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慧網二零零九年四月六日】我是中國傳媒大學理學院教師黃玲，我丈夫是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教務處職員胡傳林，我們都煉法輪功。現在我是在山西女子勞教所，在這種特殊的情況下，我將兩年來經歷的事寫出來，希望大家了解具體發生在我們一家人身上的事情。 2007年9月11日，北京市公安局、豐台分局動用了三十多名警察，把我和丈夫從單位強行綁架走，隨後強行搜家，非法審訊、捏造事實、強行送至勞教所。整個過程都是秘密的、黑暗的、怕曝光的。 我被綁架後，12日下半夜三點被劫持到豐台看守所，從9月12日到10月17日我和丈夫都被關在豐台看守所。在這期間，我被所謂的“提審”了兩次，提審員是豐台鎮派出所警察，他們反復問我煉不煉功，幹過甚麼事情，我說法輪大法是正法，法輪功教人向善，我們除了煉功，沒有做甚麼事情，當然我們會告訴別人共產邪黨迫害法輪功學員的真相，讓人知道真相。 在此同時，我丈夫胡傳林被國保的人秘密帶到一家賓館裏，從9月11日至9月17日，有一個星期的時間，逼迫他說出家裏放法輪功書籍的地方。最後不惜拿出刑具，一種類似於噴霧器的東西，只要按下去 ，噴出來的煙霧能使人窒息，來威脅他。 北京市局、豐台分局還幹了一件最見不得人的事情：9月11日我和丈夫分別被綁架後，北京市局、豐台分局警察就從定福莊二小把我們孩子叫了出來，他們連續問了我們孩子兩個小時，問我們都去過誰家，八歲的孩子最後抵不住，說去過小軒阿姨家。就這樣他們隨後就把中國傳媒大學媒體管理學院教秘軒金鴿老師從家中帶走，然後以搜走家中一份法輪功資料為由，非法勞教她兩年。 在軒金鴿老師被劫持在豐台看守所期間，她遠在新疆的父親聽到女兒被關押，心裏又急又擔心，幾天之內就不幸去世了，臨終前也未能見女兒一面，現在軒金鴿老師也被非法關押在山西女子勞教所。我這裏不想特指哪個警察，他們是在執行所謂的“任務”，當然這種迫害善良人、無辜者的所謂“任務”本身是邪惡的，是執法犯法的行徑，也是未來審判他們的罪證。我想說的是共產邪黨就是這樣以卑鄙的手段迫害我們法輪功學員的，從九九年一直到現在，他們都是這樣幹的。天網恢恢，善惡必報！ 10月18日，我們被送到北京調遣處，所有被勞教的人都要從調遣處過一趟。在調遣處裏，警察（十六隊大隊長，付××為首）把我帶到了一間單獨的房間，叫了四、五名賣淫、吸毒人員圍著我，逼迫我寫“保證書”，保證以後不再煉功。我不寫，她們強行讓我蹲著，按著我，逼我就範。前前後後進來了十多名警察給我做所謂的“思想工作”，她們不讓我站起來，並且不讓去廁所。因為不讓上廁所，我就不想再喝水，也吃不下飯，那個為首的警察急了，親自灌我喝水、吃飯。為了逼我放棄煉功，警察讓那四、五名賣淫、吸毒人員在紙上寫滿了謾罵的話，都是那些不堪入耳、惡毒的侮辱法輪功的話，按著我的手往上面按手印，說這就是我寫的，然後往我身上貼。在警察的默許下，那四、五個人按著我，不讓我動，因為蹲的時間長，腿、腳麻的失去知覺，可我動一下，她們就連掐帶拽。從上午九點一直到晚上八點，十多個小時的時間，等我站起來的時候，腿都不能伸開，膝蓋處動不了。 從那以後，在將近一年的時間內，我都感到自己右腿大腿處一陣陣疼，每次坐後站起來的時候，不能馬上走路，就是走起來也一拐一拐的，要活動一會兒才好些。據我所知，和我一塊兒被送到調遣處的一名法輪功學員在被逼寫“保證書”的時候，也受到如此“待遇”她經歷過後，雙腿腫了許多天。還不止如此，共產邪黨人員對我們法輪功學員的迫害遠不止這些，這只是他們慣用的那麼一點點手段。 2007年11月21日我被由調遣處劫持到了北京女子勞教所。勞教所是中共邪黨體制的一個與眾不同的“特色”。目前在世界各國都不存在勞教所，只有中國有。按照國際司法制度，限制、剝奪人身自由的必須得經過法庭、經審判。而中共邪黨的勞教不經法庭，直接上報所謂的勞動教養委員會批准即可，是否勞教、勞教時間長短，抓人的惡徒就可以說了算。這種不經法庭、不允許聘請律師辯護、由行政機關作決定限制人身自由的過程嚴重違反國際法，也違反中共自己制定的憲法。勞教所在共產邪黨迫害法輪功學員期間起了很壞的作用，它是共產邪黨非法關押、用強制手段逼迫法輪功學員放棄信仰的主要場所，在這裏面發生的事情不亞於當年的文革，甚至更甚。勞教所的黑暗，沒有類似經歷的人很難想像。 北京女子勞教所關押了五、六百名法輪功學員，並且百分之六十都是五十歲以上的法輪功學員。一進勞教所，我就再被逼著寫“保證”，勞教所比調遣處做法更甚，採取的是“熬鷹”的手段，就是不讓我休息。幾個警察圍著我，輪流地不停地說，一直到夜裏兩點才讓我回去睡覺，然後四點就又把我叫了起來。當我當面給她們指出來，講這是共產邪黨迫害我們法輪功的手段，是熬鷹，是侵犯人權，剝奪我休息的權利，她們無話可說。後來她們乾脆把牆上唯一的一個鐘錶摘了下來，不讓我看到時間，以便繼續這種迫害手段。她們美其名曰這是“讓你多思考，早點讓你睡覺，你就不會去想問題了”。試問，有這種讓人思考的方式嗎？這就是共產邪黨所謂的“春風化雨”式的轉化法輪功學員 ，所謂的“教育、感化、挽救”。 在這期間，勞教所還採用了不讓我上廁所、讓我長時間站著等迫害手段，並且在我面前一遍遍謾罵、威脅我如果不放棄就要被送進監獄等等，不法警察們這些所作所為都不敢讓人看見，她們也不讓我與其他人見面。這種迫害完全隱蔽在黑暗的、不讓人見的黑屋和角落裏。我親眼看到和我同一天進入女子勞教所的一名延慶的法輪功學員，她叫閆玉琴，四十九歲，她在這個勞教所裏被迫害的精神失常的整個過程！我也因為試圖幫助她、制止她周圍的“包夾”打罵她多次受到警察的威脅、恐嚇。在我離開北京女所的時候，閆玉琴已經被單獨放在了一個房間，由一名包夾人員看著，在此之前，閆玉琴被精神病專家做了兩次鑑定，警察不敢公布鑑定結果，只是說閆玉琴患了神經官能症。 在這個黑暗的北京女子勞教所裏，我呆了二百三十九天，唯一讓我能夠感到我與外界還有聯繫的就是每月家人來接見，可是就這僅有的一點聯繫，很快也被剝奪了。 2008年7月17日凌晨三點，勞教所警察把我從睡夢中叫醒，讓我穿上衣服，把我帶到一個房間裏，只是說有事，並且開始派人去收拾我的物品。五點鐘，把我押送上了一輛註明‘司法’的大巴車，同時押送上去的還有另外五十多名法輪功學員。 經過七個多小時的長途，我們被轉到了山西女子勞教所。為甚麼轉所？沒有人給我們解釋。只是在私下裏，警察說這是為了“保”北京的奧運。用這種方式“保”奧運？共產邪黨抓了人又怕人看見、怕人說？這樣做是不是就標誌著中共邪黨統治下的社會人權狀況在變好？社會更加和諧了？由北京送到山西的法輪功學員有六十名，不止這些，我知道我們是北京女所第四批轉到外地的，前面還有三批，有的去了東北馬三家，有的去了內蒙古……我們這些法輪功學員現在都流落在外地，無法與家人見面。我想共產邪黨它現在是沒有辦法了，它害怕，因為它幹的那些壞事太多、太無恥，所以拼命製造謊言以及通過其他手段掩蓋真相。 山西女子勞教所非法關押有百餘名法輪功學員，年齡最大的有六十八歲，最小的有二十六歲，五十歲以上的佔百分之五十。對於法輪功學員，每個人都要被強行經過所謂的“轉化”。勞教所採用的轉化手段幾乎都是一樣的，這裏的法輪功學員講，在2008年上半年，山西女所“專管大隊”（專門負責所謂“轉化”法輪功學員）的警察還整夜不允許未轉化的法輪功學員睡覺，整夜站著，用暴力強行轉化。警察這種不人道的非法虐待行為多次被法輪功學員在國際互聯網上曝光，有多名行為惡劣的山西女所警察上了迫害法輪功學員的“惡人榜”，國內、國外的法輪功學員不斷地給山西女所打電話，這裏的情形才得到改善。現在警察不敢讓法輪功學員整夜不睡了。但對他們企圖要轉化的人，仍在採用減少睡眠的方式，中午不讓睡，晚上十二點以後才讓睡，早五點就叫起，整天由包夾跟著。對於堅持不放棄信仰的法輪功學員，警察採用種種方式孤立，隔離她們，並且製造種種謊言侮辱她們的人格，甚至將她們延期。 有個法輪功學員，她不放棄煉功，專管大隊大隊長雷紅征、劉中梅勃然大怒，非法將她延期一個月，後來她們還不解氣，與山西女所所長王敏一起又將一個月改為三個月。法輪功學員拒絕在延期上簽字，找到警察雷紅征、所長王敏，問她們為何將一個月改為三個月，她們無言以對，推卸責任的說所裏報的是一個月，勞教局給批成了三個月。後來乾脆將她轉到封閉隊，不讓她與其他法輪功學員接觸。 和我一同從北京來的三十名法輪功學員被劫持到專管大隊迫害，面對警察的強制轉化，法輪功學員李秀珍、馮蘊青等嚴詞拒絕，並明確告訴她們這是共產邪黨的迫害。大隊長雷紅征三天三夜不讓李秀珍睡覺，第四天將李秀珍、馮蘊青送到封閉隊。封閉隊的各種條件、制度、環境在山西女所是最差的。 我和另一名北京的法輪功學員郝晉京在二零零八年九月十九被送到這個隊。這個封閉隊曾經百分之七十都是吸毒人員，每名法輪功學員至少被兩名吸毒人員包夾，警察在背後讓吸毒人員怎樣怎樣對待法輪功學員，不允許法輪功學員之間說話，監視著法輪功學員的一舉一動。如果包夾做得好，警察會給他們多種獎勵和方便；如果做的不好，警察會處罰她們。所以有不少這樣的包夾，為了得到一點利益，盡心盡力地為警察賣命，看著警察的臉色行事。這是很類同於文革時的人盯人、人整人、打小報告，這種對待法輪功學員的“包夾”制度是中國司法界的又一個“特色”。 在這種“包夾”制度下，有無數的法輪功學員被打、罵、侮辱、言論、人身自由權利受到部份或完全的剝奪。而這些“包夾”也只是被利用的工具，共產邪黨的意圖、警察的意圖被這些包夾人員具體地執行，一旦出甚麼問題了，這些包夾人員就成了替罪羊。山西女所封閉隊的多名法輪功學員曾多次被包夾打。 2008年8月8日，法輪功學員高素英要寫勞教覆議書，要求取消對自己的非法勞教，遭到在警察紀香芝指使下的四、五名吸毒人員的拳打腳踢，高素英被打、掐得渾身青紫，她的胸部被踢，疼痛長達三個月。之後在邪警陳春香的授意下，那幾名吸毒人員做顛倒事實，反而說高素英打包夾，從而將高素英延長勞教期三個月。當高素英想寫申訴書上訴時，警察陳春香又讓包夾將她的筆和紙收走，只要看到她寫字，就將紙奪走撕掉。直到現在高素英仍沒有紙筆。 從北京來的李秀珍也曾被五、六名吸毒人員圍著打。有多次我在水房與法輪功學員正常地說話，包夾就對我們大聲叫嚷，不允許我們講話，當我們反問她們憑哪條法律不讓講話、哪個警察不讓我們說話了，她們又不敢說。 在勞動制度上，有明文規定被關押人有與家人的通話權。可是在山西女所的封閉隊，我們無法與家人通電話，家人打進來的電話也不讓接，我已有近半年沒有和家人打電話了。在購物方面，我們也是被卡，封閉隊的警察私設條條框框，有多名法輪功學員多次每月只買到了十元的日用品，有的甚至連日用品都不讓購買。2008年11月，封閉隊大隊長陳慧茹再次不允許這裏的八名法輪功學員購買物品，後來又改口說只許買十元的日用品（一個月的用度）。按現在的物價，十元錢連一提衛生紙都買不了。八名法輪功學員都找到陳慧茹，講這是對法輪功學員的虐待。陳慧茹最後不得不按照上級的要求，在日用品的購買上不限制。 在伙食上，政府財政撥款是每人140元/月。在山西女所，細算一下實際伙食費，會讓人吃驚，平均每人不足60元/月。三餐主要靠的是饅頭，早、晚上的粥裏的米粒可以數清粒數，中午六個人的菜倒進小鐵碗，還不足一碗半，有人戲稱這些菜是兩片菜葉子、一根胡蘿蔔。米飯的質量是最差的，米在蒸的時候，加了很多水，做成了像稠粥一樣，一人平均不足二兩。因為主要靠饅頭充飢，菜裏沒有油水，又限制買食品，封閉隊許多被關押人員餓的從食堂帶饅頭回去吃，被警察發現不但被罵上一頓，還要受罰。有人被罰當眾吃下十多個饅頭，吃得當眾吐出！ 當然警察動不動就罵人，這已經是家常便飯。有親身體會的人講，這裏就是黑磚窯，只不過披了層國家“法律”的外衣，所以實質上它比“黑磚窯”更邪惡。它是堂而皇之地迫害人。它把六十多歲的老人抓進來，把患肝炎、皮膚病的抓進來，並讓與其他健康人混住一起，既不給她們及時治療，也不管其他人的死活。更不可思議的是，對患病的人沒有一點照顧，不讓她們買點營養品，也不減一點奴役勞動任務量。在這裏還發生了一件荒謬的事，一個14歲的女孩被送進勞教所，這個女孩講，派出所的警察明知她才14歲，還是把她送了進來。她和其他被關押人一樣，每天幹活兒，兩個月後，她的父親將她保出。 在山西女所，幾乎每個被關押人員都被迫參加勞教所的所謂“出工”，而這種“出工”是沒有報酬的。上午9：00─12：00，下午3：00─6：00，每天都出工，週六休息一天，週日照常出工。每個被迫出工的人每天幹的活兒有記數，如果完不成任務就要受處罰。在2008年9月14日中秋節前，山西女所專管大隊被關押的法輪功學員“出工”十多天，為山西一酒樓包裝月餅，甚至中午都不能休息。最後勞教所讓酒樓將月餅箱拉走時，每位被迫出工的法輪功學員只分得了三塊月餅！過年前十二月份就開始增加出工時間，達到每天七、八個小時，一站就是七、八個小時。山西汾酒廠與山西女所建立關係，汾酒廠的外包裝酒盒子長期就由山西女所三個隊做。在元旦前，三個隊共做 了四萬個酒盒子，一個酒盒子至少賺0.6元，四萬個酒盒子就賺0.6×4=2.4萬元。同時，專管大隊還做了20萬個福字、對聯，一個按0.1元算，20萬個就賺0.1×20＝2萬元。 山西女所被迫“出工”的被關押至少有二百人，如果在社會上，工廠雇佣這樣一個工人至少應支付工資500元/月，二百人就應支付10萬/月，一年按工作十個月算，年支付工資就是一百萬，這些錢顯然落不到被關押人員身上，那一百萬哪去了？勞教所、汾酒廠和他們上級部門、人員私分了。勞教所一邊直接迫害著法輪功學員，一邊利用著法輪功學員為他們牟取暴利。在山西女所封閉隊有多位法輪功學員拒絕這種“出工”，拒絕為勞教所賺黑心錢。封閉隊大隊長陳慧茹、陳春香就強制讓不“出工”的法輪功學員在工房站著，不允許坐。看到這些法輪功學員一旦坐著，她們就指使吸毒人員把凳子搶走。一次吸毒人員搶奪法輪功學員的凳子，將法輪功學員李秀珍推倒在地，其他法輪功學員找到警察陳春香，問她“是不是你讓吸毒人員做的這些事”，她避而不答。當告訴她吸毒人員動手推人時，她大聲嚷“我沒看見，我不知道”。 2008年11月25日上午，警察陳春香將這幾位不“出工”的法輪功學員推到門外，大喊“不幹活就給我出去，到外邊凍著去”。這些法輪功學員在外面站了一個多小時，她們中年齡最大的已有五十多歲。警察陳慧茹在一次指使吸毒人員搶走法輪功學員凳子時，當問到她為甚麼這麼做，她不敢承認，就說“我借凳子用用”。她痛恨不“出工”的法輪功學員，有一天，警察陳慧茹親自動手強行讓一名長期拒絕“出工”的法輪功學員面對牆站著，說“我不願看到你”。 2008年12月1日，司法部領導來山西女所檢查，山西女所為了達“部級標準”，處處造假，不允許被關押人員說實話，不允許講每天上、下午都出工，只能說上午學習，下午出工，出工時間只有兩、三個小時，中間還休息五十分鐘！並且專為司法部領導準備一台晚會，在觀看這台晚會時，這些來檢查的領導是剛從酒桌上下來的，趁著酒興，司法部勞教局的一位曹處長，與山西女所所長王敏（女）大唱“糊塗的愛”，然後冠冕堂皇地告訴下面的人要好好做人，這些來的人除了那位曹處長外，還有重慶勞教局局長、新疆勞教局局長，他們也都上台演唱。 如今我們一家三口身在三處，這就是中共邪黨“和諧”社會中一個普通的法輪功學員一家的遭遇。我寫出我們的經歷，是想告訴大家我們到底遇上了甚麼樣的事情，希望大家能夠從我們一家人的遭遇中看清中共邪黨的真實邪惡面目，儘快從中共邪黨邪惡組織中退出來！中共邪黨迫害法輪功的罪行已罄竹難書。不僅如此，中共邪黨也迫害了千千萬萬的中國民眾，中共邪黨的“假、惡、鬥”毒素禍亂了整個中國社會和人心。惡有惡報，中共邪黨做下的惡行也把它自己推上了絕路，誰願意和它一起走上絕路呢？趕快從惡黨中退出來。將來你會知道你是幸運的，在生命最最關鍵的時刻，你沒有迷失，你選擇了從通向懸崖的列車上退下來，也為自己選擇了永久的未來。 2008年底於山西女子勞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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