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慧網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一、進京護法、正念闖出魔窟
我是廣州第三期師父面授班得法的弟子，一九九九年“七﹒二零”、邪黨開始鎮壓大法、鋪天蓋地的就像天塌了一樣，毀謗、誣陷、謊言充斥著每一個角落。從那時開始我就走上一條維護大法的路，四次進京護法，三次被拘留、一年非法勞教、一年多關洗腦班。 二零零零年五月，我和四個同修在北京天安門莊嚴的打開法輪大法好的橫幅。警察、便衣、武警瘋狂的撲過來搶橫幅。我們不讓他們搶、緊緊抱著橫幅，其中一同修被武警用對講機打的滿鼻子都是血，在拉我們上車時，我與警察論理又被打倒在車上。
被抓到北京前門派出所時，我們都不報名、後來一個警察懷疑我不是中國人，可能是新加坡人，就把我帶到地下室，每一層的鐵籠裏都關了很多同修。那個警察把我帶到一間房間把手銬往桌上一放，告訴我不能來北京打橫幅。我回答說：“我來是告訴政府大法好、真善忍好、停止迫害。所以我一定要來的。”接著警察叫我背兩首《洪吟》，當時我腦子一片空白，不會背，這時才知道平時學法少，忙於輔導站的工作而沒有踏踏實實的學法，慚愧啊！那怎麼辦？就背第一首《做人》吧，衝口一出我竟然全背下來，很神奇。警察又把我帶上一樓。這時一起來的同修都被綁著在地上和反背銬著，我就過去幫他們鬆開。晚上，警察把我帶到辦公室，有個處長跟我講：“你訂了飯店沒有？”我說：“沒有。”他又說：“美國有美國的法律，中國有中國的法律，你來旅遊、觀光我們歡迎你，但不能在天安門打橫幅，這不是法律，是天安門的規定。我告訴他們我是來表達心願來的，警察就要我走，我不走，我堅持要和同修一齊走，最後警察就把我堵在大門外。第二天，見到了從派出所出來的同修，他見我沒挨打就說我白來了，當時我想是不是再去挨一次打才算證實了法呢？真有點迷茫了。後來看到師父講法才知道走出來是為了證實法，被關被打不是目地，可見自己的一念是多麼的重要，符合法，還是符合舊勢力，這個同修後來被迫害得很嚴重。
二零零一年年元旦，我和同修又一次來到北京，當時北京非常邪惡，資料點破壞的很厲害，協調人就安排我們租房建資料點，我們兩個人包括北京發資料的同修都不會電腦，怎麼辦呢？協調人就讓我們先把電腦搬回來，然後去買了四台打印機和各種耗材，一切準備好了的時候，有一個會電腦的同修與我們聯繫上，這樣資料點就開始運作了，我們把趙昕被迫害死的真相用彩色照片打出來給同修發。把真相資料裝在信封，賀卡讓同修往外省發。資料點的同修生活是很艱苦的，每天吃兩頓，早上鹹菜白麵條，下午青菜、鹹菜米飯，很少吃肉。那年冬天，北京都下雪，北方和南方不一樣，南方很熱鬧，北京冬天的大街，樓內都是靜悄悄的，就是棉被把打印機墊著，聲音仍像機器一樣轟轟的響。就這樣做了一個月。過年後，我們交流後覺得，應該回當地做好整體講真相的協調工作。
回到南方，原來到處在通緝我，這樣就有家回不去，被迫流離失所，後來被邪惡手機監聽而被綁架。在看守所被關押兩個月後，非法勞教一年。在勞教所，看著昔日的同修邪悟了，真是很痛心。那裏的惡警對“轉化”的學員就很偽善，不用幹活，有書看，有球打，有電視看。堅定的學員就逼著每天幹十五個小時的活，不讓接見，帶紅牌嚴管，不許大法弟子互相說話。我覺得不應該承認這樣邪惡的迫害，大家就反迫害不幹活，罷工，所裏非常緊張，整個專管大隊的工廠那天都是靜悄悄的，把一切剪刀等工具全部收走，同修們都看著我，我微微對著他們笑，給他們鼓勵，由於我的穩定，普犯們很多人向我豎起大拇指，中午獄警就把我帶出去，所長、管理科長、教育科長還有專管大隊指導員，對我進行圍攻，我據理力爭，不讓鑽空子，最後沒辦法就把我調到三大隊。 中共的勞教所是名符其實的血汗榨汁機，每天做十五個小時的手工活，做各種玩具、髮夾、珠鏈、假花。每天吃的發霉的米，沒油水青菜、瓜類，連肉都沒有還扣一百二十元的伙食費。上午九點，下午二點幹累時就出去集體跑步，跑精神了就回去幹活，那裏的獄警都打人，幹活慢就被拉出去挨打，用獄警自己的話說他也沒辦法，普犯賺不到錢他們就沒獎金，挨批評。我堅決不配合，但是每個同修狀態不同，在軟硬兼施，又拖又拉的過程中同修們都配合跑步了，我每次站在樹下不去排隊，最後對我沒辦法，就說我高血壓，不能跑，可是我從來都沒有高血壓。 到釋放我的時候又以頑固不“轉化”為由，加了我一個月的刑期。釋放那天，為了製造恐怖氣氛，嚇唬堅定的同修，在操場上脫光我的衣服搜身，戴上手銬出所，來到所部，單位與“六一零”公安在那等著我，又一次把我直接送到洗腦班。那個洗腦班辦在收容所，管理與勞教所沒甚麼兩樣，還每個大法弟子配兩個夾控。 二零零二年師父生日那一天，我們集體開始絕食要求無條件放人。第二次絕食躺在醫院時，夜半了，我覺得生命走到盡頭了，也許見不到自己孩子了，心裏一陣難過，這孩子幾年來因爸爸媽媽被綁架時吃了不少苦，雖然捨不得，但他也是師父的小弟子呀，眾多的家庭都也在危難中啊，不就一死嗎？還有甚麼放不下的呢！意識越來越迷糊，忽然，整個身體變成了一盆沙子向外飄散，最後僅剩一點意識，我覺得可能要死了。這時腦袋裏顯出師父的法：“我能最大限度的放棄我所有的一切，所以我能解開這一切。”（《瑞士法會講法》）接著“我煉功是這樣修煉過來的，我帶有這個東西。大家坐在這裏都感到很和諧，人的思想中沒有邪念，連吸煙都想不起來。將來你也按照我們大法的要求去做，你將來修煉出來的功也是這樣的。”（《轉法輪》）我的意識一下清醒了，我是師父的弟子，大法更新的生命，師父能解開，我也能解開。飄散的粒子就不斷的飄回我的身體內，當聚合上的時候我完全清醒了，時間是深夜的兩點半了，前額的地方出現一首《洪吟》〈訪故里〉，讀完後我的眼淚像斷線一樣流不止。第二天單位領導來看我，之前因為我的事而受處罰，他們都很怨恨我，我也因為他們配合邪惡迫害綁架妻子而怨恨他們，那天我感覺我一切怨恨都沒有了，只有對眾生的無限慈悲，他們也沒有了怨恨，說我善良，真的像《洪吟二》〈法正乾坤〉講的“慈悲能溶天地春”。 在被關洗腦班期間，同修都有這麼個觀點，不願主動與“六一零”談話，包括做所謂幫教工作的，在這方面我是這樣悟的，舊勢力希望我們消極承受，而正法就是正一切不正的，怎能由邪惡隨意擺布。我就採取主動，天天找“六一零”、隊部、所部講道理，“六一零”受不了了，就把單位領導和公安找來，公安處長說對我實行監視居住。我說：“法律上對監視居住適應範圍是居住城市而不關押場所，我不是犯罪嫌疑人，也沒有訴訟程序，大法弟子是被迫害的，你們公安本身這樣做就是違法。”他誣蔑大法。我告訴他們：“大法洪傳，使人心向善，身體健康，於國於民都有百利而無一害，何來邪之理。用中共自己人大常委會定的適應邪教範疇六條，套在共產黨身上條條合適（當時還沒有《九評》）。”他們覺得理虧就說：“人家說你只有初中文化。”我說：“是的，你們都是大學生，為甚麼連一個只有初中文化的大法弟子都理論不過呢？因為大法是正確的，我站在正確的基點上怎麼講都是對的，你們站在錯誤的基點上去維護它的錯，這永遠是錯的。” 二零零二年下半年是邪惡在關押場所迫害大法弟子最殘酷的時候，洗腦班裏的男同修們一起集體背經文、發正念、堅持晚上煉功，環境很寬鬆。我在洗腦班被關押一年後回單位上班。 同事都理解大法，願意了解真相，過去長期監控我的黨員也辦了三退，有時開會覺得領導都沒我講得好，就叫我來講，每次這樣的機會我都抓緊跟他們講邪惡為甚麼迫害大法，告訴人們大法的美好。作為大法弟子不管在任何環境都要證實法，講清真相，那裏的眾生就會得救，環境就會變好，因為大法弟子是那裏眾生得救的希望。反之，如果同修因為各種原因不敢堂堂正正證實大法，我看那樣的環境就惡劣，眾生魔性也大。 二、做眾多小花中的一朵
開始的時候，我們這邊的資料都是靠別的同修給的，我想買電腦，一說起電腦就頭暈，連英文字母都搞不懂，自己又是掛了名的重點人物，在家做資料點行嗎？通過學法，挖根自己，還是怕心，甚麼是掛了名的重點人物，這是邪惡講的，能承認嗎？ 我買回電腦和打印機後，和妻子就從零開始，一點一點的學，先學會上網下載，每天堅持看明慧網文章，跟上正法進程，先學會打單張、小冊子、刻光盤，慢慢學會做《九評》書。把周邊的同修帶動起來，每個家庭都能做，要多少做多少，在技術和資料選材上多交流。 剛開始發真相資料時，很害怕，走在街上心都跳，挑最容易放的信箱報箱放，做的有點經驗了就進到樓道裏發，從一樓做上去，當把光盤從門縫裏塞進去時手在發抖，心跳得腳都發軟，小孩看見我這樣也害怕。為甚麼做救度眾生這麼神聖的事都那麼害怕呢？是自己沒有擺正基點，我們大法弟子是這台戲唱主角的，世人都是被救度的對像，做這麼好的事都膽膽突突，不就等於承認舊勢力了嗎？其實說白了對大法還是信心不足。以後每次出去發真相資料時都先發正念，狀態好了，師父就會引導我進出方便的小區，眾生就像等著真相一樣，有時去到樓梯裏的鐵門一拉自然就開，有時剛去到就有人開門下來，做起來就順利多了，小孩也漸漸怕心小了，現在都很會配合了。派發的數量也多了，有一次，晚上在一個小區樓內發真相資料，剛拿出來往門縫放時，一下門打開了，對了個正著，以往就會不知所措的了，這次我很穩定，輕輕把資料收回用衣服遮住，她好像沒看見一樣出來了，我等她走了以後，問小孩害怕嗎？他說剛才整個人就像飄起來一樣，原來心態穩定，兒子也同樣穩定。 雖然經歷過十年迫害，我還有很多地方修得不好，和參加法會的同修對比，很不好意思，覺得自己做得很不夠，不敢向師父匯報，再加上只有初中文化，拿筆就感到千斤重，不知從哪寫起，直到看到明慧網文章《如果師父在主席台坐著》，是啊，我們真修弟子隨師正法走過很多珍貴的路，珍貴的事蹟應該寫出來，不辜負師父對我們的慈悲救度，不辜負世人對我們的期盼。寫得不好，請同修慈悲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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