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慧網二零零九年二月十九日】看到明慧網2008年12月11日《勞教所警察承認在法輪功學員的飯裏下藥》一文，使我想到了一個很重要的情況：我在被迫害中經歷過的一次神志不清和上文說的情況一模一樣。在北京女子監獄被殘忍迫害的經歷在《京城的人間地獄》中介紹過，下面主要說說這次被迫害的神志不清、身不由己的情況。 北京女子監獄的酷刑“脫敏”（對全身所有部位進行踩、壓、掐、折、擊打等折磨）使我脊椎兩處骨折，此後又晝夜罰站、不准睡覺、打罵侮辱等等。在這種折磨中我堅持了一個月，後來因為我正念不足，感到身體實在承受不住，被迫違心的妥協。一個月後（也就是2004年7月初），我聲明重新修煉。面對的是更為殘酷的迫害環境，我堅定對大法的正信不動搖，走過了艱難的四個月，在此期間我雖然吃了許多苦，但我始終頭腦清醒、意志堅定。可是到了年末，不知為甚麼卻突然間意外的出現了神志不清的情況，而且伴有全身劇痛的症狀。在這種極不正常的狀態下，惡警急不可耐的強迫我做這做那，使我摔了跟頭。這幾年來我反復向內找，但我卻始終搞不清那個神志不清到底是甚麼原因造成的。邪黨惡徒們給人飯裏下毒藥，這是我當時怎麼想也想不到的。 為了達到罪惡的目的，邪黨人員竟用如此卑鄙下流的手段來迫害我們修真善忍的好人，真是天理不容。2004年，在北京女子監獄，由於我堅定修煉，惡人們對我恨之入骨，我成了那裏的“名人”。2004年5月中旬，十分監區隊長田鳳清用“脫官服”為條件做抵押（是她自己說的），到女監獄政科申請對我進行肉體迫害。也就是說，在我腰背兩處骨折的重傷、又經過近一個月的各種折磨後，再次加碼：申請持續晝夜罰站，直到轉化為止。田鳳清還公開說：“真後悔不該把這個老太太接到十區來！” 2004年6月初，我因腰傷疼痛到監獄醫院看醫生，宋大夫看了我的腰後，問我：“怎麼會搞成這樣？”我避開包夾李小兵，告訴醫生說：“是她們‘轉化’給搞的。”醫生當時沒有作聲。2004年6月下旬的一天，我被叫到大廳，副中隊長閆春玲對我說：“周監（女子監獄副監獄長周英）要和你談談。”可能是醫生把情況反映了上去。實際上後來周英並沒有來見我。又一天，閆春玲告訴我：“是田鳳清下令‘脫敏’的；現在靳紅衛（主要打手）也知道錯了。” 而田鳳清卻當面對我撒謊。當我向她敘說當天她們如何施暴和我的痛苦時，她說：“這事我不知道。”還說：“你當時怎麼不喊哪？” 甚至還擠出幾滴眼淚來以表示對我的同情。我看見了，是田鳳清當天值的班。其實我當時就知道，是她親自指揮了那場暴刑。2004年7月初，田鳳清突然被調走。 2005年9月，女監大面積食物中毒，我也因此住院了。 2007年6月初，我的朋友到女監來看望我。在我沒有到達之前，獄政科的張科長給我的朋友介紹說：“這老太太在監獄裏挺出名的。”由於我堅信大法，成了一些邪惡獄警的眼中釘、迫害的重點，尤其在十分監區是她們迫害的焦點。 在當時，65歲的我，已經走過了人生的許多艱難路程，在沒有修煉之前就已經經過了許多大災大難，但是，不管災難多大，我卻從來沒有出現過神志不清的現象。 在2004年12月，雖然對我的種種迫害持續不斷，但我堅信大法不動搖，頭腦始終是清醒的，怎麼會突然間出現神志不清、身不由己的狀況呢？這是個令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怪事。現在來看看當時獄警們的一系列行動： 2004年11月末，獄警們看到歷經四個月，對我的“轉化”久攻不下，更陰毒的迫害手段在鄭玉梅她們的策劃下產生了：很明顯，她們要不擇手段的達到在年底前轉化的目的。於是，副中隊長閆春玲、小隊長申豔秋、吳蕾三個人直接從後台走到前台，赤膊上陣了，她們親自對我進行了一系列挖空心思的迫害： 24小時一秒鐘不間斷的所謂“法律”審訊，即“熬鷹”，純粹是為了摧毀我的意志、消耗我體力的卑劣手法。當時我對申說：“你是個很能胡攪蠻纏的人！”她們把我拉到每個班的門口，讓班裏人罵我；把我揪回班裏，逼著班裏人批鬥：打罵、推拽、撕衣服，做甚麼的都有；大冬天‘幫教們’不准我穿棉衣、棉鞋，還要逼我長時間拔軍姿、走正步；鄭玉梅親自下令讓全監區近百人一起罰站，不讓她們睡覺，以此壓我‘轉化’；她們對我宣布：“從現在開始，24小時之內只准去一次廁所。”就在那一天中，23個小時以後她們才允許我去了一次廁所。 她們讓“幫教”帶我在屋子內轉圈，轉圈時喊口號，口號的內容，由無關緊要到要決裂大法。看來她們是要看我的頭腦是否還清醒。當時我已經發現我的狀態不正常：出現了身不由己、心口不一的現象，對她們讓喊的口號，心中說：‘不是這樣’，可是我的嘴卻不聽我的使喚。而我當時又改變不了這種被牽著走的狀況。 過了一天，三個獄警同時出現在我面前 ，閆、吳站著、申蹲著。申仰著頭用力盯著我，並且一遍一遍的喊：“你是岳昌智嗎？”、“岳昌智回來吧！”，“岳昌智回來吧”；當時我比較清醒，我不知道她們為甚麼要這樣做，但對此很反感，就說：“我就在這裏！”過了一會兒，她們休息的時候，我對申豔秋說：“你們不要這樣對待我。”她說：“為甚麼？”我說：“你們是長官（我口誤把警官說成了長官）。”她突然大哭起來，大喊：“她說我是長官了！”並哭著喊著衝向大廳。當時在大廳有七、八十人正在幹活，她對著幹活的人大哭大鬧，誰勸也不行。這時我也來到大廳，現場管生產的肖隊長看見我出來了，走到我面前，問我：“你轉（化）不轉？”我回答：“我不轉！”肖說：“不轉，回去！”我就回到了房間。過了一會兒申也回來了。她進屋後脫下了上衣，用勁甩在沙發上，哭著大叫：“你給我寫‘決裂書’！！！”我坐在那裏，一聲不響，就是不寫！ 到了夜裏，持續被罰站的我，又出現了神志不清的現象，而且這次較上次更嚴重：我對周圍的一切都感到很陌生，我不知道我身在何處，感覺好像在地下室，實際一直在四樓十分監區，沒有動地方；我不知道去廁所的路怎麼走。（我來到十分監區已經十個月了，怎麼可能不知道去廁所的路呢？可是當時就是那樣。）更為嚴重的是，我不但神志不清，而且同時伴有全身劇烈疼痛、真的無法承受，真的是生不如死。 大約深夜兩點多，閆春玲進來了，她躺在沙發上，雙腳橫在沙發的扶手上，用冰冷的目光看著在痛苦中掙扎的我。這個向來以和善面目出現的、自稱“保護法輪功學員的”、並得到過許多法輪功學員的好評的人，此時卻完全現出一付凶殘面孔。我在極度痛苦中，她不但不准我蹲一下緩解痛苦，相反卻瘋狂的強迫我寫“決裂書”，厲聲命令我寫東西。那是我從來都不想做、永遠都不要做的事！我心中想：不寫！但手卻不聽我的指揮。不一會兒，申豔秋又進來了，還要逼著我再寫上“不要生命的永遠”！我的心中說：“怎麼能不要生命的永遠呢？！”可是我心中的這個聲音太弱，主宰不了我的手。就這樣，我像個木偶似的，被人牽著、機械的做著她們要我做的一切。此後的一天中，她們仍不准我有任何休息的機會，始終不讓我坐、蹲、扶、靠、各種休息，即使寫東西也必須站著寫，甚至同一個東西逼我反復抄。很明顯，就是消磨時間，就是不讓我休息！直到又過了24多小時後，她們才讓我有了點休息時間，休息後我清醒過來了。我懊悔莫及，痛不欲生，我竟做了這可恥的事！ 我的這一切不正常情況，‘幫教’們也看到了。‘幫教’中有個叫鄭燕蘋的問我：“你是不是主元神不在位了？” 我點頭。後來，她看我情緒非常消沉，就又問：“你是不是想‘翻車’？” 又說：“想翻就翻，我們也都翻過。” 這種迫害，對精神、心理的傷害與打擊是巨大而無法言表的。有位同修建議我寫揭發信。過去我不想寫，是因為我認為監獄都是一窩黑，寫了也沒有用。而這次，我想我要揭露邪惡、曝光迫害，我開始動手寫了。在那種環境中，要想寫點東西，尤其是法輪功學員寫信是受到嚴格限制的，而且隨時都會搜監，寫了也會被抄走，而且會遭到新的迫害。但是，這一次我寫成了。 2005年8月底，歷時近兩個月，這期間奇蹟般的沒有搜監，我寫給周英副監獄長的長長的一封信和一份重返修煉的聲明完成了，並成功的投進了監區筒道裏的監獄長信箱。信中我把十分監區前後兩次對我的殘酷迫害及前次使我承受不住，後來讓我神志不清等情況都揭露了出來；同時聲明：強制下所做的一切都不算數！一切強制下的言行全部作廢！誰也改變不了我修煉法輪大法的決心！ 信發出時，監區的監控室就看到了，接著我就又被看了起來。 這一次我是帶著強大的證實法、反迫害的正念，我抱著即使失去人身也絕不再違心說話的決心與她們座談的。相反，她們沒敢把我怎麼樣。座談進行了九天時，參加座談的人覺得沒甚麼可談的了，她們還說：“你很坦蕩，我們很佩服你。” 其中一人又說：“我看到有許多小金星從你身上掉下來。”2004年年底的迫害過後，很快，三個直接參與迫害的獄警都被調走了。 我那次的神志不清，如果她們不對我做手腳，她們為甚麼會有那種反常的表現？ 如果她們不做手腳，我為甚麼會出現那種不正常狀態？極有可能是邪惡之徒往我的食物中放了藥物才造成這種狀態。其實無論惡徒是否下藥，就從我一個身心健康的人被迫害致神志不清這一基本事實，就可以看出中共洗腦的野蠻和殘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