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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論中國傳統文化的本質
文/李天騏
【明慧網二零零八年五月三日】

一、道德一體

“德”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它和“道”字組成一個整體,成為中國傳統文化的本質。中國五千年輝煌的傳統文化只是追求一個德字,講究一個德字,不論是儒家、道家,還是佛家,它們各自的文化都是建立在德字上。古代“得”與“德”相通,“得者,德也。”得甚麼?得的就是對宇宙真理——道的同化,凡是符合道的“得”都是“德”,不然就是無德。古人云:“道之在我之謂德。”古人把德與道直接相通,德是內在於人的道。德從道中來,德是道的體現,是道在不同層次的標準和要求,同化宇宙真理就是一個“得”者,就是一個大德之士,一個得道者。自古以來,道德一體,修道就是修德,修德就是修道,道德是一而不一,二而不二,不可分連。老子在《道德經》裏也已經把這個道理講清楚,老子說:“孔德之容,惟道是從。”意思是最大的“德”,就是“道”的體現和作用。

中華文化一開始就把道與德緊緊結合在一起:《易經》說:“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成之者性”,“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天行健,君子從自強不息”,“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禮記》中稱:“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這些中國文化的經典名句,每句都是道德一體的體現。可以說,中華文化是道德文化。

中國傳統文化充滿著道德一體的精神,不管是本土的道家和儒家,還是外來的本土化的佛教,都是體現於這一精神。中華文化要求治國、治家、治身都要根據道的準則,“修之於身,其德乃真;修之於家,其德乃余;修之於鄉,其德乃長;修之於邦,其德乃豐;修之於天下,其德乃普。”(《道德經》54章)這樣使社會“道普德溢”,天下仁愛太平。這是儒、釋、道三家的理想,這也是中國傳統文化千百年來要達到的社會境界。

(一)

中國古代的聖人們,從三皇五帝到堯、舜、禹、湯、文、武、周公,都是體悟和遵循大道而行的人,歷來被奉為有德的人,他們開創的社會都是不同歷史時期中最美好社會。而今,歷史已經遠去,遠古的傳說和文獻早已湮滅難覓,現在的人已經很難體察和理解那些時代的美好,和那些時代人們所追求的高尚的道德理念和人生價值。如今,人們只能從周公和他所開創的周朝社會中看到一些端倪。

在古代的聖人中,周公是一個偉大的政治家、思想家,也是一個偉大的道德家。他提出的“以德配天”、“敬德保民”、“明德慎罰”的思想,成為周朝最重要的治國綱領。周公說:“不可不敬德”,一定要“自敬德”,並且必須“疾(急)敬德”,只有發揮“德之用”,才能永保天命。(《召誥》、《無逸》)周公深切地認識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天不講親情,只有發揚仁德的,才會得到天的庇佑),道德是立身立國的根本。因而,周朝把道德的完善看成是治國的第一要義。周人推崇先王的德行,他們編寫的《詩經》中津津樂道地頌揚從後稷、公劉、古公、到文王、武王這些先祖們如何有高尚品德,如何進德修業,以德興國的事蹟。他們把文王的仁政視為榜樣:“文王在上,於昭於天”。(文王的神靈在天,啊,神靈顯赫在天上。《詩經﹒文王》)周朝這些聖君賢臣的德行,也歷來被後世的炎黃子孫堪稱為人生的楷模。周公的以德立國的思想,是周朝的主流思想。在周朝社會中,人們所追求的道德功業和道德人格成為這個社會的人生理想,被各個階級的大多數所認可,甚至成為下層社會成員共同追求的目標,人人追求道德,堅守道德,發揚道德,甚至把道德高於自己的生命,“殺身成仁”成為道德準則,整個社會處在道德的氛圍和環境之中。在西周的一些早期文獻中,已經初步提出了“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德治思想。周人對德的自覺和對德的認同,為中華傳統文化的發展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周公在歷史上另一個偉大功績就是“制禮作樂”。周公在“損益”殷禮的基礎上使傳統的禮制、禮儀,嚴密化、系統化,從而在整體上達到一個新的水平,創設了適合當時社會的優秀文化制度,其具體內容包括一系列社會、政治等制度,還有一系列相應的道德倫理規範和文化教育的方式,形成一整套完備的典章制度,稱之為“周禮”,或“周公之典”。周朝的禮樂文明,一直被視為後世社會的典範,被認為是上古社會的鼎盛時代,孔子讚嘆曰:“周監於二代,鬱鬱於文哉!吾從周。”(周朝借鑑夏商二代的禮儀制度,多麼豐富多彩啊!我贊成周朝的禮儀制度。《論語﹒八佾》)

禮是道德的表現形式,周公通過禮儀規範人在社會中的行為,使人保持德行,與天道合一。因此,王維國認為周朝制度的變化“其旨則在納上下於道德,而合天子諸侯卿大夫庶民以成一道德之團體。周公製作之本意,實在於此。”

梁漱溟更以“周孔教化”為“以道德代替宗教”的文化,以歷史上的中國社會為倫理本位的社會的思想,與王國維的看法相一致。近代王、梁兩位著名學者的觀點指明了周禮和周朝文化的實質。周公主張“明德慎罰”,提倡“德治”,“制禮作樂”,實行“禮治”。這正是孔子夢寐以求的“道(引導)之以德,齊(規範)之以禮”的治國理念(《論語﹒為政》)。

周朝社會所以能綿延八百年,正是貫徹周公的治國理念。在這樣的社會中所產生的豐厚的道德土壤裏,必然會造就出一大批社會道德精英和一大批社會的中堅,他們中的大部份人有深厚的知識和極高的道德素養,有判別是非的能力,有從事政治的才幹和實踐道德理想的勇氣。在日常生活中,他們溫文爾雅,是社會道德的表率。在社會和國家危難之際,他們力挽狂瀾,正禮樂,定制度,銳意改革,在周王室,在各諸侯國中,顯現他們的特殊才能。例如周厲王、周宣王時的邵穆公、仲山父,周平王時的鄭武公,周定王時的單襄公,在各諸侯國中有孔子、管仲、鮑叔牙、寧戚、曹劌、藏文仲、叔孫穆子、狐偃、趙衰、趙宣子、韓獻子、範文子、魏絳、祁奚、叔向、趙襄子、申叔時、伍舉、文種、范蠡--他們都是那個時代所造就的大德之士,在那個時代創造過非凡的功業,留名後世。在他們的周圍,還有一大批同樣具有道德情操的懿行之士的群體,同他們一樣追求人生的價值,同樣泛射著君子人格的光輝。正是這一大批社會精英和社會中堅,奠定了後來中華文化人格的始基,他們的高尚的道德人格在歷史的過程中越來越突顯出來,他們的道德精神永世長存。周朝道德盛世令人追懷。

周公作為那一時代的精英群體的傑出代表,他的人格魅力和品德更是舉世仰望。孔子說,像“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博施於民而能濟眾”這樣的境界,連堯、舜都恐怕達不到,但是,周公做到了。周公以自身的品格、道德、理念、才能和成就,為中華民族提供了理想的人格典範,這是他對中華文化的巨大貢獻。

周公和他的那個時代充份演示了道德一體的文化精神,是孔子以前儒道的輝煌展現,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主幹,儒家正是在繼承這一文化精神的基礎上發展的。這一文化精神就是中華民族的價值理念,體現中華民族和文化的終極追求和理想的境界,它是一個民族行為方式和思維方式的出發點和歸宿,它深遠地影響著中華民族心理結構和文化結構,奠定中華文化的基礎,它為中華文化的發展規定了方向。這個方向就是道德文化,它的特徵就是對道和德的追求。

(二)

《易經》被視“群經之首”,被認為是中國文化的源頭。但是《易經》與道德緊緊相依,道德一體的文化精神是易之本。《周易*說卦傳》認為:“聖人之作《易》也,--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窮理盡性至於命(天命)。”

這是說,聖人作《周易》,是為應和順從道德,制定禮儀準則,深入研究事物的道理和性質,直至認識天命。同時,《周易﹒繫辭下》指出,伏羲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

這是說,伏羲作八卦,用以傳達神明的德性,用以歸類反映萬物的情狀。以上兩句指明了,作《周易》、八卦的目的,是為了揭示道和德。聖人在製作卦爻像數符號的過程中,隱藏著宇宙的秘密,“立像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偽(內心想法),繫辭焉以盡其言。”(《周易﹒繫辭上》)這裏的“盡意”、“盡情偽”和“盡其言”,都是為了揭示宇宙的秘密。這秘密就是通過卦爻變化規則反映的“天命”和“通神明之德”。《易經》的宗旨是:“夫《易》,聖人所以崇德而廣業也”。(《易經》是聖人用來推崇道德,擴大事業的。)可見,古代聖人們的目的,是通過《易》規範人所必須遵循天道的道德行為,提高人的道德境界,達到安身立命。

因此,《周易》實質上是演德的,沒有德的人是無法演易,古代對卜筮的人要求很高,必須是德高望重的人,而且卜卦前要焚香淨心,契合神靈,不仁不義的人不能為巫師。《易經》告訴人如何分辨不同的境況,要求如何在不同的境況下修德合道,去面對所遭受的境遇,從而從困境和逆境中走出來,或者從順境中繼往開來。《易經﹒繫辭下傳》指出:“履,德之基也;謙,德之柄也;復,德之本也;恆,德之固也;損,德之修也;益,德之裕;困,德之辨也;井,德之地也;巽,德之制也。”履、謙、復、恆、損、益、困、井、巽等都是卦名,它們與人的道德直接相對,處各種不同的境地狀態,需要人以德相應對之,只有用德行對之,才能合易、合道,才能正確應對各種境遇,化解各種矛盾。天道和人事是一致的,《易經》深刻地體現出中華文化道德一體的內涵。

由於天象的變化和人類道德的墮落,《周易》對現代人來說必然是越來越不靈了,沒有道德的人是根本無法理解《易經》,更談不上對天道的認識,他們從《周易》中所獲得至多是些皮毛或雕蟲小技。只有大德才有大智,這個智是智慧,是對宇宙真理的認識和把握,是真正的大智大慧。沒有大德,永遠達不到大智,這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本質所決定。

《易經﹒繫辭上傳》說“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成之者性也。”這是說,繼承一陰一陽的天道,就是善良,使天道具體化的是天賦的人性。可見,中國文化的人文本質和道德本性早就同時植置於《易經》之中,《易經》的展現就是中國文化人文本質和道德本性的展示。

二、道心不二

中國傳統文化與西方文化的根本區別,就是突出人內在的精神超越。它要求通過內在的精神超越達到道所要求的境界。這樣就必須強調人要在生命中進行向內的精神磨練,完善道德心性修養。道德心性修養,是精神超越能否成為人達到理想境界的起點和關鍵。理想的人格、智慧的飛躍、道德的昇華,都是在內在的精神超越中實現的。這是返本歸真之路,對儒家來說,是成為實現對社會關懷和道德義務的君子、賢人、聖人之路。對道家來說,是成為內心安寧平和,超越自我的神人、至人、真人之路。對佛家來說,是成為對人生、宇宙有深切覺醒的覺悟者:羅漢、菩薩、佛之路。

儘管三家說教不一,表現形式不同,但是他們共同存在和相互契合的前提和基礎是一致的,那就是道德心性修養,“修身養性、明心見性”是它們的共同點。因此,明朝著名佛學學者真可認為,儒、佛、道三家所不同的是名稱,相同的是“心”,是“本心”,“不昧本心”是三家共同宗旨,“直指人心”是它們心性修養的共同途徑。這樣,真可揭示了中華道德文化三家融合的根本所在:修心。

在明朝儒家大思想家王陽明看來,這個“心”是道德的心,他把它稱之為“良知”。王陽明認為“良知”這個道德心是宇宙萬物之本體,宇宙的一切都是它演化而來。孔子曰:“踐仁以知天” ,這是說,由踐仁可上達天道。孟子提出“盡心知性知天”,是說能盡心便可知性善,能盡心知性善便可知天。《禮記》聲稱“誠者,天之道也”,是說誠信就是天道。在這裏,儒家認為“仁”、“善”、“誠”,這些倫理道德與天相通,與天道是一致的,作為宇宙本體的天可以用倫理道德來表達。可見,道德本體論的思想早已在儒道早期時代萌發。王陽明的心學思想是儒家思想的延續,王陽明是在承接宋朝理學所融合佛道兩家文化的基礎上,繼續沿著這條路進一步繼往開來,揭示天、地、人皆同德,皆合德,宇宙是道德的宇宙,揭示道德心是創化一切的本體,把中華的道德文化推向最高,高揚了道德本體的文化。

在王陽明看來,要了解宇宙的奧秘,達到對事物真相的認識,只須返視探求自己的心性良知即可。人體本身就是一個小宇宙,人先天的善良本性與宇宙的本性是相通相合的,與宇宙的真理是一致的。探視這顆道德心就是探視宇宙;認識自己的本性就是認識宇宙;內視揭示自己的心,天理、宇宙、天地、萬事萬物盡在其中;一旦先天的純然之心得到恢復,那就是“天人合一”的境界。因此,王陽明說,“心外無物,心外無事,心外無理”。因此,真理存在於人的先天真性裏;天道存於人心之中;道在心中求,道在心中找;修道就是修心,修心就是修道。

總而言之:道就是德,德就是道,道德一體;道就是心,心就是道,道心不二。這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本質和根本內涵,這也正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博大精深和迷人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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