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九年“七二零”對大法邪惡的鎮壓一開始，我就遭到了邪惡的迫害。二零零零年三月，我們居住地片警劉某到我家讓我簽不煉功的保證，我拒簽，他就把我綁架到松山區一個派出所並拘留。同時關在一起的還有松山區到北京上訪被綁架回來的七、八個大法學員。一進去就逼迫交近三百元食宿費，到北京上訪的每人還要交六千元罰款。他們幾位都是農民家庭條件並不好，有的家人被迫借錢去交罰款。惡警強迫她們說不煉，煉就動刑。

被拘留了十五天後，我又被帶到松山區一個派出所，盧某某（人稱其為所長）當著我家人和單位人的面誹謗師父和大法，隨後我又被惡警高力（音）、劉某帶到他們辦公室，逼我再一次簽謾罵、侮辱大法和師父及不煉功的“保證”，並要交五千元“保證金”。

回到單位，保衛科長丁某又逼我簽不煉功的“保證”，直接管我的單位領導也到保衛科要我快點簽字，說否則無法安排上班。在單位、公安的壓力下，又違心地簽了不煉功的“保證”。

回到家裏，我的良心受到強烈譴責：是法輪大法讓我身心健康，道德回升；使我一家人變得和睦；學大法後我主動要把農村的公爹接到城裏和我們一起居住；在單位，按著修煉人的要求，盡職盡責做好自己的工作；無論是在家裏、單位還是社會上，有矛盾先找自己的不足，不去和人家爭吵；在家裏、鄰里、單位都是公認的好人。在修煉前，身體雖然沒有甚麼大病，但小病不斷，修大法後全好了。現在卻強迫我放棄信仰，放棄做好人的權利。第二天，單位又把我叫到保衛科。我進屋看到我簽的所謂不修煉的“保證” 正好還在辦公桌上，於是拿過來撕了。我被迫辭職。後來單位、社會流傳說我煉法輪功不要工作了，但知道內情的人都說我是被迫辭職的。

在同修的幫助下，我在同修開的一個商店裏上班，後被片警高力看見，傳話到派出所盧所長那裏。惡警給商店的同修施壓不許用我，如果用我要交甚麼押金。為了不給同修帶來麻煩，我離開了那裏，又在親朋的幫助下，做起了小買賣。就是這樣，當地紅山區西城派出所、街道還是不斷到家裏、做買賣的地方騷擾。

這期間，很多堅修大法的同修被綁架，有些被關在赤峰市看守所，就是設在赤峰第二毛紡廠附近的那個看守所。為了幫助裏面的同修，我們給同修們送去了錢。但據後來從裏面出來的同修說，裏面的同修並沒有收到。

二零零零年十二月，我到北京上訪。接著紅山區公安分局找上家門要抓我，我被迫流離失所。他們在網上通緝我，在所謂的“敏感日”或節假日到我家裏、女兒學校、親戚家不分黑天白日多次騷擾，使女兒的身心受到極大的傷害。他們又伙同丈夫單位的書記給我丈夫施壓，限他幾日內找到我。丈夫在強大的壓力下被迫與我單方離婚。

就因為修煉“真善忍”做好人，家庭被迫害的支離破碎，並牽連到親朋。這就是中共邪黨打著“信仰自由”、 “人權最好時期”的旗號對善良人的迫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