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慧網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獲得2007年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獎的德國電影《竊聽風暴》（The Lives of Others），講述了1984年前東德國家安全局的一名秘密探員負責監聽一男劇作家及演員女友的故事。這部德國電影讓很多中國觀眾想起了大陸“文革”中的那種告密盛行，相互盯梢，家庭反目，人整人的荒唐歷史。在今天的中國，人們總怕被別人算計，猜疑和自我保護意識強烈，普遍缺乏真誠的信任感，應該說是中共政治運動的後遺症。 因為共產黨國家搞的告密和盯梢，不是針對甚麼社會、國家和民族的真正安全問題，純粹是為了黨的政治鬥爭，挨整的大都是無辜好人，所以被告密和盯梢整怕了的中國人，都很痛恨這種小人行為。可是，令人擔憂的是，這種小人行為，並沒有因為時間的逝去而消失，反而在大陸的年輕學生中頗有一定市場。 2008年11月，華東政法大學的教授楊師群發了一篇《有學生告我是反革命》的博文，在網上引起軒然大波。文章披露，他被領導叫去談話，說上他《古代漢語》課的學生到公安局和市教委告了他，稱他在上課時有批評中國政府的內容，上面已立案偵查。楊教授回憶說，記得下課時有二位女同學找他，眼睛裏已經含有淚水，憤慨地指責他怎麼能批評政府。最令楊教授哭笑不得的是，兩位女生到上面告發時，還添油加醋地給他加了一些“莫須有”的罪名。 近日又有學生向警方報警，說淮陰師範學院中文系教授苗珍虎，在課堂上大膽放言，支持楊師群，批評中共及其政府。結果，又有學生用手機錄下了苗教授的言論為證據。在12月10日下午，警方到學校傳喚了苗珍虎，並將其帶走。 說起學生告密，本人還親身經歷過一件事。那是在1988年全班去北戴河實習，領隊的潘教授能歌善舞，當晚在招待所裏大家圍一圈，欣賞教授的精彩表演。回校後在食堂吃飯時，潘教授的年輕助教跑到我身邊，打聽知不知道是誰去上面把教授給告了，說教授在外散布了甚麼不利黨和政府的言論。我當然不知道，而且我實在想不出那天晚上的娛樂有甚麼不利黨和政府的地方，很納悶告密者的政治敏感度真是不同凡響。 不光是學生告老師，現在還出現了學生監督學生。近日有新聞報導說，湖北大學某班級，推行所謂“小天使計劃”，即每一個學生都有一個監視者，被監視者同時也監視他人，還要定期寫出監視報告；山東德州學院則公開招募“安全信息員”，對全校學生進行“全方位”的監視和控制。 別說國內的，就是到了海外的留學生，很多也成為中共駐外使領館控制的工具。中共領導人出訪，會遇到抗議中共迫害人權的各種團體。大陸留學生就常常被拉來成為歡迎隊伍的主力，說是歡迎，這些學生幾乎從未見到過被歡迎的領導人，他們不過是中共組織來故意對付抗議人群而已。雖然我們看到有留學生開始反思這種可笑的“歡迎鬧劇”是不是成為被中共玩耍的工具，相當多的學生依然樂此不疲，誤以為愛黨就是愛國，中共就等於中國。 大陸年輕學生表現出的這些“文革精神”，讓經歷過“文革”的人們感到後怕。是啊，文革被稱為“十年浩劫”，人們覺得那個荒唐的人倫顛倒的時代已經過去，沒想到在年輕人身上又再現出來，甚至有老共產黨員扼腕嘆息，直呼這些學生“比共產黨還共產黨”。 上面舉的雖是幾個小故事，卻說明了一個大道理。認識到中共不好的人，如果懾於強權政治，而主動放棄爭取自己的權利，不給中共壓力，而幻想著等到年輕一代成長起來以後，就認為哪裏還有甚麼共產黨啊，那就錯了。這種對中共的無奈和縱容，本身就給中共製造了最“和諧”的“不會變好”的外部生存環境。結果，大家也看到了，“文革”的悲劇就一再在中國重演。文革過去了，結果出現了“六四”；“六四”過去了，又有了對法輪功的鎮壓。那種鋪天蓋地、煽動全民上陣誹謗法輪功的架勢，怎麼會不讓人們想起“文革”再現呢？ 事實上，共產黨幾十年統治下的政治運動和意識形態的輿論宣傳，早就定型了一整套的黨文化思維模式，橫貫到全部的教育體制和日常生活中。中共的存在，完全有賴於這個黨文化的環境，中共自己當然不會去破除這個黨文化。而在這個黨文化體制下教育成長起來的人，就很難跳出黨文化的框框。只怕給中共再多的時間，中共的陰魂也不會散去。一句話，中共不解體，黨文化就不會消除，中華民族就不會有回歸正常人類道德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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