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祥和理性　高度自律

一九九九年四月二十五日當天，上萬法輪功群眾彙集到國家信訪局所在的府右街附近。儘管人數眾多，人群卻出奇的安靜，並且秩序井然。而維持治安的警察這時候也覺得沒甚麼事可做而開始閒聊。我們從當時的中央電視台新聞畫面和現場照片都可以看到，上訪群眾的身後，並不是中南海特有的紅色圍牆（見圖）；而和上訪群眾隔街相望的才是中南海的紅色圍牆，以及中南海西門。眾所周知，中南海的正門是面向長安街上的新華門。事實上，四月二十五日在長安街上並沒有上訪群眾聚集。人群主要分布於府右街和西安門大街，並且無人聚集在中南海紅色圍牆的一側。也就是說，民眾沒有「圍」住中南海，更沒有發生所謂「衝擊」事件。事實上，如果發生了「衝擊中南海」這樣的政治大事，警察絕不會如此悠閒的在一邊閒聊。

執勤的警察在閒聊（注意群眾身後不是紫禁城特有的紅色圍牆）

和上訪群眾隔街相望的是中南海西門（這裏可以看到紫禁城的紅色圍牆）

即使在幾個月前對法輪功的迫害開始後，中央電視台播出的現場錄像中，也並沒有出現示威中常見的情緒激動的人群以及斑駁的標語、喧囂的口號等。很明顯，上訪群眾沒有「圍」住中南海，更沒有發生所謂「衝擊」事件。

據在當時的現場的法輪功學員回憶，上訪的人群秩序井然：

「路口有學員在自動維持秩序，疏通道路，一遍遍地重複：請自行車和行人不要在此停留！不要在此停留！看得出來，許多學員是從外地趕來的，一夜行路，風塵僕僕。」

「大家靜立著，微笑而平和。不交談也不紮堆，也不和路人搭話。有人好奇，會停下來問：這是怎麼回事啊？大家只是微笑，友好地勸他不要停留。因為一句兩句說不清楚，如果一個人交談就會圍上來一大堆，事情就會起變化……一句說不清楚就容易被壞人利用。」

「大家都站在行人道上，馬路上汽車和自行車暢通無阻，只有警察在馬路上來回走動，並不時與學員聊天……即使那麼多人有兩頓飯就地吃，沒有一個人亂扔垃圾，全留在自己的包裏。有一些學員拎著塑料袋揀大家不慎掉下的垃圾。一天下來，地上真的沒有一張紙片，一點髒物。大家這麼做，沒有人動員，沒有人組織，全憑自覺，其實那是煉功人特有的修養和內涵。」

這樣的人群，在當時的中國，在今天的中國，都顯得如此不同凡響。國際社會事後也對此作了高度的評價。但正因為如此，他們也引起了中共的嫉恨：中共認為，他們的背後一定有嚴密的組織，他們這樣做一定懷有政治企圖。

的確，信奉無神論、絕對唯物主義的中共，無法理解有信仰的人真實的想法。對於修煉人來說，受到不公、甚至受到非法對待，法輪功學員作為個人其實並沒有怨言、也不仇恨誰。作為有信仰的人，不論怎麼樣都相信天理公道不滅。但是如果一個人、一個政黨做錯了，錯的太離譜了，錯到連基本的信仰自由都要被壓制，如果一個國家連信仰「真善忍」都不能允許，那修煉人也有責任告之，不要一錯再錯，因為修煉人講勸善。其實在中國，很多人經歷了中共的歷次政治鬥爭，經歷了「六四」，也清楚中共的殘暴聲名。雖然最後中共會作出一個甚麼樣的決定，那是它自己的選擇──也許是善的，也許是惡的，但這個選擇改變不了善惡有報的天理、也改變不了人世間的公道。可是不管是甚麼黨，不管是甚麼人當政，作為法輪功學員只希望其了解真相，從而作出理智的選擇，善的選擇，這對國家和民族都有好處。法輪功學員無意改變社會，但是作為修煉人，所做的任何事一定是對這個社會有益無害的。

法輪功學員當時是抱著對政府的希望和信任去上訪的，希望它最終作出善的選擇。講究現實的人，可能會把這些修煉人的坦蕩當作天真。其實，因為修煉人要看淡的正是人世間的名利，所以他們才能無所畏懼；因為他們不怕失去甚麼，才能坦坦蕩蕩。這就是信仰的力量。但是對於信奉無神論的中共來說，對於習慣了各種政治手腕，習慣了用利益可以收買和誘惑、用壓力可以脅迫人放棄原則的人來說，這些修煉人的行為是不可思議，無法理解的。信奉鬥爭哲學的中共，認定這樣高度協調、高度自律的人群，即使沒有政治企圖，也可能被潛在敵人利用而挑戰中共政權。

*與政府和平對話

四•二五上訪人群分布示意圖（「人」字表示人群所在位置）

從事後CCTV播出的畫面看，當時政法委的羅幹等對法輪功學員進京之事顯然了若指掌，包括從何處開車進京，在何車站下車，經甚麼路口才能向中南海聚集，並事先安排了攝像機對每個參與者進行掃描。如果認為上訪行為違法，當時完全可以採取措施。很顯然，羅幹等人希望事情發展的更大。

據公安部內部的人說，「四•二五」事發的前三天，公安部門已經掌握訊息並密切監控，卻知情不報，甘願事後被批評。又據報導，事發後有人請求何祚庥發表評論，何說：目前不去評論，因為不想打亂整個部署（五/5/99電子《明報》）。

據當事人證實，一開始，學員們是在府右街附近集結（國務院信訪辦所在地）。後來，幾位武警來告訴學員說：這裏不安全，那裏不行等等。從而在武警人員的引領下，學員在不知不覺中分為兩路，人越來越多了，南北約兩公里長的府右街，南口站到了長安街，北口和西安門大街交叉向東快到北海，向西也望不到頭。

二十五日清晨六點多，一位目擊者來到府右街北口，發現警察已堵在進入中南海的路口。不久出現了一幕驚人之事：警察先把法輪功學員的隊伍從馬路東口引到西口；然後又指揮著隊伍，由北向南緩緩地向中南海西門行進；同時，另一隊正由南向北一路而來。兩行隊伍在警察的指揮下正好在中南海西門相遇會合成一隊。據各媒體的報導，彙集人數大約有萬名以上。

當天，總理朱鎔基接見了學員代表。

據當事的法輪功學員、原中國廣東省政協委員、華南理工學院輕工食品學院的院長高大維回憶：「大概十點多吧，就是朱鎔基總理到機場去送外賓，那麼一下看到那麼多學員就叫工作人員下去了解情況，那麼朱總理當時帶了話，他到送完外賓以後，會回來接見我們的代表，了解詳細的情況。法輪功學員的代表提出了我們的三點訴求：第一點是釋放在天津被非法抓捕的所有學員；第二點是為廣大法輪功群眾提供一個合法、合理的修煉環境；第三個就是允許出版法輪功的有關的書籍。」

朱鎔基很快下令天津公安局放人，重申了國家不會干涉群眾煉功的政策。

另一位當時學員、清華大學煉功點的法輪功學員楊清回憶說，「四•二五的晚上，大約九點多鐘呢，進去的代表出來了，出來告訴大家要有甚麼意見可以向各地的信訪部門反映，國務院會把這些意見進行處理，當時聽到這些消息以後就覺得呢，領導上能做到這一點我們也就滿意了。」

在國務院工作人員和法輪功代表會談之際，上萬名學員一直在外靜靜等候。到晚上八點多，會談完畢，在得知天津方面已經釋放被捕的法輪功學員後，中南海前的法輪功學員也很快散去，臨行時，地上清理的乾乾淨淨，一片碎紙都沒有留下，連警察扔下的煙頭都撿走了。整個過程，平靜祥和，秩序井然。一個當時現場的警察對周圍的人說，你們看看，這就是德！

現居荷蘭的朱女士談到當年荷蘭媒體的報導時說：「我們荷蘭有一個記者在四•二五當天親自到中南海採訪法輪功學員。在採訪上訪法輪功學員的時候他寫道：這是一支品德高尚的隊伍，並把《轉法輪》稱為藍色經書，他在後面寫道，他們（法輪功學員）有神的紀律，走後地上沒有留下任何髒東西。」

可以說，法輪功學員真誠的善心，以及高度克制、處處為他人考慮的大忍之行，消弭了羅幹等人蓄意製造的潛在衝突。四•二五事件在當天的和平解決，開創了中共建政五十年來，平民通過和平理性的方式，與政府通過和平對話解決矛盾的先例，也震動了全世界。國際媒體對此給予了高度評價。不少人由此對中國社會產生了新的希望。人們也開始注意到法輪功這個由最基本群眾組成的修煉群體是如此的不同凡響。

一位在美國從事科學研究的華人聽聞此事後表示，「中國這個民族他是一個順民暴民的民族，他不當順民就當暴民。在中國歷史上沒有和平解決問題的，沒有非暴力運動解決問題的事情。所以說事實上這一天的行動已經證明了，就是中國人是願意走非暴力的道路的。事實上這個法輪功已經改變了中國的民族性……」

事情如果這樣落幕無疑是個皆大歡喜的局面，但是卻有一個人暴跳如雷，這個人就是江澤民。

小人妒嫉 指鹿為馬

眾所周知，作為當時中國黨政軍三位一體的最高統治者，江澤民的上台既不是因為有甚麼治國的才能，也不是因為有深厚的黨內資歷或人脈，而是憑借政治投機，在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門事件中率先積極響應強硬壓制手段而獲得賞識的。在中共憑出身、講資歷的傳統中，江的上台，可以說是一個異數。上台後江澤民也深知，黨、政、軍中有一大批資歷和才能都遠勝於他的中共高幹，對於他這樣一個無德、無才又無資歷的政治投機者是很不以為然的。甚至在江上台的同時，胡錦濤已被指定為江的接班人了，這在中共歷史上也是罕見的。

在中共內部錯綜複雜、勾心鬥角的政治環境中，江澤民的投機背景和身處的奇特政治環境使其雖然身處高位，卻時刻擔心自己權位不保。對權力的偏執以及由此發展的對失去權位的極端恐懼，助長了江的妒嫉心理。法輪功及其創始人在國內外的廣受歡迎，以及由此體現出道德上的強大凝聚力，讓離心離德的江澤民感到極為妒嫉和恐懼；同時，四•二五上訪事件的和平結局，使得國際媒體聚焦於當事人朱鎔基，這也令當時集黨政軍最高權力於一身的江澤民倍感尷尬和惱恨。強烈的妒嫉和恐懼使江澤民失去了理智。

按照中共的傳統，鞏固領導者地位和清除異己的最佳手段，一向是政治運動。這次江澤民看到了毫無政治攻擊能力和政治傾向的法輪功修煉群眾，一群以真善忍為核心的和平的民間修煉團體，似乎是鬥爭對像非常合適的候選者：他計劃發動一場打擊法輪功的政治運動，來強迫全黨表態，看看誰在此時會站在他自己這邊，這和趙高以「指鹿為馬」來考驗群臣是否依附自己的方法是一樣的。

四月二十五日當晚，江澤民在沒有徵求任何人意見的情況下，模仿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炮打司令部」的做法，給政治局全體人員寫了一封信。據《江澤民文選》，江在信中假裝憂心忡忡地說：「難道我們共產黨人所具有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所信奉的唯物論、無神論，還戰勝不了法輪功所宣揚的那一套東西嗎？果真是那樣，豈不成了天大的笑話！」這封信隨後被中央辦公廳作為通知內部印發，並特別註明：請注意中央辦公廳的通知要求的是：學習貫徹落實，不是徵求意見、或討論研究。

CNN中國問題高級分析員威利．林在「中國的鎮壓代價高昂」一文中指出，一些政治局委員並不支持江澤民的鎮壓，這已經不是甚麼秘密了。文章還引用一個老共產黨員的話說，「通過發動政治運動，江澤民正逼迫高級幹部向他的路線宣誓效忠，這會提升他的權威。江澤民希望，就算政治局在如何處理法輪功問題上有不同意見，也要表現出對他的公開支持。」

眾所周知，無論時代如何變遷，意識形態領域對中共來說，是從來都不願、也不敢放鬆的「陣地」。應該說，江澤民把與政治無緣的法輪功修煉團體描繪成中共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敵人」，確實摸準了「黨」的脈搏。所以，當這封信明確提出了用共產黨的無神論來「戰勝」法輪功，政治局中其他常委的「黨性」便提醒他們，這關係到「黨的生死存亡」，個人的不同意見只能保留。

為了確保在政治局中推動這場計劃中的大規模政治迫害，江澤民於六月七日又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就此講話，該講話於六月十三日在中共內部秘密傳達。（中辦發電[1999]30號「中共中央辦公廳關於印發《江澤民同志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關於抓緊處理和解決「法輪功」問題的講話》的通知」）。江在講話中說：「我們黨……有二百五十萬人民軍隊，有六千多萬黨員，有一大批高中級領導幹部，為甚麼卻讓‘法輪功’這樣的問題冒了出來」，江認為，「顯然，」法輪功創始人「不可能有這麼大的能耐。‘法輪功’問題有很深的政治社會背景乃至複雜的國際背景。」

就這樣，儘管拿不出令人信服的證據，江澤民還是極力把法輪功描繪成有「海外敵對勢力」支持的「危險」政治團體，這樣就可以輕易使任何黨內反對者因為懼怕承擔「亡黨」的帽子而閉口不言，而且發動迫害法輪功團體的個人決定也具有了特別意義──如果江的決定「在危難時刻挽救了黨」，那麼無疑他將在黨內歷史上佔有重要地位。江澤民相信，不出三個月一定能迅速消滅法輪功。因為這幾十年來政治運動中積累的整人手段，足以使任何一個人生不如死。江澤民盤算，一旦這次毫無風險的迫害成功，從此自己就可以在黨內享有傲人的政治資本。

流氓權術 「陽謀」遺臭

在四•二五過後的第二天，四月二十七日，國務院信訪局的負責人接受新華社記者採訪，並發表談話，稱法輪功學員「聚集」北京，並指出「對各種煉功健身活動，各級政府從未禁止過。有不同看法和意見是允許的」。這也表明四•二五是合法的上訪。

四•二五事件兩個月後的六月十四日，中央信訪辦和國務院信訪辦公告在中國大陸的報紙、電台和電視台同時播出，表示從來都沒有禁止任何功派。

同時，大陸黨政機關傳達江澤民的講話，規定「共產黨員一律不准煉法輪功」。據中國時報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一日報導，當時中共山東省官員在六月下旬就稱兩辦公告是「緩兵之計」。

事實上，這一切都是掩耳盜鈴，和中共前黨魁毛在五十年代整肅知識份子時發動「反右」迫害時臭名昭著的所謂「陽謀」如出一轍。

自一九九九年五月下旬開始，全國許多地區法輪功學員的日常煉功活動就受到城管、公安部門的驅散。一些地區公安用高壓水龍頭驅趕煉功人群，並用高音喇叭干擾煉功。各地法輪功輔導站負責人被單位和公安找去談話、盤查，受到監視、跟蹤和電話監聽，並被規定不得離開當地。

當代蓋世太保「六一零」

一九九九年六月十日，即江澤民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講話三天後，中共中央成立了「處理法輪功問題領導小組」，由李嵐清任組長，羅幹、丁關根任副組長，成員單位包括最高法院、最高檢察院、公安部、國家安全部、中宣部、外交部等在內的中央黨政各部委。從中共中央到各級黨委，都設立了「處理法輪功問題領導小組」，其下設的常設機構叫「處理法輪功問題領導小組辦公室」，因其設立時間又叫「六一零辦公室」，大部份掛靠黨委的政法委員會，少數掛靠黨委辦公室，屬於黨務部門。

由於黨務部門直接插手行政名不正言不順，二零零零年九月，由國務院以下的各級政府部門成立了「防範和處理邪教問題辦公室」，名義上屬政府部門，其實和黨委的「處理法輪功問題領導小組辦公室」是一個部門兩塊牌子，就是「六一零辦公室」。這個辦公室中途幾經調整、加強、改名，至今仍擁有超級權力，可以支配巨額專項資金，管轄範圍擴大到不信仰共產黨的教會、其他宗教信仰團體和氣功組織。雖然「六一零辦公室」能在早期的新聞報導中見到，但並不見於中共中央一級公開的文件、正式的法律文件和政府文件。其存在即使按照中國的現行法律也是非法的。

按照法律常識，如果真的存在公民違法問題，完全可以交由司法和執法機構處理。從中央到地方建立一套超越於公檢法的「六一零」系統，如同文革期間的各級革委會、或者納粹的蓋世太保一樣，其目的是便於江澤民、羅幹等能夠超越法律權限，直接有效調動鎮壓機器為自己服務。

圖窮匕現露猙獰

至此，中共經過幾十年經驗積累的鎮壓機器已經準備啟動，並隨時可以調用十三億納稅人的龐大國家資源。一場由江澤民發動，旨在鏟除法輪功的大規模政治迫害，全部準備就緒。

回顧一九九九年四月二十五日法輪功學員在中南海上訪的前前後後，我們看到了「中南海上訪事件」，雖然是一個導火索，成為日後中共大規模迫害的藉口，但是江澤民決心鏟除法輪功的真正原因，卻完全出於維持個人的權威和極端的妒嫉心理。另一方面，法輪功的「真善忍」如一面鏡子照出了中共的一切陰暗和邪惡，令中共不能容忍；而羅幹等一批政治小丑，在這期間起到了煽風點火和催化的作用，最終使共產黨在迫害法輪功這件事情上與江澤民一拍即合。

對於共產黨來說，在所謂的經濟改革、開放國門以後，中共的意識形態已經徹底破產，所謂「共產主義理想」連中共高官們自己都不相信。特別是一九八九年「六四」天安門屠殺，一九九一年八月蘇共垮台和隨之而來的東歐劇變之後，內外交困的形勢給中共帶來極大的恐懼和危機感，這時候中共唯一可以聚攏黨徒的手段就是腐敗，人們願意成為中共體制內的一員，僅僅是因為可以由此而得到物質上的現實利益。

中共治下的中國社會，問題層出不窮。最嚴重的其實莫過於這個社會道德的崩潰，這不僅體現在腐敗遍及全社會，甚至連昔日被譽為「靈魂工程師」的教師，被譽為「白衣天使」的醫生也無法保持清廉，也體現在黃色產業的泛濫，為了經濟利益而造成環境資源的無度揮霍與污染，有毒、有害、偽劣的商品橫行，更體現在人與人之間徹底失掉了誠信，人心冷漠而不敢彼此關心。不論經濟怎樣發展，要想解決這些社會問題，都將是萬般艱難，因為在道德崩潰的社會裏人們看不到希望：當好人、講真話、講誠信只能自己吃虧。法輪功的傳出，其實是中國社會的一個轉機、一個希望。

一九九九年的中南海上訪，讓許多人初次看到了信仰的力量。也讓許多人，特別是飽經政治滄桑，對麻木的民族性失望的人看到了希望。法輪功如濁世的清流，短短幾年間引來上億民眾參與修煉。這也就是中共不能容忍的所謂「和黨爭奪民心」。

二零零四年底，由《大紀元時報》發表的系列社論《九評共產黨》中這樣評價江澤民與中共相互利用迫害法輪功：「江澤民無德無能，如果沒有中共這樣一架運轉精準、專以殺人和謊言為事的暴力機器相助，他絕沒有能力發動一場波及全中國甚至海外的群體滅絕式迫害；同樣，中共在當前的開放政策與世界接軌的國際大氣候下，如果沒有江澤民這樣一個剛愎自用、一意孤行的邪惡的獨裁者，中共也難以逆歷史的潮流而動。正是江澤民與共產邪靈互相呼應、共鳴，恰如攀登雪山者的聲音與積雪共振可以發生雪崩式的災難性後果一樣，江澤民和中共相互利用，將鎮壓之邪惡放大到史無前例的地步。」

結語

江澤民在七月十九日的高層會議中正式宣布定案，二十日全國展開逮捕法輪功學員行動。一場由江澤民直接指揮，發動中共鎮壓機器對法輪功的全面迫害，就這樣開始了。

在紅頭文件層層傳達之後，一億被劃為「一小撮」另類的普通百姓，一夜間就失去了憲法規定的種種權利和自由，而全國各地的人們從此便被迫進行所謂「擁護」和「響應」。這種情形對於經歷過歷次中共政治鬥爭的人也許並不陌生。有經驗的人們預料，在這樣鋪天蓋地迫害狂飆中，法輪功修煉團體也許最多能堅持三個月，而最終仍會被中共的專制殺人機器而吞噬。

然而，人們意料不到的是，法輪功修煉團體三個月後仍然沒有屈服，三年後沒有倒下、十年後也沒有倒下。「真、善、忍」的信仰力量，有如蓮花的溫和高潔，卻又如梅花般堅毅不拔，在十年的漫漫嚴寒中傲雪挺立。自一九九九年四月二十五日，與世無爭的法輪功修煉團體因為中共的打壓而被推向國際舞台，十年來法輪功學員和平的講真相、不屈的反迫害也贏得全世界所有關注正義與和平的人們的支持。如今，從中國大陸到台灣，從亞洲的日本、韓國到歐洲的瑞典、比利時，從非洲大陸的南非到南美的巴西、阿根廷、到北美的加拿大、美國，到處都是對正義的呼聲和對迫害的譴責。四•二五中南海大上訪，見證了中共的陰險與狡詐，見證了法輪功學員的坦蕩與和平，也呼喚著人世的良知和道義。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