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句公道話被抓、被打

一九九九年“七二零”，邪黨公開迫害法輪功。我去省政府為大法說句公道話，結果被抓、被打。

我又去北京，到高級法院講理，那裏的警察問我知道這是啥地方嗎？我說：“我知道是高級人民法院，應該是對人民負責的地方。為甚麼把法輪功定位×教。這個法是最正的，下邊抓的抓，打的打，誣陷法輪功。”警察把我抓到別的屋裏，非法審我，一下午審四遍，問我是哪來的，我沒告訴他們，他們把我非法判了一年半。晚上把我拉了好幾個小時我也不知道把我拉哪裏去了。到很遠的一個地方，讓我下車。這時我才告訴他們我是哪來的。他們又把我拉到長春駐北京辦事處。第二天我被拉回榆樹市拘留所，被非法拘留半個月。拘留所讓我修魚池。我悟到我出來是證實大法的，不是給他們幹奴役活的。我就從玉米地跑出來了。

去北京上訪被非法勞教

我悟到我還得去上訪，我又和三名同修去北京上訪。一路上邪黨警察查的可緊了，各車廂裏都要檢查身份證，我們四人沒身份證，查緊了我們就下車走路。下雨頂雨走，颳風頂風走，走著走著，一同修的腳都走出了大泡，我們又渴又餓又累，走了好多天才到北京。

聽說北京有個信訪辦，我們就去了。我們一說法輪功是正的，他們又把我們抓到車裏去，拉到長春駐北京辦事處。辦事處的人把我拉到長春，長春給榆樹打電話，榆樹把我拉到看守所。到看守所，一幫惡警都上來打我，有個叫大孫的打我打的最厲害。有個惡警說：東三省就有二個腳鐐四十多斤，給你戴上一個。我被戴了半個月腳鐐。接著我被非法勞教一年。這是一九九九年冬天。

在勞教所期間，我們白天被逼幹奴役活，晚上就煉功，煉功時惡警就用板子打我們嘴巴、逼我們蹶著，到後來我們煉功，惡警就用電棍電，把我們綁在死人床上折磨。非法勞教一年又被非法加期二個月。我於二零零零年冬從勞教所出來。

洗腦班往死裏整人

二零零二年八月，一天清早我剛起來，就被三個惡警抓到泗河派出所，和雙於的一個大法弟子一起被拉到榆樹市洗腦班。我絕食抵制迫害，絕食八天，遭到惡警迫害性灌食。

頭一次灌食，一幫警察強行給我灌食，從鼻孔插管灌食。灌食後，李惡警說：“沒怎麼地，下回再不吃飯用粗管子灌。”

第二次灌食，李惡警找來兩個大夫勸我吃飯，說不吃飯要受苦的。我說：“我沒錯。一大早你們把我抓來，我不吃你們的飯，我修‘真善忍’沒錯。我要求無罪釋放。你們抓我們修煉人，你們就在犯罪。”李惡警找來一幫大夫和警察用粗管給我灌食。被灌完食，我天天吐血。後來家人去看我，李惡警給我家人買午飯，收買人心，說沒打我。可惡警用灌食的手段往死裏整人。

家人走後，惡警又把我拉到長春洗腦班。在那裏我還是吐血。長春洗腦班的警察頭問我：“你幾天沒吃飯了？”我說我天天吐血，並把被榆樹市洗腦班迫害的經過一說。警察頭看我不行了，就把我送醫院去透視。在透視的地方我就喊“法輪大法好”。透視後發現我啥病都有，我在醫院被強迫打一天針。長春洗腦班就給榆樹洗腦班打電話叫來人接，榆樹洗腦班不去人，長春洗腦班只好又把我拉回洗腦班，一路上我還喊“法輪大法好”。

我在長春洗腦班裏一宿昏迷不醒。有一個打更的老頭怕我死在那裏，就說：“你不能死在這裏，明天你就回家了。”打更的老頭摸我一陣有氣一陣沒氣的，沒等天亮就把警察找來，警察看我不行了，又找大夫又找車，把我送到醫院搶救，搶救了一天。長春洗腦班又給榆樹洗腦班打電話，讓他們來，榆樹的大夫警察都來了，他們到屋裏一看我就說：“真不行了。”榆樹的警察一來，長春的警察就走了。接著，榆樹的大夫和警察也都走了，就剩下我自己。我把氧氣摘掉，光著腳，也走了。

大街上賣玉米被綁架、勞教

二零零三年八月份，我正在大街上賣玉米，惡警周永存和王某又將我抓到榆樹拘留所。周永存到拘留所樓上樓下的找人，沒人願留我。他就自己在那給我寫材料，說我在大街上撒光碟，我不識字，他說我是初中畢業。呆了半天來一警察，周永存把材料交給這警察，他就走了。在拘留所裏我不吃飯，我就不承認舊勢力的迫害。我不吃飯就吐血，他們把大夫找來，大夫說我有心臟病，他們又強行按著胳膊給我打針，我說：“我是大法弟子，不要這樣對待我。”一警察踩著我的臉強行打針，我就喊：“還我師父清白，還大法清白。”

惡警非法將我勞教一年半，將我劫持到長春黑嘴子勞教所。黑嘴子勞教所一看我有心臟病，不敢收。我就回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