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師尊的呵護，歸正自己

惡人把我丈夫及他的二個妹妹，還有其他四位同修非法抓走後，在那幾天，我的心情難以形容，是痛苦？是怨恨？還是傷心與害怕？我也分不清。回想當天晚上的情景，哭不敢放聲。

傷心落淚當中，突然覺得這樣能解決問題嗎？我是師尊的弟子呀！這時只想起師父的一句法來：“大覺不畏苦　意志金剛鑄”（《洪吟二》〈正念正行〉），我想這條路已經這樣擺在我的面前，我何不放下一切的走好呢？我悟的是修煉到最後了，該去掉的趕快去掉，該歸正的趕快歸正。我本來閉著修的，可是為了鼓勵我，師父讓我看見：“很寬，很長，很藍的河水，竟沒有一點波紋，非常的平靜。”我悟到是師父在點化我，邪惡甚麼也不是了，連一個漣漪也打不起來了。這使我感到師父時刻就在我身邊，使我在救度眾生的這條路上更加充滿信心。

因為丈夫不在家，我的生活一切都從頭開始，調整好自己的心態，修好自己。我明白了：要在救度眾生中修好自己，不是怎樣應付魔難。有的同修還提醒，不要有依賴心理，那我就對照自己，發現自己就是有依賴心，而且還不輕呢。我決心要修掉它。

雖然我家三人被綁架，也是整體的事，既然邪惡的所謂考驗發生了，我就要利用好這個機會，處處事事用法去對照，嚴格要求自己。師父說：“當然修煉過程中，因為你要提升，肯定對你來講，對修煉人來講是有考驗的，做不好會不斷的有麻煩出現，做的好也會不斷的有修煉中的考驗出現。你們一概把它視為干擾，想為解決這個麻煩而解決這個麻煩，你就解決不了，因為那是為你提高而出現的。你要正念去對待它：通過這個麻煩，我怎麼樣能夠把與這件干擾有關的一切正確對待，本著救度眾生的目地平衡好，我怎麼樣能夠對眾生負責，把這些事情的出現視為正好是講真相的契機，正是講真相的好機會。”（《二零零六年加拿大法會講法》）

我悟到：事情到這麼“嚴重”不是偶然的，也許就是該我們這兒的同修們大幅度的提高的。而找自己，去掉依賴心，不等於不管整體的提高，那整體提高，救度世人的事也能做好了，這是師父所要的，所以，往後整體的提高，一直在我心裏牽掛著。

二、站正基點，擺好心態，純淨自己

開始要利用這個事走出去講真相救度世人了，我們提前學法一週。學之前，都要喊上被非法關押過的同修，跟我們一起學法，發正念一小時，學一講《轉法輪》。我們幾個同修一致感覺效果很好。這時大部份同修都在做營救工作，有貼標語的；有揭露邪惡、曝光惡人的；有送傳單的；有好幾個直接參與我們的面對面講真相的。

我和幾個同修在法上交流，切磋了如何站正基點，擺好心態，改變觀念，充實正念，去掉怕心等等。覺得自己很明白了，是去救度世人，而不是為了營救而營救。可是真正面對面的時候，我的心態不是說擺正就擺正的，那是經過了真正的實修才歸正的，那麼這個過程中，就修去了不好的東西，才達到的好狀態。公檢法的官員也勸退了幾個，覺得我也會講了。

三、藉這個事向市兩院官員講真相

但畢竟還是少數同修在做，其實就是整體的心性不到位，所以，案子被轉到了市裏。這事推到市裏不是偶然的，我和同修與協調人進行了交流切磋，我認為事情發展到這種地步是我們沒有真正的站出來，走出去，尤其我倆。因此我建議去市裏講真相，這個事既然到了那兒，那麼我們就走到那兒，可能那兒的眾生需要我們去救，要是沒有這個事我們還沒有藉口呢。

我這正念起了帶動的作用，其實我到這時，夫妻情淡之又淡了，也感覺到輕鬆了，再加上我完全沒有了怕心，這就開始往市裏跑。跑的過程中直接參與的同修越來越多，協調人們都能夠相互理解，包容了，整體的心性向到位發展，對眾生負責的程度逐漸增加，三退的人數也增加了。每次出去整體發正念，提前學法交流、切磋，每次回來也都總結不足和經驗。大約去了十次左右，每次都是八、九個人，在往市裏跑的過程中，分兩個階段：一是向市兩院官員講真相，二是向律師講真相。

去市裏的頭天晚上，協調人通知整體發正念，一開著修的同修看到市檢察院坐滿了佛道神。在路上自己感覺到心是那麼純正，沒有了一點私，正念之場非常強大，大家也是正念十足。師尊的加持，整體的配合，使我們順利的和直接辦案人講了足有一小時的真相，而這個人始終站著和我們說話。

最使我高興的是管這事的處長不在，我們就給他發正念，讓他趕快回來聽真相，大法救你來了。不到半小時，他氣喘吁吁跑上樓來，見要救的人來了，我們都很高興，有個同修趕快提醒大家別起歡喜心，這點小事很正常。

還有一次去市法院，通過接待室找來了院長，院長拿著七個人的所謂起訴書，問我們誰是這七個人的甚麼親人，我們回答後，又問院長這個事的情況，接著講真相。院長聽了一會兒，就對我們說：“你們再跟我宣傳法輪功，我就叫對面武警把你們抓起來。”我們六個人不約而同的笑著說：你才不抓我們呢。

四、和律師講真相與請律師的基點問題

開始和律師講真相的時候，我們首先認真學習師父新講法。通過大家交流切磋，一致認為我們這樣做完全符合法的要求，因為“你們在接觸人的時候就是在救人，通過講真相叫給予支持者明白真相是救人，明白真相後所起到的正面作用也是為救人。也就是說，在達成常人理解後能夠給予一定支持，這個支持的影響還是在救人。甚至做事中不管那些事情成也好、不成也好，都在救人，都在講真相。這就是大法弟子做的。”（《美國首都講法》）所以我們準備了王博案的辯護詞和被綁架同修們的基本情況介紹。市裏的所有律師所、兩縣的律師所都有人去講真相，講到能接受的，就把準備的資料和真相傳單、光盤送給他們，有三退的，有不敢聽真相的，也有同情的，最後有能為我們做辯護的。

事情發展到這一步，我又停下來，因為不是個簡單的事情，我也沒有充份的思想準備，因為真請律師的費用需要我承擔兩個人的，我的經濟條件不容許，真請律師的基點我還不太清楚，整體在這件事上，在法中還沒達到共識。於是我先和個別協調人交流、切磋，發現整體的認識分為兩部份，一部份同修認為，辯護達不到無罪釋放，就起不到證實法的作用；另一部份同修認為律師只要為我們做無罪辯護、要求無罪釋放就行，不管後果，我們就照師父講法說的做。

在這種情況下我又通過認真學了最新講法，清晰的認識到請律師不是目地，是為了證實法、救度眾生。遇迫害的同修甚麼時候回來，師父在管，被邪惡操控的世人給定的甚麼罪名，我們根本就不承認，我們就是助師正法，救度眾生的大法徒。他們在家不知又救度多少世人，做多少大法工作，怎麼能承受這種迫害呢？那麼有律師為我們做無罪辯護，自從迫害以來還是一、二例嗎？這個影響能改變多少人的觀念呢？這不就擺正律師的將來位置嗎？但是得充份考慮律師的接受能力，不能一步到位，所以分了好幾步，按照我們的要求真正請到四位律師，他們也已介入這個事，還有兩個家屬也要請。

目前此事還在進行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