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地震台網中心首席預報員孫士鋐在接受《21世紀經濟報導》記者專訪時介紹，“四川省地震局在今年早幾個月，曾做出了一個分析，表示四川在未來幾個月內可能將有大震。這一材料，上報給了四川省政府。但這個並不是地震預報。”孫士鋐強調，“這個材料只是背景性的材料分析，給四川省政府當局做決策參考之用。”

新華網5月20日報導了甘肅省省委書記陸浩在“全省抗震救災工作會議”上的講話，陸浩說，“在四川汶川8.0級地震的震前、震後做了大量的工作，在震前就對這次地震的趨勢做過預測，並向省委、省政府做過報告，震後迅速地提出了準確的震情判斷意見，……”。（後來甘肅省地震局就此發出一篇“更正”，說“震前預測”是由於編輯“技術失誤”，導致該報導“內容有誤”，事實如何，許多人說是“此地無銀三百兩”。）

按照孫士鋐所說的，即使在幾個月之前，四川省地震局的分析也足以說明四川的震情有多麼嚴峻，更別提圍繞汶川地震來自民間和學術界的大量預測和爭議。查詢學術期刊網，有關龍門山斷裂帶的研究論文多達數百篇。翻閱國內2000-2007年有關汶川地震預報方面的文獻報導，也能檢索出數十篇文章對汶川地震提出過預警。

《新加坡聯合早報》記者在5月13日國務院新聞發布會上提問，說他們“接到四川地震局職工七人的投訴表示，親人在幾天前就察覺到地震的跡象，但局裏說為了保證奧運前的安定局面，禁止透露這個信息。”如果結合四川地震局早有分析預測並上報省政府的消息，記者的提問絕非空襲來風。

國家地震局監測預報司副司長車時在2004年的一篇文章中說，“每次地震之前（地震局）沒有不折騰的，但每次折騰過後不一定有地震，這是當前我國地震預報水平的生動寫照。”對於有沒有地震，是活躍期還是平靜期，有沒有前兆，選擇甚麼樣的參數作為前兆，如何判斷前兆是不是明顯，甚麼時候會發生地震，地震學、地形變、地磁、地電、重力、地應力、地下水、動物異常等各個方面的分析，等等都是“折騰”的對像，按地震專家的話說，經常是“口沫橫飛”，意見不一。

這種“折騰”是正常的，這是地震預報本身具有的難度和地震工作者的嚴謹態度所決定的。

不正常的是，在中共統治下，這種“折騰”中不可避免的會摻進政治因素，這種政治因素會對地震發生的估計提出“更高的要求”，從而延誤預報時機。

唐山地震的漏報就是一例子。很多人都認為唐山地震是在完全沒有預警的情況下突然發生的。其實不然，在唐山地震二十幾年之後，真相慢慢公開出來了。原來唐山地震也是早已有前兆，而且有不少專家提出了短臨預報。國家地震局局長陳建民在2006年接受記者採訪時坦承，“唐山地震實際上還是有前兆的，派出了很多隊伍到現場了解情況，收集資料，但是沒想到地震來得這麼大，來得這麼快。”

客觀的講，唐山地震的漏報有兩個因素，一個是主管當局對於地震形勢的判斷，認為地震的重點在川北，忽視京津唐的地震，另一方面，就是政治因素。在當年4月5日天安門爆發了“四五運動”，被定性為“天安門反革命事件”，批判鄧小平的“反擊右傾翻案風”正在如火如荼的開展，加上毛的身體也不行了，處於彌留之際。在那個時候，沒有百分之百的把握，誰敢提出北京地區有地震？如果地震不來，誰能擔當破壞“反擊右傾翻案風”這個冤大頭呢？所以，雖然當時有很多地震專家和地方地震辦的工作人員都從不同層面一直推斷在7月底8月初唐山一帶有地震，但是，決策部門仍不放心，顯然有政治壓力，不敢及時行動，只好繼續派專家去唐山進一步調查，結果有6位專家在唐山遇難。被聯合國譽為“青龍縣奇蹟”的反而就是在聽取了專家的預報意見（非正式的，代表個人意見）而及時採取行動，結果整個縣倖免於難，被聯合國當作人類減災的經典例子。當時青龍縣損壞房屋18萬間，其中倒塌7300多間，而全縣47萬人只有一人死亡。作家張慶洲寫的《唐山警示錄》一書中有詳細的記載。

在網上一些分析討論的基礎上，我們可以把這種漏報現象用下面簡單化了的決策收益分析作一說明：

E=P*V1+（1-P）*（-V2）
E：預報期望值
P：預報地震發生概率
V1：人民生命財產折合的價值
V2：當前黨最重要的政治任務折合的面子價值

在預報期望值持平的情況下（E=0），可以求得：

P=V2/（V1+V2）

很明顯，當V2（黨的政治任務）的值遠大於V1（人民生命財產）的值時（V2〉〉V1），P（達到預報要求的地震概率）的值就接近100%。

也就是說，越把人民生命財產（V1）看得更重時，對達到預報要求的地震概率要求也就越低；當把政治任務看得更重要時，對達到預報要求的地震概率要求也就越高。這就造成了因政治壓力而不敢預報地震，導致漏報。

歷史可謂驚人的相似。2008年是奧運年，奧運會和奧運火炬傳遞是中共政治中的政治。“你有多大的把握？你能不能擔當起虛報而影響奧運的政治責任？”──沒有百分之百的把握，誰又能擔當得起呢？於是，專家們不得不更小心的、更詳細的、更深入的尋找前兆，分析前兆──這會造成甚麼後果呢？那就是讓人民的生命財產蒙受巨大損失。

地震預報本身有難度，不是說沒有了中共的政治任務，預報就變得容易了。本文的目的是要指出中國地震預報中因為政治因素可能人為造成災難後果。

遺憾的是，中共從唐山、汶川地震這些歷史悲劇中學到的也許不是教訓，而是經驗，因為它發現漏報對黨的風險最小。中共當局掌控著一切救援資源，災難發生後中共發動的“全民救災”運動總是能取得抗震救災的“全面勝利”，並為黨取得最大的政治效果。那麼，這也就為下一次災難的來臨埋下了人禍的種子。

這就是中共的“人命觀”。

所以，我們看到在四川和甘肅地震局發出震前分析和預測之後，中共沒有給老百姓打個招呼，沒有主動去加固豆腐渣的學校危房，沒有在社會上普及地震知識。事實上，這些政府行為處理得當的話並不會造成民眾多大的恐慌，畢竟中國正處於第五地震活躍期，不能讓人民沉湎於地震麻痺之中。可是，中共是怎麼做的呢？一方面繼續它的形勢一片大好的炒作，炒作奧運，炒作火炬，形勢不是一般的好，而是共享盛世激情般的無比的好；另一方面，還幹了一件很詭秘的事，據中國地震局繼續教育網發布的消息稱，中國地震局監測預報司於4月23日──26日在杭州組織舉辦了震情信息保密知識培訓班。報導說，“震情保密事關政治社會影響，責任重大，鑑於當前複雜嚴峻的震情形勢，為切實做好震情信息保密工作，……”，請注意報導中提到的“當前複雜嚴峻的震情形勢”，這裏明確指出了震情的嚴峻，中國地震局不但不去做好預防地震的涉及百姓生命的正事，反而要嚴守秘密，生怕地震消息洩露出去壞了中共的政治大事。

美國《華爾街日報》2008年05月20日發表的《地層電流地震預報理論引起關注》的文章說，五月初，美國航空航天局（NASA）的科學家從地球紅外監測圖象上發現，中國西南部地區有異常跡象。一位名叫迪米塔•奧佐諾夫（Dimitar Ouzounov）的科學家在給同事的一封郵件中指出：中國四川會有狀況發生。

中國四川真的發生了狀況。中共的“人命觀”是政治第一，無神論的中共是從心裏並不珍視生命的，“殺二十萬，換二十年穩定”是中共的口頭禪，是不拿老百姓的命當回事的。地震之後，中共揪住“短臨預報”的難度大做文章，其實，真正關心人民生命的政府是不光在臨門一腳上碰運氣的，而是在平時就立足於有震，踏踏實實的做好防範工作。

在地震預報中，如果能剔出中共的政治因素，中國老百姓的安全係數還是可以增加的。如何剔出中共的政治因素？只有一個辦法，大家都來退出中共的黨團隊，解體中共。沒有中共的中國，不能說沒有了天災，但是，能最大限度的減少人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