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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女子勞教所是如何造假掩蓋迫害真相的
文/劉桂芙
【明慧網二零零八年七月三十一日】我叫劉桂芙,女,1954年12月12日出生,家住中國北京市海澱區福緣(元)門。我1966年6月小學畢業,正趕上中共搞文革,全國搞批鬥和打、砸、搶,工人罷工學生罷課,67年上初中時只學了正負數和數軸。那時我父親遭受迫害,我受株連不許上學,全家被遣送到農村。

我於1994年5月開始修煉法輪大法,曾是北京市圓明園法輪功煉功點輔導員。從一九九九年中共迫害法輪功開始,我就一直被中共定為重點迫害對像,經常被公安部門非法傳訊,曾經五次被他們綁架:其中兩次被非法拘留,一次被劫持到洗腦班受精神摧殘,兩次被非法勞動教養共計長達四年之久。

我第二次被關押在北京女子勞動教養所期間,遭受了慘無人道的酷刑迫害與精神傷害。我被關在單間裏,兩年六個月的時間不見天日,與世隔絕,不知日期、時間和外界所發生的一切,只靠包夾翻看記錄時,或從她們隻言片語中偶然看到或聽到一些星星點點的消息。她們限制我所有一切生理需求和一舉一動,長時間不讓我睡覺,體罰,毆打,餓飯,灌不明藥物致使我出現幻象。我已經被迫害的皮包骨像骷髏一樣,用包夾的話形容:「說你像骷髏吧,比骷髏還多層皮,就說你是木乃伊吧!」

北京女子勞教所對外界毫不羞愧的造假掩蓋她們對我所實施的迫害事實真相,用以對世人進行矇騙、毒害相比。勞教所惡警們笑裏藏刀,陰一套陽一套,為了她們的需要,可以任意把煤球說成是白色、藍色、綠色、黃色,她們的虛偽,狡詐的流氓、無賴手段和行為,這也是邪黨一貫伎倆的縮影。

以下是北京女子勞教所如何對迫害我的事實真相兩次造假、矇騙外界的。

一.勞教所一貫採用掩人耳目的做法

(1)象徵性的睡眠

我被劫持在二隊所謂的「攻堅隊」時,我被規定半夜1點洗漱後開始上床睡覺,凌晨4點起床搞室內衛生。然後遭體罰,只允許我就一種姿勢,絲毫不許改變的,僵直的在腳尖剛挨地的高凳上一坐就是21小時。

不足3個小時的睡眠,還不斷的被叫醒,而且限制睡姿,不許面對牆壁、不許兩手放在一起、不許被子挨著臉和下頦。如果睡著後姿勢改變不是她們所規定和要求的,就會聽到包夾大聲喊:「姿勢不對、起來從睡!」或坐在我身上使我透不過氣來,不能再睡,不然就搖晃床,或把坐凳和坐椅用腳踢得乒乓響。還捉來小蟲子、螞蟻放在我蓋的被子裏咬我。

用包夾的話概括:「沒不讓你睡覺吧?即使有人來採訪你,誰也不能說我們沒讓你睡覺吧!」用假相掩蓋他們的陰險毒辣。我每天就是這樣象徵性的睡眠給別人看。

(2)蜻蜓點水似的洗漱

平時我被規定洗漱和大小便一起進行,共計只給兩分鐘時間,動作稍微慢一點,剛打開水龍頭就被包夾關上,說時間到不許洗漱了。這樣在大小便時我必須迅速揭下和被坐爛的屁股粘在一起的褲子,揭的鮮血直流,真是疼痛難忍,語言難訴。便後動作迅速一點,有時能洗一把臉或一隻腳,另一隻腳明天洗。不許洗脖子和其它部位。有時我剛一沾水,洗漱時間就到了。大小便後都不許洗手就吃飯,還逼我用手抓著吃,每天如此。

在場監視的警察(聲稱是為保護我)見到此景偷偷暗笑,包夾得意的說:「沒不讓你洗漱吧?你就是沾一下水、比劃比劃、也是讓你洗漱了!」說白了我們洗漱也是為走形式給別人看的,她們就這麼假、就這麼邪。

(3)所謂的吃飯

為增加我飢餓的痛苦,每餐只給四分之一的饅頭或兩三口米飯,偶爾只有一個黃瓜條或一口菜湯,很多時沒有菜。放在托盤裏的湯或稀飯,包夾故意當我面一輪撒在地上。

包夾說:「讓你減肥,瘦成皮包骨,坐在高凳上誰難受誰知道!瘦,不是打的吧?飯,不管多少也給你吃了!包子皮不管是撿來的還是吃剩的也是飯。」她們就這麼狠,就這麼毒,就這麼虛偽。

(4)沒有外界人看見就是沒挨打

我因缺少睡眠,犯睏時,包夾一邊打我、踢我、踩我一邊問我:「誰打你了?誰看見了?」他們就是這樣惡毒到了打了人都不認賬,一副流氓、無賴、偽裝的嘴臉。

二.提前為我做保養、造假

2005年8月在海內外同修、家人共同營救下,她們迫於國際上的壓力,不得不讓我與家人相見。為掩蓋我被迫害的事實真相,消除實證,勞教所做假相為我保養。她們開始讓我提前洗漱,然後讓我繼續坐在凳子上等著。發現有人來檢查,立即讓我上床:「快!睡覺!」包夾告訴我有時不到半夜1點就提前讓我睡了,還有時零點剛過就讓我入睡。給我的飯量也逐漸增加,也有菜了。

我不知道原因,心裏很奇怪,莫名其妙的過了二十來天。主管迫害我的警察副大隊長宋麗麗,突然急匆匆地跑來,讓我去洗漱,還問我有沒有換洗衣服?見我沒有,急得她直出汗,立即讓包夾給我借來一身舊衣服讓我穿上,把我那身沾滿糞便、經血、嘔吐物的衣服扔掉,讓我用一暖水瓶水洗了全身和兩個多月都沒洗的頭髮。

等我回到屋子裏,就有一個40多歲的女警察進來,問我叫甚麼名字,看了我一會就走了。又過了幾天,攻堅隊警察大隊長杜敬彬進來問我:「你身上這麼髒、臭,自己能聞到嗎?你難受不難受?想不想洗洗、換換內衣?」「當然想啊!」當我脫掉衣服後,她驚訝地問我:「這麼瘦!你還剩多少斤?」她的虛偽讓我莫名其妙,不解的回答:「我怎麼會知道還剩多少斤?」她又說:「你還覺得你自己挺好呢?你現在像80多歲的樣子,一會洗漱完我領你去照鏡子,看看你自己都甚麼樣了!你屁股怎麼爛成這樣了?身上這麼多傷很疼吧?很難受是吧!」這分明是明知故問。

勞教所平時規定我們「重點人」根本不許照鏡子。我在鏡子裏看到自己陌生的,老態龍鍾的樣子,一層皮在我面部耷拉著,眼皮和酒窩也垂了下來,一副骨架支撐著頭髮幾乎脫光的腦袋,我簡直不能相信這就是自己。

女警讓我換上夏裝,我剛穿好衣服,就進來兩個警察,其中有上次那個和一個年輕一點的警察進到水房問我:「洗漱是否有熱水?」我不知中計指一指用空的暖水瓶,她們點點頭說:「有熱水!」就走了。包夾告訴我她們是監察科的。

原來勞教所內部人來人了解情況也這樣造假。外界來人調查就更可想而知勞教所會怎樣造假了。

監察科走馬觀花的「調查了解」之後,勞教所在給我丈夫的答覆信上說:「劉保國同志:您在9月16日寫到我所的信件已收到,來信反映劉桂芙在所處遇問題,我們非常重視,責成管理監察部門核實、調查,幹警宋麗麗在執法過程中,沒有違規違紀行為(按她們這種說法,說明宋對我所實施的殘酷迫害是在認真執行勞教所的紀律和規定)。根據對重點人管理決定,在幹警直接管理下,為有效的制止劉桂芙煉功、自傷、自殘,選派4名勞教人員擔任重點人包夾,幹警沒有發現她們打罵,體罰,虐待的現象。」這純粹是撒謊,她們就像強盜永遠不會承認自己偷、搶東西一樣,是在掩蓋迫害我的事實真相,矇騙我的家人。假如我真有煉功、自傷、自殘行為的話,肯定是被迫害的痛不欲生,說明她們很清楚勞教所所實施的迫害程度是一般人所無法承受的。

我發現給我的飯逐漸增多,也有菜了,過了幾天,也就是8月16日宋麗麗跑進來又讓我去洗漱,我很奇怪,我不明白近來為甚麼洗漱這麼勤?看我沒有乾淨衣服換,宋皺皺眉說:「來不及了!快走吧!」然後帶我去接見。天上下著小雨,我和宋麗麗打一個傘,我才明白以上她們的一切做法都是因為我快要與家屬接見了,而為我做保養。

路上,宋麗麗威脅我不許向家人講述我在這裏被迫害的情況,否則永遠取消我與親人接見的資格!咱們不是沒有警戒具,意思是說:如果我口說實情,就給我戴上警戒具。

我先生、姐姐和弟弟見到我的樣子,非常吃驚,簡直不敢相認,非常吃驚的問宋麗麗:「這人怎麼這樣了?」宋麗麗吱吱喔喔的無言以對。親人們又對我說:「這3個多月沒有你一點消息,你變老了20多歲,你怎麼成了這個樣子?」我告訴姐姐:「我這還是被她們保養了二十來天的樣子,假如是在二十來天前你更不敢認我。我每天只能吃到極少的食物,沒有菜。坐21個小時的硬板凳,幾乎不讓我睡覺。宋麗麗還強制我吃不明藥物,吃完就吐酸水,頭暈、眼前看甚麼都一陣陣發黑。」

宋麗麗立即打斷我:「咱們怎麼規定的?你這口說實情是怎麼回事?」我姐姐質問她:「她沒有病,你給她吃甚麼藥?」宋麗麗急忙打斷我姐姐:「藥都是我從醫院開來的,不是毒藥,是調節神經的,我問了醫生:這藥吃後就是起那樣的作用」。她的話證實了她對我是故意傷害!

我先生發現我胳膊上的傷,問我是誰打得,我回答是周萍,我先生聽成「周紅」,因我被迫害的語言不清楚,反應也遲鈍,加上宋麗麗的阻止。20分鐘的接見時間,宋麗麗阻止、搗亂就佔用了十幾分鐘。

宋麗麗又說:「我都上惡人榜了,全世界都出了名。」我立即明白了,海內外同修都在營救我,這是他們迫於國際上的壓力,才讓我與家人相見。

我問宋麗麗:「那都是你自己做的,你怨誰呢?跟我有關係嗎」她氣急敗壞地說:「有關係,誰知道你怎麼把消息弄出去的?」真是豈有此理:「我連最基本的人權都被你們限制!我怎麼泄漏的消息?」

這時曾經的管理科的科員蔡曉彬(他曾因與吸毒犯包夾楊菲在勞教所裏亂搞兩性關係被降職當了護衛隊員,我們就是由這樣的流氓敗類管理)立即阻止我說:「20分鐘接見時間到了,立即回去!」

我立即被小王隊長帶回,我先生是個老實巴交從不與人紅臉、也不大聲說話的。此時見我被迫害的骨瘦如柴,有滿腹的冤屈、痛苦,卻被阻攔無法說出的樣子,我第一次見他這樣憤怒,含著淚嚴厲的對宋說:「以後你再這樣對她就不行!」在我與親人接見後,宋麗麗惱羞成怒,加重了對我的虐待。

接見後我的家人寫信向勞教所以及相關部門投訴我在勞教所遭受虐待情況後,收到勞教所以上矇騙我家人的答覆信。

三.勞教所兩次矇騙海外記者的經過

2005年8月海外來人採訪,勞教所事先安排勞教人員造假矇騙海外記者。事後這個勞教人員為此立功受獎,減期3個月提前回家。事情如下:

從2005年8月18日開始,勞教所警報器連續響了三天,攻堅隊警察拿來去污粉和鋼絲團,讓我搞室內衛生,雖然室內僅有我一人住,只有一張床,搞衛生很簡單,但極度虛弱的我,挺著顫抖的身體,大汗淋漓的,哆哆嗦嗦很費力的擦淨了玻璃和地面。當時我還不知道勞教所是因為國際上有人要來勞教所採訪而造假。

8月21日早上,使我奇怪的是:勞教所很反常的給我抬來一張小桌,讓我坐在桌前看書,這時我才知道由於長期熬夜,不讓睡覺,我的眼睛被迫害的視物模糊,根本看不清書上的字。包夾馬強說:「看不清字就在桌前坐好!」中午時還給我端上來白米飯,豬肉燉粉條,西紅柿炒雞蛋。

從我來到勞教所就沒見過這樣的飯菜和飯量,這真是天翻地覆般的變化,憑在勞教所的經歷告訴我,可能會有甚麼人來參觀吧,因為只有在這種情況下,勞教所就會做出這種假相,這分明是勞教所為掩蓋迫害事實真相,迷惑、矇騙世人而為。不管甚麼人來吧,勞教所絕對不會讓來人與我們這些被他們視為「重點人」接觸的。我想只有趁機把自己被迫害事實真相說出來讓外界人知道,才是唯一獲救的希望。但是在勞教所講出真相是很危險的,這需要勇氣和膽量,要付出很大代價,輕則會被戴上警戒具,遭到更嚴重的迫害。重則甚至加速自己被滅口,這是勞教所一貫的做法。我想起包夾馬強對我所說的:「警察說把你折磨死了,算你自然死亡。」

我現在已被迫害的生不如死,既然我已知道她們又在造假騙人,我決定不惜一切代價,戳穿他們的謊言,為解救攻堅隊同我一樣受苦受難的姐妹們,我也豁出去了,即使死也要死個明白。

因包夾不讓我說話,我只好為自己尋找說話的理由,不客氣的大聲說:「我要反映宋麗麗的經濟問題。」這簡直是奇聞,包夾和警察非常吃驚我竟然這樣「膽大包天」。

楊副大隊長聞訊跑來威脅我:「你這樣說話,要負法律責任!宋麗麗說你敢誣陷她,就給你加刑!」我斬釘截鐵地說「宋麗麗沒有資格給誰加刑,她說了不算,那要經過法院確定,我一沒說她行賄受賄,二沒說她貪污,我所說的她有經濟問題,是指她私自用我的錢買來故意傷害我的工具。她用我購買:內褲,胸罩、涼鞋和其它日用品的49.8元錢,未經我允許,為我買了一個內褲和兩個大背心,在攝氏38度的高溫下,不但不讓我脫掉冬天穿的高領毛衣、毛褲、秋衣、秋褲,還強制我穿上這兩個大背心,用作迫害我的工具。關嚴門窗掛上厚厚的窗簾,不讓一絲風進來。包夾們熱的連胸罩都脫了,只穿著短袖上衣,在屋裏還呆不了幾分鐘,輪流到外面用自來水去沖涼,最後都中暑被送去了醫院、喝救急水,你們才不得不打開門窗。她這是故意對我人身進行傷害,我要到法院狀告她對我的迫害。

副大隊長楊某說:「我是學法律的,你所用名詞和這種說法不恰當。」我說:「我雖然不是學法律的,但我知道故意對我人身進行傷害是有罪的!」「楊副大隊長沒等我說完就走了。

我對著監控器繼續大聲講:「講甚麼衛生啊?這都是假相,大小便後都不讓洗手就吃飯,每頓只讓吃四分之一的饅頭和兩三口米飯,還沒有菜。兩個多月不讓洗漱,蟲子直往我頭髮裏爬,對我是體罰、虐待、毆打、轉化,強行給我灌不明藥物,我的生命都有危險得不到保障,我要求見所領導,要求給我調隊。在包夾的極力阻止和威脅下,我將勞教所迫害我的情況,很費力的說出了一些。

晚上呼啦啦進來十幾個包夾,將我從桌子前架著胳膊站起來。我想宋麗麗真要給我上警戒具了,也許要滅口。但她們只是把我架起來後,又讓我繼續像原來一樣坐在高凳上。

包夾們告訴我:當我坐在那裏大聲揭露勞教所對我的迫害時,勞教所領導和勞教局領導通過監控都聽到了。周萍也對我說:「你堅持不轉化等送你去了集訓隊,情況更糟,比攻堅隊還兇,被送進集訓隊的重點人,被關在2平米多的單間裏,包夾穿三層棉衣還冷得發抖,冬天凍著你。晚上熬死你,零點才讓你睡,輕則包夾坐你兩頭,讓你圈著腿睡,或壓在你身上,使你透不過氣來。重則坐著睡,包夾坐在你的兩邊,和你扯一個被子,你在中間坐著,穿的又薄,寒風在你褪下穿來穿去,凍得你全身發抖。一夜也睡不著。5點起床,夏天讓蚊子咬你,每天還要罰兩個小時軍姿,可受罪了。你抗不住想死都不能,四面牆壁都是用海綿軟包的,加上四個包夾看著你,想自殺都沒門兒。還告訴我:「全攻堅隊就剩你這條死魚了。」

我問她甚麼叫死魚?她說:「死魚就是轉化不了了,沉底了。」包夾任榮芬對我說:「等我也拿到減期獎勵,我就不對你這樣兇了。」又接著說:「這下兒你死不了了。」我問為甚麼?她神秘的「噓」了一聲,不告訴我。

在8月29日早8點多,宋麗麗把我送到集訓隊,我聽從攻堅隊跟我過來的四個包夾互相談論:攻堅隊在今晚上就解散了,改為普教隊。攻堅隊在世界都出了名的邪惡,國外再來人採訪,勞教所就可以會聲稱「我們從來就沒有過攻堅隊!」,那些迫害法輪功的事也就似乎不存在了。勞教所就是不擇手段的掩蓋罪行。

那天在集訓隊包夾張鳳香對我說:「8月21日那天,海外記者都已到了一隊我們樓下,你在二樓大聲控訴,我看你是跟宋三兒(宋麗麗綽號)磕了!不要命了!」我才知道那天是有國際記者來採訪。

後來又聽包夾楊志敏對其它包夾說:「那天是外國人來採訪,所以一隊咱們那個冒充她們(法輪功學員)被採訪,(造假)立了大功,獲得立功獎勵,減期3個月提前出所回家。這事如果攤上我多好!」

四.勞教所矇騙聯合國酷刑調查專員諾瓦克先生

2005年的11月,聯合國人權組織的酷刑調查專員諾瓦克先生到中國調查酷刑問題,他知道我正在遭受酷刑迫害,要求在勞教所見我,勞教所為掩蓋迫害事實,把我藏在所長辦公室內,所以諾瓦克先生沒有見到我。以下是勞教所策劃造假事實經過:

2005年10月中旬家人接見後不久的一天晚上,我聽到背後有人說:「讓她站起來,轉過身來。」包夾示意我站起來,我轉過身見到門口集訓隊副大隊長周月榮帶來一個男的,40歲左右,身穿公安內衣,他盯著我看了一會兒,問我叫甚麼名字?多大年齡?因問話突然,我沒有心理準備,錯把54年出生說成了54歲。我回答之後,那個公安說:「嗯!54歲不顯!」我莫名其妙地問:「甚麼叫不顯哪?」他沒回答就走了。以後所發生的事才使我明白,公安在為造假找人冒充我做準備。

惡警私自查看我的信後,周月榮把我叫去趁機對我家庭成員和我主要社會關係進行一番詢問,我的回答對不上信裏對我的稱呼,就不給我信看,還問我:「你到底多大年齡?」我回答說:「我實際年齡跟身份證上不一樣,招工時被弄錯了。」周又問:「外界如果有人問你年齡,你究竟怎麼回答?是說實際年齡還是按身份證上說?」我說:「那看甚麼人問,說哪個年齡都沒錯。」

自從那天開始,集訓隊發生了很多變化,為掩蓋集訓隊的罪行,首先更換了大隊長,由七大隊的大隊長王兆鳳替換了集訓隊大隊長李秀英。又更換了集訓隊很多原來的包夾,我原來的包夾只剩楊志敏。勞教所還登記我的外貌,甚麼雙眼皮、瓜子臉、有酒窩、花白頭髮、年齡、身高、血型、口音,還登記我的主要社會關係,家庭全部成員。我意識到其中一定有陰謀,就問管班警察李晶晶,這與我勞教有關係嗎?她被問得臉通紅。

關於家庭情況,我就堅持不登記。周月榮對我說:「最低你有丈夫有女兒必須登記清楚。」還登記電話。我問:「不允許我給家打電話,為甚麼還登記我家電話號碼?我不登記。」包夾說不知道,你問警察去!她們問了警察,回來騙我說:「以後都讓打電話了,登吧。」我受了欺騙。

事後勞教所從各隊和調遣處,抽調出外貌像我和與我年齡相近的人做我的包夾,學我說話,學我走路,學我一舉一動。監控器鏡頭由對向我的床,改為對向我對麵包夾尹桂香的床。為得到我的一切信息,由過去不許包夾和我閒談,改成沒事可以聊聊。閒談中包夾總是問我一些與我有關的情況,就連我都參加了幾個法輪功傳法學習班和都在甚麼地點都問,還問×××(轉化了的法輪功學員)你認識嗎,我告訴他們我誰都不認識。

得知我媽是旗人,還調來出身在旗人家庭的包夾套問我家情況。還利用包夾念小說裏的故事情節後,再套我說我父親家的情況。對我家情況了解得非常細緻,甚至連我有沒有沒見過面的親屬都問了。

由原來不讓我給家寫信,也改成主動讓我寫信想從中獲取信息。信裏的每一個人名,都追問是誰?甚麼親屬關係?家裏寄來的信也如此追問。問我家幾個子女,最大的是哥哥還是姐姐,每的人多大年齡屬甚麼的,最小的妹妹(早在唐山地震時去世)甚至我右腿上傷疤來歷,女兒出生的時辰,連死去的人,情況都問的都很詳細。

10月30~31日開始,勞教所的警報器又響起來了,勞教所警察們如臨大敵。那天我正巧在廁所裏聽到警報器響,包夾立即催我回到屋裏去,我在通道裏看到我們每個重點人的門口都站著警察。回到屋子裏包夾把我圍在中間而坐。連續三、四天,每天如此。當時我是被關在集訓隊的前院,集訓隊分為前後兩個院。前院是11個15平米大小的有窗戶的房間,1~6班是一排,我開始在一班,後來我又在七班。對面一排包括圖書室兼庫房、民管會活動室實際是七班、洗漱間、廁所,還有一個甚麼房間是八班。但是平時掛著窗簾,不許我們重點人往外看。

後院很隱秘,外界人沒有內部人引導根本找不到,是10個2~3平米大小的禁閉室,呈弧形的一排,鐵門無窗戶,只有窺視孔。冬天冷,夏天熱。我曾經四次被關進那裏,最後是從那裏解教的。

大概是11月1日那天凌晨4點,我突然肚子疼的很厲害,我跟包夾請求上廁所,包夾說有人在洗漱不能去!我憋不住就拉在我的洗腳盆裏,包夾和我吵起來。驚動了王兆鳳,包夾向她彙報時說:「凌晨4點,其他重點人剛開始洗漱,她就拉肚子。我們無法讓她去,她就拉在盆裏。」王兆鳳說:「象這種情況她可以拉盆裏!」我心裏很奇怪,有甚麼事情讓其他「重點人」這麼早洗漱?

然後我聽到外面汽車開過來的響聲,緊接著有三個人的聲音在高喊:「法輪大法好!」包夾掀開窗簾的一角往外看,被另外的包夾制止。原來包夾現在也不許隨便往外看。我又聽到三個「重點人」被電擊的聲音,很快能聽到窗外有人被推上汽車,又聽到車開走的聲音。我想她們三個被轉移到哪裏去受迫害了?從採買金額簽字表上的情況中,我猜想這三個人其中有懷柔區的王桂娥、朝陽區的張蓮英、還有一個毛桂芝。

白天能聽到裝卸鐵器的聲音,偶然聽包夾說集訓隊後院在突擊改善設施,安裝暖氣設備和裝修牆壁。集訓隊給包夾開會,禁止她們向重點人洩露勞教所的行蹤。所以想從她們那裏聽消息也很困難。

夜間0點以後我先聽到汽車開過來後開車門的聲音,又聽到三個人喊:「法輪大法好!」接著就發出被人捂上嘴的聲音和遭電棍電擊的劈啪聲,挨打聲,我問警察為甚麼打人?警察說:「誰打人了?你看見了?」「我聽見了!」「她們是精神病!」「精神病不負法律責任為甚麼還勞教?」警察沒話說了。連續3~4天都是這樣,早上把重點人轉移走,晚上再弄回來。

11月的一天,早上8點左右,下夜班的包夾剛睡下,集訓隊大隊長警察王兆鳳尖著嗓門兒大聲喊:「全體起床!集合!」然後她和警察張清急速的攙扶著把我弄上警車,4個包夾坐在我周圍,車上還有管理科和護衛隊的警察。

全所警察興師動眾幾乎全部出動,忙忙碌碌,把我轉移到天堂河醫院,而且不僅不用手銬銬我,一反常態,警察親自攙扶我,包夾們被命令包圍著我,我奇怪的問:「我這麼健康為甚麼還攙扶著我?」王兆鳳說:「嘿!你不知道你是多麼重要的人物嗎?」

我反問:「我一個老太婆有甚麼重要?」王兆鳳半真半假開玩笑說:「你都處級以上待遇了,這麼多人護駕!」我心裏明白一定是海外記者來了,勞教所做賊心虛,害怕露餡兒。

我被簇擁著登上三層樓那個早已打掃一空的住院部,警察張清和四個包夾把我藏進一間空病房,這時我聽到病房外雜亂的腳步聲,和三個使我很感親切又熟悉的聲音:「法輪大法好!」我透過門上的玻璃窗,看到那三個大法弟子被反銬著雙手藏到其他病房裏去。

包夾和警察張清閒聊了一會兒,管理科的警察和王兆鳳進屋來說:「快!把她帶出去!」包夾全部留在屋子裏,不知在做甚麼假。我又被攙扶著帶進一個診室,警察和那屋子裏的醫生連說帶笑的,一會兒讓我彎彎腰,又過一會兒讓我側側身,我明知勞教所在造假故意問:「這叫甚麼體檢?就我一人在這兒這樣磨磨蹭蹭這麼長時間?」王兆鳳不打自招地說:「你怎麼知道其他人不來體檢?一會兒都得體檢!」

為我象徵性體檢後,讓我坐在這個診室門口休息,兩個管理科和三個護衛隊的警察,加上王兆鳳、張清7個警察包圍著我。我心裏明白,看這陣勢,可能有記者來採訪正在找我們了。他們一會兒帶我到二樓坐一會兒,一會兒又帶我到三樓坐一會兒。我故意表示疑問的說:「這麼多警察圍著我絕對不是體檢!」他們都笑了。只好帶我去驗尿做做樣子,然後留下一個男的和兩個女護衛隊警察看著我,其他人坐到通道的另一頭,明鬆暗緊的看著我。

中午醫生都吃飯去了,我們仍然坐在那裏無事可做。我覺得時間竟然如此漫長,真盼望海外記者能在這裏看到我。

下午醫生上班後,她們把我又帶到一樓,讓我拍了X光片。然後又讓我坐在門外和兩個護衛隊閒聊很長時間,一直到陳麗副所長假惺惺地來找王兆鳳,她看著我,面對王兆鳳此地無銀三百兩的說給我聽:「唉呦!從早上我一直給你打電話,都打不通,路上還堵車了,我只好走過來找你。」真是假的令人作嘔。勞教所到天堂河醫院開車才走幾分鐘,陳麗說她步行十幾個小時的時間才過來鬼才相信!?再說這段路處在比較僻靜地區,兩邊又沒有居民居住,周圍也沒有那麼多車輛怎麼會堵車?他倆悄悄地嘀咕著甚麼,不一會兒,王兆鳳就轉過頭來告訴我:「你家有人要見你,你猜是甚麼人?咱們回所吧!」

下樓以後我見到醫院的院子裏還停著標有京G牌子的車,這種車是公安分局的車。我以為勞教所真的要讓我與海外記者相見,沒想到是上了當。緊接著他們就像強盜銷贓一樣,把我像她們盜竊來的贓物一樣塞進警車裏藏起來,然後很快帶我到所長辦公室,我見到勞教所大門口停著很多高級轎車,有一輛紅旗和多輛奔馳車。我站在所長辦公室門口,想多停留一會兒,希望來採訪的記者能看到我,但這是根本不可能的。

我被王兆鳳拽進所長辦公室,室內空空的並沒有人,我假說去廁所,見會議廳裏也沒有人。過了一會兒我只見到陳麗副所長一人進來,沒話找話的假惺惺地向我說著討好我的話,我知道她這是黃鼠狼給雞拜年沒安好心。我向她揭露二大隊警察宋麗麗對我的迫害,但是陳麗找各種理由為宋麗麗掩蓋罪行,稱宋麗麗是孩子,說:「這些孩子是不會做出這樣的事來的。她是內蒙人,大學畢業素質很高。」我說:「素質高還這樣沒人性,是不是在內蒙與畜牲接觸的多了,所以連畜類都不如啊?我現在身上傷疤還沒好!」她見我為她的掩蓋表示這樣說時,就不作聲了。室內王兆鳳我們三人談話的氣氛逐漸緊張起來。

這時另一個副所長進來問我家住在哪裏?還問我先生的情況。她們三番五次地詢問我家人情況,使我警覺她們是否要找人冒充我或要造甚麼假,也許對我的社會關係感興趣,所以我含糊其辭的回答她們問話。事後她們說我是撒謊世家,證實她們造假、撒謊或有甚麼不可告人的目地遭到失敗了。

那個副所長又對我說朱所長把你從攻堅隊調到集訓隊,對你多好!攻堅隊的事你不要再提了。我想她們想堵住我的嘴,沒門兒!陳麗趁機出去了。王兆鳳給我買來包子。又過了很長很長時間陳麗進來說:「要見你的人遇到路障回去了。」

她們仍然害怕有人看見我,真是做賊心虛,從大門口到集訓隊幾十米的路,仍然把我又藏到警車裏送回了集訓隊。這時已快到吃晚飯的時候了,平時我們5:30分吃晚飯。

我發現集訓隊門口的牌子被摘了下來,一群警察正在門口從新往牆上釘集訓隊的牌子。屋子裏空空的,我們的床都拆了,我們的被褥都被用車拉走了。我的床頭卡也被勞教所弄到醫院去了,拿回來時上面還粘著雙面膠。集訓隊裏的其他包夾及法輪功學員都被轉移走了。我問包夾其他重點人的吸毒犯李玉君:「你們去了哪裏?」她說是去了八隊未成年隊,中午她們都在八隊吃的飯。

當時唯一和我年齡差不多的包夾楊萍,長得有點兒像我,又是花白頭髮的,只因個子太矮,1.48米,被勞教所提前安排到醫院去住院,她從醫院回來告訴我,在醫院5~6天根本就沒給她治甚麼病。勞教所把我弄去醫院時,她聽到有人喊:「法輪大法好!」就知道是我們來了。後來醫院的兩個男醫生拿著注射器圍著她,另外有兩個醫生,一個按她腳,一個按她胳膊,嚇得她搖著頭掙扎著大聲喊叫。醫生讓她閉上眼,結果醫生甚麼都沒做,就說:「好了!」她都覺得莫名其妙。

一直到07年8月31日我解教回家,才聽家人和海外同修說那天是聯合國酷刑調查專員諾瓦克先生要在勞教所見我,勞教所為掩蓋迫害我的事實真相,弄虛作假、玩弄花招,想千方百計擋著不讓了解情況,不知在這一天裏她們都做了怎樣的手腳,怎樣搪塞的諾瓦克先生。

自從這天結束以後,勞教所並沒有因此而平靜,造假現象更有過之而無不及。集訓隊一切情況都令人費解,做甚麼也都很異常,對我來說一切都變得很複雜,首先「重點人」單獨被關押,與世隔絕,甚麼事都看不見,僅僅靠聽--來判斷。聽到的也不是完全真實的,因勞教所警察歷來都是撒謊,為了他們的需要還教包夾如何撒謊,不說實話。

我不知道海外具體來的甚麼人,具體甚麼時間來的,甚麼時間走的,一切都靠根據情況猜測、判斷。我想:無論事情怎麼複雜都不要去管,我只想把勞教所是怎樣造假的現象,如實的揭露出來,徹底揭開黑內幕清除邪惡,拯救所有被關押的同修。

每週一次的洗澡,警察鬼鬼祟祟的恐怕被甚麼人發現我們,用包夾的話形容:變得就像打仗一樣!我來到集訓隊後她們總是讓我這個重點人和我的包夾們單獨去浴池洗,集訓隊儘量不讓其他的勞教人員知道有我的存在。可現在和大家一起去一起回,警察先讓我們排好隊等著,她們電話聯繫,指揮者讓回就回,在洗澡回來的路上,把我溶進在集訓隊的群體中藏著,路上她們東張西望,遇有情況就讓我們跑步前進,或進到屋裏按兵不動。如果沒發現任何情況,全隊包夾就會說:「這人真夠二兒(傻)的。意思就是我們都回來了也沒被發現我們。」

勞教所總是儘量讓我躲躲藏藏,還不想讓我覺察出來,表面上都能看的出來勞教所恐怕我能接觸到甚麼人,在設法讓我躲避甚麼人,非常害怕我揭露她們對我的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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