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輪功學員中，老的經歷過文革，年輕的也見過「六四」，大多都是從中共暴政的風風雨雨中走過來的，當然知道跟共產黨打交道的後果。那麼，法輪功學員為甚麼還敢大規模的去北京上訪呢？對於很多外人來講，的確是個大大的疑問。

答案卻很簡單。修煉「真善忍」，做個好人，政府還能不容許？看到一些政府職能部門長期干擾法輪功學員平靜的修煉環境，學員們就想，做好人還能有錯嗎？一定是政府不了解情況，咱們得去跟政府有關部門說說去。誰都知道所謂的「穩定」是政府的頭等大事。雖然修煉的目的不是為了社會如何，但是，修煉「真善忍」在客觀上對國家對社會的穩定應該是再好不過的一件事情。正是本著這樣的想法，法輪功學員才放下了幾十年養成的對共產黨及其政治運動的恐懼，坦蕩的到北京去上訪。於是，你也想去，他也想去，很容易就有上萬人了。

幾十年來，共產黨不斷地在搞甚麼學習榜樣，搞所謂的「精神文明」，提倡甚麼「五講四美」等等，目的看起來就是要人做好人。可是效果大家都看到了，好人好事一陣風，走走形式而已，很難從內心去真正改變一個人。修煉了法輪功則不一樣，法輪功學員明白了人生的目的是要返本歸真，返本歸真就首先要做一個好人。明白了這層理，學員們都自覺自願的發自內心的要去做好人，不要政府任何的宣傳動員，不要甚麼榜樣，這麼多學員主動要去按「真善忍」做好人。

但是，作為一種性命雙修的佛家修煉大法，在一個無神論作為國教的地方，可以說，風風雨雨從來就沒有斷過。中共的職能部門中就有一股勢力，一直想要整治法輪功。只是因為法輪功做得正，學員們也的確是按「真善忍」在做，職能部門才沒有找到藉口下手。事實上，到了1996年，修煉環境就越來越惡化了。先是《光明日報》刊文攻擊法輪功，接著中宣部就禁止出版法輪功的書籍和音象資料（後來的學員買的書都是盜版）；1997年初，羅幹指示公安部在全國進行調查，網羅罪證欲定法輪功為「×教」；1998年5月，何祚庥挑起了北京電視台事件，在《北京特快》節目中誹謗法輪功；1998年7月公安部一局發出公政[1998]第555號《關於對法輪功開展調查的通知》，先定罪，後調查；1999年4月11日，何祚庥又在天津教育學院的雜誌上發表攻擊法輪功的文章，4月23日，天津公安抓捕了去教育學院說明真相的幾十位法輪功學員。

在中共社會生活過的人都知道，這些攻擊法輪功的輿論和事端，就是為全面打壓做鋪墊的。文痞以無神論為理論棍子，不惜造謠中傷抹黑法輪功；政客為了撈取政治資本，利用手中的職權不斷製造事端（羅幹在鎮壓法輪功後升官進了政治局）；江澤民的狹隘的妒忌心和個人野心的膨脹，喪失理智發了狂一樣要置法輪功於死地。風雨欲來，黑雲壓城，無論有沒有「四•二五」，鎮壓都會來臨。相反，「四•二五」是法輪功學員給中共提供的一次機會，希望當局能夠傾聽民眾的聲音，化解對法輪功的打壓，明確地給法輪功學員一個寬鬆的修煉環境，讓老百姓有一個做好人的權利。

中共在鎮壓之後的宣傳中極力隱瞞和歪曲這樣一個事實──就是一些職能部門長期以來對法輪功的偏見和打壓──中共的宣傳給人的印象是，好像法輪功突然就出現了這麼大的一個所謂有「不可告人的目的」的動作。其實不是這樣的。如果好端端的都能自由修煉，法輪功學員們去上訪幹甚麼？

做好人有錯嗎？修煉真善忍有錯嗎？在哪個社會，這也沒有錯啊。

但是，事實證明，在中共的統治下，做好人不容易，甚至容不得你做好人，容不得中國人心向真善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