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慧網二零零九年一月十二日】一九九六年是我刻骨銘心的一年。這年我母親病逝，我陷入了極度的悲痛中，終日以淚洗面。辦公室的一位同事勸我想開些，讓我信仰點兒甚麼，有個精神寄託。我說我真的想有信仰，想有個精神寄託。她告訴我她剛剛接觸了一種功法，叫法輪功，既可鍛煉身體，又教人如何做個好人。我一聽說這個功法有書，馬上對她說我想看看。第二天她拿來了三本書──《轉法輪》、《轉法輪卷二》、《法輪大法義解》。 當我打開書看到師父的照片時，不知道為甚麼師父那慈祥的微笑令我感到似曾相識。我通宵讀了《轉法輪》。讀完之後一下子打開了多年纏繞在我心頭的那個結，感覺好苦的那個心一下子明亮起來，明白了人為甚麼活著，心情的激動真是無法用語言形容。我太幸運了，我得到了這萬古難遇的法輪大法，成為了師父的大法徒！ 做正法時期大法徒 “四二五”之前我一直喜歡一個人看書學法，不願意參加集體煉功集體學法，總覺的耽誤時間。我知道這種狀態不對，但就是不願突破。就像師父說的“只有學法修心，加上圓滿的手段──煉功，確實從本質上改變著自己，心性在提高，層次在提高，這才是真正的修煉。”（《精進要旨》〈何為修煉〉）。我悟到我學了那麼長時間的法，可我還不算真正的修煉。我努力的突破自己的惰性，轉變人的觀念，終於走出去參加集體學法煉功。不但沒有覺的耽誤時間，反而提高的更快。 記的“四二五”的時候工作單位統計誰煉法輪功，我說我煉。辦公室的同事一聽就急了，說不能承認煉法輪功，會有麻煩。我知道邪黨發動的歷次整人運動基本上都是這樣的手段，可是我煉功誰都知道，我修的就是“真、善、忍”，怎麼能撒謊？我辦公室那位向我介紹法輪功的同事卻說了很難聽的話，因為她弟弟去了北京護法，她很氣憤，說甚麼好好煉功，去甚麼北京，那不是鬧政府反黨嗎？並對師父極為不敬。我對她的話感到震怒，質問她從煉功以來沒有吃過一粒藥打過一次針，不但自己受益，全家人都受益。常人都知“滴水之恩當湧泉相報”，而作為修煉人怎麼趕不上常人的境界？她說和政府對著幹就不好，也勸我不要練了。我說我不可能不煉。我身心受益有目共睹，這麼好的功法我怎麼能放棄？ 第二天一直到“七二零”我每天都到煉功點上煉功學法。當時有便衣混在煉功點上，而且有些原來站在前排煉功的同修現在都往後面站，使得我們這些原來站在後排的同修站在了前排。我們坦然煉功，心裏沒有怕。現在回想起來，覺的很多執著隱藏其中。那就是強烈的爭鬥心。善心不夠，沒有用修煉人應有的洪大的慈悲心對待周圍的人，一聽到有人說了對師父對大法不敬的話就火冒三丈。不能用善意的耐心的語氣向他們講清真相。如果我當時不用那麼刺激的語言對待那位同事，也許她現在仍在大法中修煉。 “七二零”全國開始對大法弟子迫害，我們教育系統也根據他們統計上來的修煉法輪功的人強行舉辦了“學習班”（洗腦班），我被送去“學習”。學習班強迫我們要與邪黨中央保持一致。學員們談的都是修煉法輪功後的身心變化，如何做好人。當時完全忘了是甚麼“學習班”，就像是交流、切磋修煉體會，大家侃侃而談。那個負責人也似乎忘記了他要幹甚麼。當所有的人都談完後，他才意識到他本來的目地不是這個。但他又不知道該如何反駁我們。 那個時候我更多的停留在對大法的感性認識上，人的觀念很強，結果被邪惡鑽了空子。在學習班結束時，因我寫的認識沒有達到所謂的“要求”，被迫重寫。我想儘快離開，隨手拿過當天的報紙，抄錄一段含有誹謗師父及大法的文字用以應付了事，用狡猾的人心想：這不是我說的話。回去後我還煉。就這一念所做的事竟成了我修煉史上的一大恥辱。儘管我已在明慧網上發表聲明，但一想起來，心就感到很刺痛，愧對師父。 二零零零年同修們自製真相材料出去發放。那時的材料極難得到。我手裏有幾張。那是我第一次發真相材料。我出去走了很長時間一張沒有發出去。同修問我為甚麼，我說到處都那麼髒，看那些人感覺也不好，不配拿真相材料。同修的眼睛瞪的老大說“你怎麼這麼不慈悲，你的真相材料是在救人，助師救度迷中的世人，師父沒嫌髒你怎麼嫌髒？！”她的話一下子敲醒了我，令我羞愧。我是在用人的觀念對待發真相材料這件事，而沒認識到是在救人。與同修相比我的悟性簡直太差了。她說她教我怎樣發資料，問我敢不敢去，我大聲說敢去。 二零零一年同修打電話告訴我發正念，但沒說清楚怎麼發正念。晚上我領兒子去學打乒乓球，休息時看到教練雙盤坐在地上並立掌。我好奇的問他練甚麼功？他遲疑了一下說佛家功，我說我也煉功。他問甚麼功？我說法輪功，他眼睛一亮，說他也煉法輪功。我一下明白了是慈悲的師父把我引到了同修這裏，學習發正念，讓我跟上了正法進程。 小小資料點 二零零四年我建立了家庭小資料點。 說到小資料點，我要從我身邊的幾位同修老大姐說起。這幾位老大姐中的大部份年長我十幾歲，得法都較早，非常精進。在最初極為恐怖的時候她們就默默的承擔當地的協調工作，我們的經文，明慧週刊、真相材料都是她們從其它地區拿來提供給大家的，據說周邊地區也從她們這裏拿資料。 得知明慧網建議資料點遍地開花，我就對她們說我可以做資料。老大姐們聽了非常高興，積極幫我籌備，並拿出三千塊錢讓我買機器，說不能讓我負擔那麼重。 丈夫未修煉，但支持大法。他陪我去買電腦和打印機，問我要甚麼價位的？我不加思索的說“買好的，錢不夠，差多少我們補上。”丈夫說“行。”我們把機器搬回家，高興地告訴了她們。可我明顯的感到她們那勉強的笑臉。我不知道甚麼地方做的不妥。這時丙大姐笑著說沒事兒，超出的錢到年底時就能攢出來，然後給我。乙大姐說二手電腦就足夠用的。我明白了她們“勉強”的原因。我告訴她們我自己完全可以支付整個資料點的所有費用。就是沒有這三千元我也會買配置好的電腦。甲大姐看出了我不高興，就悄悄告訴我乙大姐幾乎把她買斷工齡的十幾萬元都花在了資金緊張的資料點上。我聽了心裏很不好受，我理解了她們的心情。大姐們的退休金都不高，生活都不太富裕，省吃儉用，而我一點兒都不考慮她們的感受。資料點還沒運作，我的人心先起來了，忘了我要幹甚麼，心性不到位，這樣的心太容易讓舊勢力鑽空子了。幸好甲大姐善意婉轉的告訴我，使我及時的歸正了心性。 我把這件事情告訴了丈夫，丈夫說老大姐們太不容易了，讓我把三千元錢拿回去，我們的經濟條件好，都承擔起來沒問題。就這樣我們在籌建資料點的過程中，每個人都在不斷的歸正心性，提高心性，整體配合非常默契。 我做資料的時間只有每天晚上和週末，時間非常少，工作又很忙，做出的資料與老大姐們的需求相差很多，我總是急，她們就提醒我：做資料一定要學好法，學好法，再忙也要學好法。看到我那麼忙，有兩位老大姐也開始學習電腦，想減輕我的負擔。她們都是快六十歲的人了，卻在短短的時間裏學會了上網、下載資料、做資料。逐漸我們在工作中有了大體分工，個人分別做不同的資料：有的打印《九評》，有的刻錄光盤，有的打印小冊子傳單，有的印真相紙幣，等等，使我們的資料做的更及時，更全面。我學法的時間也有了保障。同修之間配合的非常好，形成了很好的比學比修的修煉環境。 十幾年的艱難歷程我們走過來了，我們知道這個過程中包含著師父多少的操勞；我們還要堅定的義無反顧的坦坦蕩蕩的走下去，不辜負師父的期望，完成我們的史前大願。 不妥之處，請慈悲指正。合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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