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慧網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一日】我是大陸的一名律師，妻子身體不好，頭痛、心臟病、說昏迷就昏迷，一昏迷就不省人事，我的職業和工作還得經常外出，整天提心吊膽的外出辦案。一九九六年的一個偶然的機會，讓我看到了一本奇書《轉法輪》，我就把書帶回家給妻子看，妻子看了後就說這本書太好了，就讓我帶她找煉功點。從此後妻子走上了修煉這條路。晚上我騎自行車將她送到煉功點，學完後再接回。幾天時間，妻子的病全沒了，我那時也知道一個理，妻子的病是李老師幫清理身體給消業的結果，是妻子學《轉法輪》不斷去執著心的結果。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中共打壓迫害法輪功開始了，到處搜書、翻書、抓人。街道委主任出於“好心”讓別人告訴我妻子交書，我妻子就是不交，結果派出所及街道的邪黨人員也沒敢到我家來。二零零零年十一月份，妻子到北京天安門去證實法，當時我出差在外地，聽到後就立即乘火車到天安門找她，我到天安門廣場時看到是呼嘯的警車及警察扭打大法弟子的場面，我在廣場東側猛然聽到一個熟悉的聲音“法輪大法好”“真、善、忍好”，等我看到妻子時，她已被幾名惡警打倒在地，搶去條幅，抬到警車中，我急走上前時，警車已啟動，向天安門分局開去，妻子在車中也看到了我，並且剛毅的將頭轉向別處，不再看我，好像在說：“不要管我，法輪大法好，我沒錯。”我是多麼的理解她，這麼好的一部大法，妻子是從病魔中被大法救出的，全家的幸福是大法給的。 我下決心一定救出妻子。我當時就想：李老師，我妻子是您的弟子，受迫害了，您幫幫我，我去把她救出來。我到天安門分局一看，在大鐵門裏有一個大空地，（約三個籃球場大）被公安抓來的人，是人挨人已站滿了人，我對把門的民警說：“我是某某國營公司的保衛科長，進京找本單位煉法輪功的工人，看這麼多人來找一下我單位的職工，警察讓我進去了，我一眼就看到了我妻子，我堂堂正正將她領了出來。回到故鄉，她又開始講真相，我又開始幫助和保衛妻子安全。到郊區往公路兩旁大樹上，電線桿上掛條幅，貼不乾膠等。 二零零三年，我出差到省城辦案，住在一個公園附近，早上到公園散步，看到一個女大法弟子在往樹上掛條幅，她一個人，個子又小，怎麼也掛不上，我就走過去要幫她，把她嚇了一跳，我立即說：“你別怕，我雖然不是大法弟子，我妻子是大法弟子，我起碼是大法弟子的家屬，我知道法輪大法好，你們是好人，我幫你可以嗎？”她很高興，我倆一起掛條幅，我二百多斤的體重，上樹掛條幅真的很靈巧，一點都不吃力，往上扔條幅，希望條幅上面的線子多纏幾圈，真的是好神奇，就這麼一想，我一扔，帶石頭的繩子像聽話一樣，真的繞了幾圈，纏在上面，條幅下墜，迎風飄盪，好看極了。條幅掛完後，她又拿出口紅，往電線桿上和假石頭上寫“法輪大法好”等標語。我一摸兜，正好，我也給妻子買的口紅，我也掏出來在上面寫，我個子高，字寫的又好看，這名女大法弟子說：“大哥，你的字寫的這麼好看，又為大法做事，你將來一定有福報的，你同你妻子一起煉功吧！”我笑了笑，分手了。 我在公園外面吃早餐時，幾輛警車開進公園，吃完飯後，我又到公園裏，看到警察正在摘條幅和擦口紅標語，我心想，你們摘不下來條幅，更擦不掉我寫的口紅標語，警察二三個人上樹也摘不下來條幅，又怕樹枝折斷，又怕電線電著，這時圍觀的人群多了，有的人還在不停的念條幅上面的字，一個人念、大家也跟著念，氣得警察大吼大叫，灰溜溜地逃跑了。回家後同妻子一講，她也很高興，我說：“我給你買的口紅讓我寫標語了。”她笑著說：“我也不抹口紅，你寫標語是正事，這樣做就對了。” 從二零零三年至今，我每週都同妻子一起講三退，並經常開車下鄉，將資料送到農村去，並且將迫害我妻子和到我家來的公安六一零等全部進行抵制，同他們講理，講法律，使他們語無倫次，急忙逃離我家。 今年有位七十多歲的老八路，文革時遭迫害來向我諮詢其國家賠款問題，他十四歲參軍，參加打大、小仗無數次，槍林彈雨中為邪黨打天下，在部隊當班長，是共青團員，後被他人誣蔑為地主崽子，混進隊伍，被開除軍籍，根據法律及政策，他應該平反，並得到政府賠償，但政府不賠償損失也不給他平反，我同他談談就談到了《九評》，他一聽，一個勁說“對，對，對”，就那麼回事，並且要求我給他退出共青團和少先隊，名字就叫“八路”。 作為一名大法弟子家屬，我一要保護妻子，二要同妻子一起去講真相，去救人。同時也祝法輪大法洪傳全世界，讓現實的社會道德回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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