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作品中人們熟知的《安妮日記》是這樣，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古拉格群島》是這樣，雨果的《悲慘世界》也是這樣；電影藝術中的《鋼琴家》、《辛德勒名單》等等莫不如此。在今天中國大陸發生的中共對普通善良民眾大規模的迫害之殘忍，以及在這場迫害與反迫害中涉及的善惡較量，及其對社會上每一個人良知的拷問，已經成為任何一個真正的藝術家，任何以中國和中國文化為主題的藝術作品無法迴避的話題。

如果有人非要說以藝術形式表現法輪功學員反迫害中的勇氣和希望，以及中國民眾逐漸從中共專制的恐懼中覺醒過程的作品裏面有“政治”，那也可以；但是這種“政治”正是真正的藝術所需要表達的絕佳題材。如果《辛德勒名單》在1944年拍攝，在希特勒垮台之前放映，就不是藝術，而是政治麼？恰恰相反，那才是人類更加需要、更加光輝偉大的藝術作品。

中國的神傳文化在人類社會的規範中提出了“仁義”的要求，“仁”中包含著對他人的善，“義”則要求行合乎“道義”之事，子曰：“見義不為，無勇也。”（《論語•為政》）

神韻藝術團以中國音樂和中國古典舞為基本藝術形式表現中華神傳文化，如果真的對法輪功學員在中國受到的大規模迫害視而不見，“見義不為”，那才叫奇怪呢。以正統的藝術形式，採用現代的題材，表現中華正統文化的核心價值，恰恰是現代意義上對文化正統內涵的真正傳承與發揚。

筆者親身遇到許多神韻晚會的觀眾表示，就喜歡晚會中以傳統藝術形式表現當今題材的《覺醒》和《升起的蓮》。《紐約時報》採用中共誣蔑法輪功的以點蓋面手法，用片面方式扭曲“報導”神韻晚會，不但沒有達到中共希望的阻擾觀眾觀賞晚會的目的，恰恰引發了晚會觀眾人數連日遞增，最終達到爆滿，而且最後幾場更有大批藝術家到場觀賞晚會。這是因為，中共對法輪功的殘酷迫害已經成為國際社會不爭的事實，人們反而因為紐約時報的“預告”，而期望觀賞舞台藝術表現這一題材的新作品；而真正的藝術家更知道這樣的題材很可能誕生劃時代的輝煌藝術作品。

這一切，都是祟祟背後搗鬼、處處與中華文化為敵的中共遠遠想不到的。歷史大舞台也不是給幾個跳梁小丑表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