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封建社會的中央政府組織實行“三省六部制”，但貞觀王朝的三省職權劃分則初步體現了現代化政治特徵──分權原則。中書省發布命令，門下省審查命令，尚書省執行命令。一個政令的形成，先由諸宰相在設於中書省的政事堂舉行會議，形成決議後報皇帝批准，再由中書省以皇帝名義發布詔書。詔書發布之前，必須送門下省審查，門下省認為不合適的，可以拒絕“副署”。詔書缺少副署，依法即不能頒布。只有門下省“副署”後的詔書才成為國家正式法令，交由尚書省執行（當時的賢臣魏徵就供職於門下省）。這種政治運作方式很有點類似現代民主國家的“三權分立”制。西方在十七世紀興起的分權學說，李世民早在一千多年前就已運用於中國的政治體制，進一步說明了貞觀王朝的文明程度是何等之高。最為難能可貴的是，李世民規定自己的詔書也必須由門下省“副署”後才能生效，從而有效地防止了他在心血來潮和心情不好時作出的不慎重決定。

唐太宗十分注重法治，他曾說：“國家法律不是帝王一家之法，是天下都要共同遵守的法律，因此一切都要以法為準。”作為一位萬人之上的君主能夠說出這樣一番話來，唐太宗不愧是一位開明的皇帝。法律制定出來後，唐太宗以身作則，帶頭守法，維護法律的劃一和穩定。在貞觀時期，真正地做到了王子犯法與民同罪。執法時鐵面無私，但量刑時太宗又反復思考，慎之又慎。他說：“人死了不能再活，執法務必寬大簡約。”由於太宗的苦心經營，貞觀年間法制情況很好，犯法的人少了，被判死刑的更少。據載貞觀三年，幾乎達到了封建社會法制的最高標準──“刑措”即可以不用刑罰。

貞觀王朝的社會秩序好得令人難以置信，全國判處死刑的囚犯只有二十九人。六三二年，死刑犯增至二百九十人。這一年的歲末，李世民准許他們回家辦理後事，明年秋天再回來就死（古時秋天行刑）。次年九月，二百九十個囚犯全部回還，無一逃亡。那時的中國政治修明，官吏各司其職，人民安居樂業，不公平的現象少之又少，國人心中沒有多少怨氣。豐衣足食的人不會為生存鋌而走險；心氣平和的人也不易走極端，因此犯罪的概率也就少之又少。

貞觀王朝是唯一不歧視商業的封建王朝，不但不歧視，還給商業發展提供了許多便利條件，這進一步地體現了李世民的高瞻遠矚之處。在李世民政府的倡導下，貞觀王朝的商業經濟有了迅速和長足地進展，當時世界出名的商業城市，有一半以上集中在中國。除了沿海的交州、廣州、明州、福州外，還有內陸的洪州（江西南昌）、楊州、益州（成都）和西北的沙州（甘肅敦煌）、涼州（甘肅武威）。首都長安和陪都洛陽則是世界性的大都會。

唐朝開放程度很高，路上、海上的絲綢之路貿易興盛，舉世文明的“絲綢之路”是聯繫東西方物質文明的紐帶，絲綢之路上的商旅不絕於途，品種繁多的大宗貨物在東西方世界往來傳遞，使絲綢之路成了整個世界的黃金走廊。

中國歷史上出了幾百位帝王，李世民是其中的佼佼者，擁有傑出智慧和胸襟。賢明的唐太宗，為華夏民族的歷史譜寫了光輝燦爛的一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