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慧網二零零九年七月十八日】一九九九年七月底八月初，中共開始給法輪功抹黑宣傳，我去北京上訪，因此被綁架到洗腦班。我自己和家人精神上都承受了巨大的壓力，單位安排了一些媒體採訪我，我對他們講了自己煉功受益的體會，但事後出來的新聞與我說的完全不同，我成了被當局所謂”教育轉化”的典型，媒體利用我做道具來欺騙民眾，欺騙其他法輪功學員。我相信，許許多多的假新聞都是用類似手段製造出來的。 事情的經過是這樣的。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二日，中共開始迫害法輪功，我到北京國家信訪局上訪。我按照信訪局工作人員的要求提供了個人的信息。填寫完上訪表格後，那個接待的人說，其實接訪員早就走了，我們是公安，等著在這抓法輪功，來一個抓一個，湊夠一車就勞教。當天晚上，幾個山東煙台的公安來信訪局，兩個人把我夾坐在汽車後排座上，帶到了煙台駐京辦事處。我這個守法公民就這樣無理被綁架，隨後被劫持回煙台。 當時的煙台芝罘區黨委書記魏秀田（此人後來因受賄被判刑十五年），指使我原工作單位──芝罘區檢察院，私設牢房，把我囚禁在單位二樓的一間會議室裏。由女同事24小時輪流值守，嚴密盯著我的一舉一動，我被當成犯人對待，被自己的同事包夾，監控，連上廁所都不讓關門。 檢察院這個本應查處非法拘禁的單位帶頭犯法。中共把自己制訂的法律踐踏得一錢不值。單位裏的頭頭趁機或明或暗的向我家人提出錢財要求，那些看管人員每天在餐館吃飯的錢要由我家出。單位頭頭還趁機敲詐，要我家人給他裝修房子。 在這段被監禁期間，我被剝奪了一切行動自由和言論自由。每天除了短暫的吃飯上廁所，剩下的時間全部被強迫浸泡在充斥著謊言和欺騙的電視、報紙和書籍裏，幾個人甚至十幾個人輪番和我談話，不許睡覺。女同事奉上司的命令夜裏不讓我上床睡覺（桌子拼的床），一看我上床就去拉扯我，叫醒我。 反貪局一個叫臧國章的人（此人幾年後暴病身亡），帶著幾個人，夜裏輪番找我談話，不許睡覺。話語間，以我的前途、工作、家庭甚至進一步監禁迫害威脅恐嚇我，逼我寫保證，逼我放棄信仰。這樣幾天下來後，只覺的頭腦昏昏沉沉，無法正常思考問題。這一切手段都是中共從上而下安排好的。 當時媒體上污衊法輪功的文章鋪天蓋地，一時之間，陰風颯颯，彷彿文革再現。親友們不敢譴責中共，只能暗暗為我落淚。用當時單位頭頭的話說“法輪功學員的政治前途已經死亡”，這句話意味著在中共掌控一切社會資源的社會裏，你會備受歧視和打擊，成為失去一切權利的最低等公民，甚至賤民。 欺騙是中共的另一個慣用伎倆。他們對一些法輪功學員說寫個假保證，讓我們交個差就完了，你心裏怎麼想是另一回事，你回家怎麼煉，誰管得著。然後他們再拿這樣騙來的保證去騙更多的學員，說某某站長、某某輔導員都“轉化”了，就剩你了。給你製造出一種錯覺，好像這世界只有你一個人還在煉法輪功，在被這十三億人打擊。 因為這種國家恐怖主義的威脅和高壓洗腦，也因為多年受中共黨文化教育，以為不過是走個過場，我一時糊塗，就違心地寫了一份“保證”，後來又用玩弄文字遊戲的方式，寫了所謂的“悔過書”和“揭批書”，以為可以用這樣與他們周旋。 人無正氣，惡人會更加囂張，得寸進尺。寫了“保證”，我仍然被監禁著。檢察長張學恩對我說，因為我的事影響他的前程，要我去見見媒體，給單位挽回點“聲譽”。我以為我可以借機幫助那些記者了解法輪功，澄清外面那些的謠言，就答應了。 隨後，《煙台日報》、《煙台晚報》、《現代科學生活報》、《煙台電視台》、《大眾日報》、《煙台廣播電台》等幾家媒體都來“採訪”我。我如實地對他們說，我是因為相信修真善忍做好人才修煉的，大法是好的，只是政府不讓煉了。我還反復對他們說，希望他們能如實報導我的話。但是那些報導他們一份也沒拿給我看。 張學恩還對我家人說，要想讓我早點出來，要我家人做一個錦旗送給他，當眾對他表示感謝才行。單位還找來《現代科學生活報》等媒體記者照了送錦旗的幾張照片，騙公眾說甚麼“挽救了”法輪功學員，家人主動送錦旗表示感謝。 隨後《大眾日報》，《人民日報》等報記者來做所謂的採訪，其中《人民日報》的那個記者像審犯人一樣對我，他說：“我現在問你問題，你只准回答是或不是。” 然後，他用社論中那些惡意侮辱大法師父的話，比如你師父是不是騙了你等等，一句句重覆，叫我回答是，我每句都回答說：不是，我師父不是那樣的。他又重覆社論中那些下流的罵人話，喝令我去回答是。我發現這個人根本就不想聽任何真相，我當即回絕他說：“如果你是來採訪的，就要聽我說，如果你念社論，再逼別人說‘是’，這算甚麼採訪？這說明你根本就不想知道事實。你自己回家去編一篇就是了，為甚麼要出去騙人說是某某人說的呢？這還有職業道德嗎？符合一個官方媒體的作派嗎？”那人對我拍桌大怒離去。 後來張學恩斥責我說，本來他想讓那記者在《人民日報》上給自己寫篇文章，現在因為這事搞砸了。從那以後我就拒絕再見任何記者了。 一個同事來關著我的辦公室牢說，你上報紙了啊。他手裏拿的那張報紙是《現代科學生活報》，上面登了一篇連載文章，說我如何“被政府感化了”云云，還說我如何“抨擊了”法輪功之類。其實我在接受採訪時一直是告訴他們，師父教的真善忍是對的，我是受益者，不是受害者。這些文章所謂對我的採訪和描述通篇都是胡編亂造，我怎麼也不會說那些仇恨大法的話，完全是沒有的事。其他報紙，如《煙台日報》的報導也是造假的。煙台電視台和電台的播出我沒有看到，但我料想也好不到哪兒去。 我當時非常生氣，我找到張學恩，要求他轉告那些媒體澄清不負責的報導。他卻對我說：“這是政治的需要，給你澄清是不可能的。”我這才知道自己被人利用了。 我在辦公室裏被軟禁了二十天左右，在九九年八月被放回家。回家後才知道，那些關於我的假新聞已經被當地政府和媒體傳播出去。我因此提出辭職。 後來，由於我一再給那些媒體寫信要求澄清，在九九年十月我再次被關押十幾天。二零零零年五月，我不得不再次到北京上訪。 之後的幾年裏，我一直遭受中共的迫害，先後五次被監禁，而每一次都沒有任何法律手續。 事情過去許多年了，心裏一直很沉重，在很長的時間裏背負著沉重的愧疚。寫出此文來，是為了正告當初那些參與造假的人，人做過的每一件事都會有後果，都被記載著，如果能了解法輪功的真相，認識到自己的錯誤，改過遷善，才能有好的未來。 其實，在中共發動的這場對法輪功的迫害中，所有的中國民眾都是受害者，中共一貫就是群眾鬥群眾。也希望還在迷中的世人，能夠看清中共邪惡的本質，退出中共的黨、團、隊組織，為自己選擇一個美好的未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