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慧網二零零九年五月十三日】中國的告密文化，可謂源遠流長，它是專制統治制度中一種御民術。在中共宣傳中常常把這種行為描寫成為英雄壯舉，而西方社會是怎樣看待這種行為的呢？這種行為對社會與個人是有利還是有害呢？（這裏所說的“告密”，不是說某人犯下刑事重罪，被人正當舉報，而是指某人並沒有觸犯任何刑法，卻被告發而帶來懲罰。也就是說，無罪而被告發。） 告密行為很少被現代西方自由社會認同，主要原因有以下幾點：第一，言論自由的社會不以言治罪，告密沒有生存的土壤；第二，西方道德普遍以告密行為為恥。在西方文化中，出賣者和告密者類同猶大，為人所恥。學校和社會不鼓勵告密行為（除嚴重危害公共安全的行為外）；第三，西方社會崇尚個人自由。孩子從小就被教導自己的問題自己解決，不提倡告狀，告密行為是與個人自由不相容的。 告密行為對社會有害還是有益嗎？首先，誠信是社會的道德基礎，告密使人與人之間的信任紐帶被斬斷，使社會陷入人人自危的精神危機中；第二，破壞言論自由。使百姓不能暢所欲言地自由抒發，一個言論沒有自由的社會就沒有民主；第三，摧毀人倫傳統。父子、夫妻、兄弟等家庭關係是社會秩序的基石，親親告密，使貴人倫、重親情的傳統受到了災難性的毀滅；第四，使社會道德淪喪。告密者出賣別人的隱私，來換取自己的利益，是一種損人利己的行為。告密伴隨著賣友求榮、落井下石，使整個社會道德淪落，成為小人和奴才充斥的社會；最後，越是專制政府，越是沒有信心的政府，越依賴和鼓勵用告密的方法來控制人民的思想。 對一個國家來說，告密盛行是最大的悲哀。一方面是使國家陷入誠信危機、道德危機、人倫危機之中，另一方面使很多無罪公民受到嚴酷懲罰，甚至使很多無辜的公民被謀殺；對於個人來說，告密是一個人內心陰暗、卑鄙的表現，是人性的扭曲、變異。從告密開始，靈魂就開始墮落，等於喪失了自我良知、突破了道德底線，把人的靈魂交給了魔鬼驅使。 推行告密者、告密者和被告密者，哪一個能在告密行為中獲益呢？兩千多年前的商鞅制定秦律，規定“不告奸者，腰斬；告奸者，與斬敵者同賞”、“民人不能相為隱”，後來他也被人告發謀反，走投無路，最後商鞅被車裂分屍、滿門抄斬；漢朝的楊惲由告密發家，又以告密身敗；據史料記載，武則天執政時期，特務橫行、告密成風，一批爪牙整天四處打聽、搜集王公貴族的言論和民間傳聞，再告密於朝廷。實質上，沒有一個人能在告密行動中獲益，而人間一切美好的東西卻在告密中被撕碎、蹂躪和踐踏。 可悲的是源於中國古代的專制社會的告密現象，直到當今，仍延綿不絕，還時有發生。比如，信仰自由是人的基本自由權利，但是自從中共迫害法輪功開始，不但大肆打壓，還鼓勵群眾秘密告發，一些人在威逼利誘下參與了這種無恥的行動，有的給公安當眼線，有的以特務的身份打入修煉者內部，然後實施告密。一些人由於沒有意識到告密的可悲，還自以為這是政治上的進步，這是光榮的任務。其實，當一個人把別人的正當權利、自由信仰和正常言行當作“密”去告的時候，不但已經人性喪失、尊嚴掃地成為了小人和奴才，而且還可能惡報連連，殃及子孫。一個文革中的告密者，在三十多年後的今天，就承受著自己軀體扭曲變形、一個孩子自殺、一個孩子精神分裂的果報。正可謂“福禍無門，惟人自召”。 也許有人會質疑，不就是揭發、檢舉、告密嗎？他又沒有打人、殺人，怎麼可能有惡報呢？一個在文革中告密者曾坦言受命記錄一個女犯人“惡毒攻擊領導人”的言語，最後導致女犯人被槍斃。她說：“從抓我的那一刻起，我一直認為自己無罪。但從槍斃某某某的那一天開始，我便覺得自己真的有罪了。” 告密可以構陷治罪於一個無辜的人，甚至可以置人於死地。有很多法輪功修煉者被拘捕、被勞教、被酷刑折磨、被秘密殺害都是被人告密所致。很多美滿的家庭因為被告密而家破人亡，很多幸福的孩子因為父母被揭發而失去父母淪為孤兒，很多善良的老人因為被檢舉而被關押坐牢。可憐的告密者啊，也許你沒有用手殺人，但是多少人因你的告密而被虐殺啊！ 中共的宣傳，混淆了是非、顛倒了黑白，讓人滿腦子都是揭批和鬥爭，民眾在反復的洗腦中變得糊塗且不知對錯。其實自古以來，中國人崇尚的都是正直和骨氣，那些不肯出賣他人換取私利的人，被視是真正的英雄垂名千古，而那些告密者一直被視為卑鄙、陰險的小人，被後人所唾棄。作為人，一定要知道，告密是壞事、惡事、恥事，說不得、做不得、幹不得，偶爾為之，就面臨被揭穿，繼而被社會所不齒，被天理所不容。 做人要有原則，思想要有取向，要明辨是非，行為有準則，要諸惡莫作。在正常的社會中，當我們對他人有不同的意見和看法時，可以坦誠地當面交流、公開質疑，也可以私下討論和爭辯，萬不可以以告密的方式害人害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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