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來說，人都重情，容易被感情左右，因此在人與人之間交流時，心理上和感情上的認同感就很重要。

記的師父在法會上講法時，為了我們更容易理解和接受，常常用“我們”“我們大法弟子”（正式發表的講法中用的是“大家”、“大法弟子”等等），借常人話說就是聽起來很親切，一家人的感覺。修煉中我們都能認識到，看似普通的稱呼裏，充滿了師父對弟子的一片苦心、體諒與慈悲——我們畢竟還在修煉的過程當中，還有情在，特別是當被指出問題和糾正思路時，難免有人情的反應。師父的慈悲與體諒，抑制和化解了我們人情的阻擋，使我們能更順暢的接受師父的糾正與指導。

那麼我們在為人講真相時，其實也面臨認同感的問題。如果善用認同感，很多人感情上最後那點抵觸就會失去作用，從而真正得救，我們也達到了更高效救人的目地。

談到這個話題時，有位同修舉了自己講真相的例子。他跟一位也是從中國大陸來的同學講真相，同學有節制的反駁，也就是在接受的同時不由自主的在抵觸。經過幾個回合後，同修發現，自己在談論問題時一直在說“中國”如何如何，自己覺的很客觀，而同學在反駁中卻一直在說“咱們國家”如何如何。同修意識到其中的感情取捨問題，改變了用詞，再繼續談，效果就不一樣了。這是善用“咱們中國人”、“咱們國家”、“咱們留學生”這個共同點，所達到的正面效果。

我們很多人也都有過同類經歷。九九年“七二零”，當邪惡拼命造謠，企圖把大法弟子從千家萬戶中人為的割裂出來、抹黑成社會的可怕異類時，很多常人受到了影響，很多大法弟子的家庭都被邪惡謊言起到了離間作用。有同修的家人也在其中，開口閉口“你們”、“你們法輪功”如何，話語中，好像因為大魔頭決定迫害法輪功，這位學法輪功的同修一夜之間就從親愛的家人變成了“危險份子”、“階級敵人”。在當時邪惡壓頂的情況下，同修沒想出更好的措辭，只是指出：為甚麼開口閉口老是“你們”、“你們”的？我不還是我嗎？誰跟誰是一家呢？我只是修煉大法後身體更好了，心性提高了，你們以前也覺的欣慰，怎麼現在突然把我當外人、當敵人了？共產黨說法輪功六親不認，到底是誰六親不認呢？家人頓時語塞，想起了彼此的共同點，善念出來了，不再不容這位同修開口了。這是“一家人”的感情所起的正面作用。

本來每個大法弟子都是社會一員、家庭一員，在常人層面，我們跟周圍人的關係本來就是“咱們家”、“咱們學校”、“咱們單位”、“咱們知識份子”、“咱們老百姓”、“咱們中國人”、“咱們村”、“咱們國家”、“咱們老年人”的關係。相反，現在的中國人，有幾個還從心底裏認為自己和共產黨是“咱們共產黨”的關係呢？因此，講真相中，其實我們是佔有感情和親疏上的優勢的。如果我們在正面講真相的文章和各類材料中，更體諒一詞一語一稱呼對常人讀者的感情所起的微妙作用，那麼很多人就會更容易對我們提供的事實和評述產生共鳴與認同。同樣的“四二五”上訪，如果是“你們法輪功”幹的，對“我們中國”如何如何，常人的理性就會被抑制，魔性就會佔上風，從而耽誤他得救；如果是“咱們老百姓”、“咱們中國人”需要個有人聽自己說話和申訴的地方，和平申訴對咱們大家的精神健康和社會安定都有好處，聽者的理解和善念的感觸往往會油然而生。

相反，如果無意中讓人感到我們態度居高臨下，說話撇清關係：我們大法弟子，你們民眾、你們世人、你們常人、你們大陸人，你們不懂、我比你懂的多，……，這等於自己把自己隔絕出來了，有切斷交流雙方（比如作者和讀者、製片和觀眾、說者和聽者）的感情和共同維繫的作用，由此而產生的感情隔閡，常常對救人效果起到明顯的阻隔作用。

當然，從根本上說，並非只是表面稱呼上的問題，我們不是為了發表自己的觀點而講，也不是以證實自我為目地；實質上是對世人有多大慈悲心的問題，以及讓自己有足夠的容量，記住自己是為世人能理解和接受、能得救而講真相。

一點個人認識。拋磚引玉，希望更好的救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