同修拜訪警察高層，但後來發現時間有些緩不濟急。經過交流後認為寫信也是一個很好的方式，因為寫信不必事先約定時間，也可以避免對方避不見面或不接電話就沒轍了。 認識到以後，基隆大法弟子隨即寫信給警察高層，除了講清真相及隨信附贈《九評共產黨》外，也對警方動員大量警力對待一個和平群體，以及將集會遊行法擴大解釋，表達我們的不安和憂慮。 信寄出去的第二天，同修再去和警方交涉時，對方的態度就有了一百八十度的轉變，並且表示爾後只派維持交通的警力，其他警力原則上就不派遣了。大法弟子證實法的環境就這樣開創出來了。 此事解決後，緊接著訓練單位突然告訴我：依據上級的規定，我承辦的業務必須辦理講習，對象是分局、派出所的警察。也就是說，依照規定我要對安利團來台實際執行勤務的同仁講課，總共兩梯次，每一梯約兩、三百人。我悟到這是進一步講清真相的機會。為了將真相講清楚，第一梯次五十分鐘的課程，講真相就佔用了將近三十分鐘，結果訓練單位知道後有意見，而且要求我第二梯不能再講了。我想這也許與我事先沒有發正念，而且還預期真相可能只能講一個梯次有關。出現這樣的結果，可以說是自己的心促成的。 此外，有鑑於《九評共產黨》是破除常人對中共邪黨心存幻想的利器，平時我經常利用機會送《九評》給同事或長官。安利團來台期間，同修們也會送“九評”給到場服勤的員警。後來有位長官告訴我，《九評》他已經看過三遍了；也有一位同事說他經常隨身攜帶《九評》，一有機會就拿起來看，還說每看一遍整個人就好像被清洗過一遍一樣。 因為白天要上班，所以我都是晚上參加證實法的活動。晚上大陸遊客前往廟口這一段路，我們原本是以發真相材料為主，但發現他們都不接，後來才知道他們事先都被中共邪黨警告：不能拿法輪功的資料，否則回去要秋後算帳。 面對這種情況，我就做了一些真相展板，然而可能對於突然寬鬆的環境不太能適應，我拿展板給同修時，有位同修拒絕，並且表示警察不可能會同意我們舉展板的。但事後證明，當我們沿途舉著真相展板時，警方不僅沒有干涉，有的同事看到我舉展板還對我微笑，有的則是點頭示意。後來有一位同事還豎起大拇指對我說：“我最佩服你了。”我想他是被我堅持正義的行為所感動吧！ 對大法弟子的考驗是多方面的。文化中心廣場是安利團必經之地，剛開始我們在廣場集體煉功引起很大的震撼，一批一批大陸遊客經過時，有的人瞪大眼睛看，有的人竊竊私語，也有人拿照相機拍照。但文化局面對壓力，隨後即不允許我們在廣場煉功。問題出現就是講真相的機會，經過寫信及當面講真相，後來情況就完全改變了。文化局長還對前往講真相的同修說：他會拜讀《九評共產黨》這一本書。 安利團來台這一段期間，警方、文化局或媒體前後態度戲劇性的變化，充份證明了：講清真相是一把萬能鑰匙。個人以為，講真相不局限於何種方式，此次無論對警方、媒體或文化局講真相，我們都是口頭和文字雙管齊下，而且幾乎都是第一時間內做出反應，效果是顯而易見的。此次經驗也讓我深深體會，出現問題是好事不是壞事，而且仔細想一想還是大好事：出現問題不僅可以講清真相、救度眾生，過程中可以得到提高，可以說是一舉多得。因此我認為遇到問題我們應該心存感激，而不是煩惱或抱怨才對。 最後我想談一下我對最近職務異動的一些認識。前一次人權聖火到基隆時，我負責和警方交涉交通疏導事宜，還擔任了活動的代理人。在公文送批的過程中，有位長官見到我的名字在公文上，告訴我這樣做會影響到自己的前途。此次安利團來台，我白天上班積極講清真相，晚上下班參加證實法活動，從一些同事的言談舉止中可看出，他們對我如此熱衷於這種會影響自己前途的事，是難以理解的。 安利團最後一梯次離台不久，我的前途果然受到影響，但從常人的角度來看是正面影響，我從非主管職務調到一個人人稱羨的主管職位。從許多人驚訝的反應中，可看出我此次異動可以說是跌破了專家的眼鏡。其實想一想也是這樣，大法弟子的得失，不是常人說了算的。 到新職報到不久，忽然有一位知名廣播電台的記者，要以電話採訪我關於兩岸警察的對比，還說採訪會播送到中國大陸去。當時我非常驚訝！怎麼剛到任就有人找我講真相了？後來我才知道她在網路上看到我寫的有關兩岸警察的文章，那一天適逢警察節所以要採訪我這個題目。於是我就以大陸警察迫害法輪功、台灣警察煉法輪功為主軸，以此強調兩岸強烈的對比。採訪後為了讓她進一步認清中共邪黨的本質，我也寄了幾本《九評共產黨》給她。此事讓我悟到修煉人沒有偶然的事，也許這個職位有我該做的事吧！ 就中共迫害法輪功學員案例打電話時，對於大陸公安在邪惡的環境下，無知、麻木的迫害大法弟子，覺的他們實在很可憐，有些惡警已無可救要，將來勢必要入無生之門，而我卻有幸成為走在神路上的大法弟子，這是多麼強烈的對比啊！ 最後以師父在《二零零九年大紐約國際法會講法》的一段話與同修共勉：“如果我現在結束這件事情，未來的生命就銷毀的太多了。下來得法的那些人、為得法而來的人，就白來了。當初哪，這些生命，不管他現在是幹甚麼的，他們都是神，看著這裏頭這麼可怕，就敢一頭紮進來，就敢來，為甚麼哪？他們是對正法、對大法抱著希望，非常堅定的信念，來了。不管他現在表現的怎麼樣，也得看當初，也得看歷史，也得看這個生命的過去怎麼樣，儘量去救度他們。” 謝謝師父，謝謝大家。 （二零零九年台灣北區修煉心得交流會發言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