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慧網二零零九年四月二十二日】（接前文） 風雲突變 山雨欲來 一九九六年，中宣部副部長徐光春召集十個中央大報總編開會，要《光明日報》刊登詆毀法輪功的文章，並要其它各大報轉載。隨後，中宣部管轄的新聞出版署向全國各省市新聞出版局下發內部文件，以“宣揚迷信”為由，禁止出版發行當時名列北京十大暢銷書的《轉法輪》、《中國法輪功》等法輪功書籍。徐光春這麼做實際上違反了中共自己的“三不”（對氣功和特異功能“不干涉、不宣傳、不打棍子”）政策，想通過打擊法輪功撈取政治資本，當時就想給法輪功扣一個“初級簡陋邪教”的帽子。 但是各大報都有許多人修煉法輪功，真正執行鎮壓的國家機器──公安部中煉功的人就更多。前面說的中華見義勇為基金會感謝信中還專門提到為當時的公安部長王芳治病，效果非常好。因而當時公安部裏了解法輪功的人相當多，很多人本來就是氣功愛好者。一些司長、局長、處長一級官員，還有很多外地公安局或公安廳的廳局長就是法輪功學員。原法輪大法研究會成員葉浩和李昌原來都是公安部的副局長、處長。 一九九六年的鎮壓根本沒來得及開始，就收到了幾十萬封群眾來信，澄清法輪功的真相，後來不了了之。 一九九七年初，羅幹指示公安部在全國進行調查，網羅罪證欲定法輪功為“邪教”。全國各地公安局經充份調查後均上報反映“尚未發現問題”，調查不了了之。一九九八年七月公安部一局發出公政[1998]第555號《關於對法輪功開展調查的通知》。《通知》中先把法輪功定罪為“邪教”，緊接著又提出：要掌握活動內幕情況，發現其違法犯罪的證據，各地公安政保部門要深入開展調查。 羅幹當時發的文件明顯帶有構陷的性質，先是聲稱法輪功是“邪教”，然後讓各地公安去搜集證據，等於“先定罪，後調查”。當時陸續有公安、統戰部和特工到法輪功的煉功點上學功，並和學員一起學習《轉法輪》，其實都是去臥底。但是法輪功無底可臥，因為法輪功學員的一切活動都是公開的，而且來去自由，誰願意來煉都行，不願意了就走，既沒有人員登記，也沒有會費。很多臥底人員倒因此機緣而對法輪功有了深刻了解，反而成為堅定的學員。令羅幹吃驚的是，在全國各地，一條法輪功的罪證都沒有搜集到。 但羅幹的兩次“調查”還是在一些地區造成了嚴重後果。 如：遼寧省朝陽市公安局，向所屬公安部門發出了朝公發（1998）37號《關於禁止法輪功非法活動的通知》，有的輔導員被數次罰款，累計金額達四千多元。有的不給收據單，有的只給白條。由此引起四十餘人到公安部上訪；一千餘人聯名投訴朝陽公安局侵害公民合法權益的違法行為。 一九九八年七月二十一日，公安部一局又向全國公安部門發出《通知》，再度引發新疆、黑龍江、河北、福建等地基層公安部門強行驅散煉功群眾，非法抄家，私闖民宅，沒收屬於個人的私有財產等違法亂紀問題。 羅幹在一九九七、一九九八年兩次想把法輪功定為“邪教”進行鎮壓。這倒不是因為法輪功做錯了甚麼，而是羅幹那時當了中央政法委書記，官兒坐到頭了，要想繼續往上升，就必須做出大動作來。這個和軍人不到戰爭時期很難立大功晉升將軍一樣。羅幹也想把水攪渾，這樣他這個政法委書記才能成為政治焦點。 羅幹搜集不到資料也很著急。他發現公安部這些負責氣功的人都很懂氣功，很多人自己也練氣功。羅幹在一九九六年開始為此特意改組公安部，不但把編製改了，原來管氣功和懂氣功的人一律調走，為下一步打壓法輪功鋪路。 一九九八年下半年，以喬石為首的部份全國人大離退休老幹部，根據大量群眾來信反映公安非法對待法輪功煉功群眾的問題，對法輪功進行了一段時間的詳細調查、研究，得出“法輪功於國於民有百利而無一害”的結論，並於年底向江澤民為首的政治局提交了調查報告。 科痞開道 顛倒是非 因為羅幹等執意想通過打壓法輪功來攪渾水，圍繞法輪功的政治空氣也越來越敏感。在這期間，既有敢講真話、正面支持法輪功的媒體記者、政府官員，也有見風使舵、乘機大撈政治資本的小人利用各種機會誹謗、誣蔑法輪功，為日後的全面迫害製造事端。 一九九八年五月，羅幹的連襟何祚庥挑起了北京電視台事件。事情的起因是何祚庥對北京電視台《北京特快》節目的一個記者造謠，說中科院一個孫姓的研究生，因練法輪功導致精神病。實際上孫當時表現的不正常狀態和法輪功毫無關係。孫的室友和孫的同學都多次以詳細具體事實向何講清了。可何祚庥在十分清楚事實的情況下，在電台竟仍用同一假證栽贓法輪功，純屬故意。許多從法輪功中受益的人自發去北京電視台澄清事實真相。北京電視台的一個副台長看到法輪功學員的祥和，在了解真相後決定製作關於法輪功學員戶外煉功的新聞以挽回錯誤宣傳的影響（但是沒有公開道歉）。事情得以初步解決。 何祚庥號稱是“兩棲院士”，實為政治投機分子。他善於在科學家面前冒充哲學家，在政治家面前冒充科學家，尤其善於從意識形態領域批判真正的科學。一九五零年十一月，中共中央宣傳部理論處副處長於光遠來到清華大學，找青年學生召開了理論學習座談會。何柞庥在會上提出探討與眾不同的問題：“自然科學有沒有階級性？”何祚庥因此而被於光遠看中，五一年畢業時，何被分配到中共中央宣傳部，在於手下工作。從此，何開始在科技界到處揮舞大棒。 比如說，一九五二年五月二十一日，何祚庥在《人民日報》上發表文章《蘇聯科學界批判量子力學中的唯心主義觀點》，提倡把當時國內政治鬥爭中對所謂唯心主義的批判應用到物理學。一九五五年，圍繞北京市古建築的拆留問題，正當以毛澤東為首的“主拆派”和以著名建築學家、清華大學教梁思成為首的“主留派”之間的爭論不休時，當時在中宣部的何祚庥抓住機遇，在《學習》上率先拋出一篇批判文章，《論梁思成對建築問題的若干錯誤見解》，攻擊梁思成的建築風格是“中國人的腦袋，外國人的身子”，是“階級調和的變種”，“梁思成的建築理論是直接違反總路線的錯誤理論”。於是，梁思成被迫做檢討，一場大拆大毀北京古建築的狂潮同時掀起，從而根本改變了北京城的面貌，也改變了何自己的政治命運。據一九九八年《人民日報》一篇題為“‘兩棲學者’─何祚庥”的報導，何迄今為止仍然對這段經歷津津樂道，認為使他“逐漸領會到甚麼是創造性的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此外何祚庥還掄起意識形態的棍子批判過摩爾根的遺傳學說、用馬列主義批判蓋爾曼獲得諾貝爾獎的“夸克模型”，一直到晚年轉而批判氣功，聲稱是“偽科學”。 因為何祚庥打擊科學、維護中共意識形態有功，《紅旗》雜誌力薦他當了中科院的院士。何則繼續利用他的院士頭銜拍中共、特別是最高領導人的馬屁。二零零一年，江澤民的“三個代表”宣傳正火，何祚庥在中科院的一次量子力學研討會上發言說“量子力學的發展規律符合江澤民的‘三個代表’的理論”，當即有幾位正直的學者拂袖而去；何同時不知恥地將其“理論”整理成“論文”發表（何祚庥二零零一，“量子力學的建立與科技創新的評價體系”，《昆明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二零零一年一期）。 因為羅幹想借打法輪功向江澤民邀功請賞，羅的連襟何祚庥也就一次次不遺餘力地披著科學的外衣詆毀法輪功。但何祚庥的名聲實在太差，北京市的一位副市長親自指示，今後北京市的媒體不得刊登何祚庥的欺騙言論，對氣功仍舊執行中央“三不”的政策。 天津事件 序幕拉開 何祚庥因為無法繼續在北京刊登誣蔑法輪功的文章，就到天津教育學院的雜誌上，於1999年4月11日發表了《我不贊成青少年練氣功》一文，將明顯違背法輪功原則的表現歸罪在法輪功頭上，暗示讀者修煉法輪功會出大問題，甚至導致亡國。許多法輪功學員感到，如果不能澄清事實，不但學員們的合法煉功權利會受到威脅，煉功群眾還可能被別有用心的政客硬拉入骯髒的政治鬥爭中去。 於是數千名法輪功學員自發陸續前往編輯部澄清事實。在雙方和平理性的會談即將結束，出版社方面準備發聲明更正之際，4月23日天津市突然出動防暴警察300多名，驅散自發前往編輯部澄清事實的法輪功學員，毆打並逮捕了45名法輪功學員。天津市政府也對去請願的法輪功學員說，鎮壓是北京的命令，並鼓勵他們去北京反映情況。 從各種跡象看來，這不是一起單純的雜誌和讀者之間的事件。天津方面顯然是接受到來自北京方面的指揮和壓力。海外媒體直指羅幹是此次暴力行動的直接指揮。 中南海萬人大上訪 消息傳到北京，當時北京的許多法輪大法學員，包括當時北京的原法輪大法研究會負責人決定4月25日去國家信訪局上訪。得知這一行動的外地法輪功學員也相互聯絡，結果那天緊鄰中南海的國家信訪局外請願人群達到一萬餘人，這就是震驚中外的“四．二五事件”。 在文革後，面對歷次中共政治運動中造成的大量民怨，中國建立了上訪制度。個人或集體上訪受到中國憲法和法律的保護。上訪不需要預先向公安機關申請，也不需要得到事先批准。 當時前去上訪的法輪功學員的想法都很簡單，那就是到更高一級國家機構去反映情況。原中國科學院地質與地球物理研究所博士石採東參加上訪的想法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4月24日晚上，因為加班完成實驗，我很晚才去學員家參加通常的集體交流和讀書。輔導員李阿姨見我來晚了，簡單地介紹天津事件的經過，並說了部份學員決定明天去上訪。李阿姨說大家自己決定是否去。我說上次寫信反映新聞出版署禁止出版《轉法輪》的事情至今沒有進展，這次上訪也正好反映一下，所以當然要去。國家新聞出版署早在1996以“傳播迷信”為由，用行政手段非法查封了法輪功有關書籍。許多學員曾經寫信給新聞出版署和中央領導反映過這些政府部門的非法行為。但長時間沒有回音，情況也沒有改善。直接向中央領導反映情況，是當時唯一的選擇。” 如果我們今天以一個局外人的眼光，在10年後來看這件事情。很多人可能會覺得這些人的想法多少有點一廂情願，或者天真，也許他們不了解政治的複雜。果真如此嗎？ *放下生死 君子坦蕩 其實，上訪的法輪功學員中有許多中老年人，他們都經歷了中共歷次政治鬥爭的風風雨雨，他們中也有親身經歷了1989年64事件的年輕人，還有些人和甚至有渠道獲得中共高層內部消息，他們並非不了解自己面臨的是一個甚麼樣的當權者。 2005年5月4日明慧網刊登了一位參加上訪的學員寫的經歷，其中這樣寫道： 就在當天晚上11點半左右，我一連接到幾個電話，我才知道事情已非常複雜。電話是我的一個姐夫打來的，他鄭重其事地說：“明天你們姐妹三個千萬不能去北京，我有在警察局工作的好朋友，人家特地告訴我，上邊全安排好了，明天可不客氣！”（我們姐妹三個都修煉法輪功）。過了一會兒又來電話，再一次警告：“中南海 附近已駐有大量的軍隊，我朋友說，‘我知道嫂子可是好人，你就是把嫂子綁在家裏，鎖在家裏，也不能讓嫂子去中南海，上頭要我們明天不認人，見一個抓一個……’（意思是明天講不了情面）你們一定要去，我也要先告訴你們！”我的一個姐姐也來電話說：“某某給我兒子打電話，讓他無論如何要看住我不能出門，外面全佈置好了……。”我問姐姐們是否改變主意，她們都笑了。就這樣，我們姐妹三人堂堂正正地各自走上“4.25”的行程。 那麼究竟是甚麼樣的動力，使他們義無反顧的去上訪？難道不知道小胳膊擰不過大腿？直到今天，還有很多人無法理解他們：堅持要上訪，是不是沒做到忍？為了社會穩定，難道不可以犧牲一下“小我”，不要去上訪嗎？ 我們還是來聽一聽法輪功學員們的真實想法。一位法輪功學員針對這樣的疑問寫道： •善良不是懦弱，寬容不是苟且，也不是對行惡的縱容。我們不懂也不參與政治，但是我們懂得善與惡，是與非。 從96年禁止出版轉法輪，到北京電視台事件、光明日報事件，到羅幹的調查，到天津事件，雖然政治“風聲”越來越緊，但作為中國社會的一員，一方面我們很多人都有這樣的經驗，中國的事情一旦涉及到政治，一旦涉及“上面的決定”，那就沒有甚麼對和錯，是與非可言；而另一方面，作為修煉人，我們只是煉功，我們的原則只有一個，那就是按真善忍修自己這顆心。我們不懂也不參與政治，但是我們懂得善與惡，是與非。“忍”不是苟且，忍中還要有善、有真。如果人人都認同小胳膊擰不過大腿，那這個社會就失去了基本的善惡、是非標準，沒有基本的公義和社會良知，最終受害的是每一個人。 •修煉人只能在任何情況下，堅守原則做一個好人，人人都這樣，那就是社會的希望 修煉的人在哪裏都要做一個好人，在對和錯、是與非面前的苟且也許能換得暫時的平安，但那是懦弱，絕不是忍。一個社會道德崩潰的開始，正是從社會的每個成員放棄善惡的原則開始，如果人人都認同強權就是真理，或者把現實利益當作行為準則，那這個社會就失去了希望，因為人們都不相信這世間還有個公道，那只有個人利益為大了。在今天的中國，我們看到這個社會的誠信喪失、良知麻木，不都是這個原因嗎？！ •人人維護公民的基本權利，才能真正維護社會的穩定 作為一個社會的公民來說，每個人都有義務維護公民基本的合法權利，這個義務，如果不是說大話的話，首先就是維護自己的合法權利，這樣做也是維護這個社會每一個公民的權利。如果說為了所謂的“穩定”，人人都在利益或壓力面前放棄原則、放棄公民的合法權利，那等於是幫著踐踏法律，這個社會真的能穩定嗎？ 的確，中國過去六十年的風風雨雨中，這樣的教訓太多了。在歷次由中共發起，全民參與的政治大動盪中，如果社會中多一些這樣堅持原則，不畏強權的人群，那些混淆善惡、顛倒是非的荒唐悲劇也許可以少發生一些。這一群看似平凡的人，卻堅持著不平凡的原則。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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