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是一台戲。其實，人間也是一台戲；整個人類的歷史，潮起潮落，花開花謝，物是人非，世事更迭，朝代交替，戰爭和平，也都是一台戲。只是人們在戲中，常常忘記了自己的角色，真正忘我的在“演”著。只有身在戲中、心在戲外的人的“靜觀”才能真切的認識到：這的確是一台戲。要達到這一步，也只有那些潛心修煉或“不修道已在道中”的人士才可。他們或遠離世俗，獨處修身；或歷經滄桑，卻心意淡泊。能達到這一步者，則必是洞察世事、看穿生死、徹悟人生的大德之士方可。同時，他們懷濟世救人之大志，卻不能見容於時人；能洞察天機，卻不能道破，也只有把一份心意寓於屬於“野史”的小說，借“假語村言”以警示處於“末法”之時的世人。

歷史的連貫性不只是表現在連續不斷的時間上，還表現在歷史上出現的各種事物的聯繫上。對於人來講，後者比前者更具有意義。一件件事物、一個個人物，像歷史的鏈條一樣連綿下來。對歷史起著繼承和總結、對未來起著傳遞和開啟的作用。有些是在歷史過去若干年後，其內在蘊藏的真正涵義才能呈現出來。四大名著就具有這樣的作用。

人從哪裏來？又到哪裏去？為甚麼說現在正處於“末法”之時？這看似簡單的問題，卻包含了無盡的內涵。還是讓我們在大法法理的指引下，對四大名著從新作一下詮釋，或許能從中找出一些答案。

一、四大名著主旨淺析

（一）、《三國演義》——一個“義”字貫千古

人是神造的。中國文化也是神傳給人的。在《三國演義》裏，神傳文化的痕跡比比皆是。天象變化，世事變遷，奇人異事，神機妙算，都蘊藏著神的旨意。作者羅貫中學貫古今，涉獵百家，對此自然了然於胸。但此書的意旨卻不在此。雖然，《三國》以計謀為人稱道，諸葛亮、曹操、周瑜、司馬懿、陸遜、姜維等等，皆有鬼神不測之妙算。這些古人的智慧也確應算是書中的主題之一，但書中所要表達的卻遠不止於此。那麼，是三國的歷史故事嗎？有道是“七分史實，三分虛構”。非也，這是小說，不是歷史，而歷史故事只是作者藉以表達的載體。作者表達的正是使得故事更加豐富多彩、生動感人的人所具有的特質——義。

“演義”者，演“義”也。書名已經標示出來了。當然，“演義”早已成為今人所認為的一種小說體裁，體裁而已。而它真實的本義，就是在書中利用各種人物的互動，把“義”的內涵豐滿起來。“義”所表達的內涵和故事、人物緊密相聯。提起“義”，人們想到的不只是一個字的表面意思，任何定義也定不了“義”的內涵，只能起一點表述作用。而通過《三國演義》人們所獲得的卻是永遠具有生命活力和參照的內涵。從這個意義上來看，《三國演義》包容進了人類生存所賴以維繫的崇高品質。

明白了這一點，三國的此興彼衰、恩怨情仇已不足道；人物的喜怒哀樂、忠孝悖逆都圍繞著“義”而徐徐進行。誠然，古代是有許多“演義”的小說，而能和《三國演義》相提並論者，沒有。書中對“義”確有很多精到的描寫。在曹營一言不發的徐庶，只發了一言卻救了趙雲，是對劉備的恩義；曹操哭祭袁紹，也能顯出“奸雄”對義的理解和作為；孟獲感“七縱”之恩以歸順，有諸葛亮“義”服的成份。而義薄雲天的關羽卻將“義”演繹到了極限。曹操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贈赤兔、封亭侯沒動他尋兄之意。面對曹操之隆恩，不報恩不離開顯其義士本色。為尋兄“過五關斬六將”、“千里走單騎”。“義”至此，可謂驚天地、泣鬼神。

少時讀《三國》至“華容道”，深怪諸葛亮為何不把關羽和趙雲或張飛換一下位置，要是張飛守華容，曹操不是死定了嗎？及至修煉法輪功後才明白，一切皆有定數。諸葛亮這樣安排是遵天意、行人事。關釋曹，更成全和豐滿了關羽之“義”。羅氏著書，真是深得“義”之玄奧。

修煉者看事物，往往能看到本質。筆者能有此認識，全賴師尊李洪志先生的指教。在《北美巡迴講法》中李洪志師尊講到了《三國演義》：“《三國演義》講了一個“義”。經過一個朝代，三個勢力互相之間的較量中充份表現出“義”的內涵。而且是經過一個朝代這麼長的時間表現出了這個“義”的深層文化，今天傳法時人類 對“義”才有深刻的認識，知道義是甚麼，它的表面與內涵所引申著甚麼關係與深層反映。人不能光知道這個字的表面，內涵中得甚麼都得明白。當然《三國演義》中也表現了人的智謀等內涵。”

神造了人，也給人安排了世間的一切，以及人所具備的思想意識和道德標準，但這一切需要人自己在實踐中形成。人類經過多次文明的更替走到今天，是怎樣一點點完善起來的呢？李洪志師尊在《北美巡迴講法》中講：“沒有任何內涵，沒有任何承負能力，沒有任何對這個空間一切事物認識的一個完整的思維概念。那麼人就要經過漫長的歲月，把人的思想漸漸的豐富起來，有了他的內涵和承負能力，這不是短的時間能做到的”“今天人的表現，遇事不驚，沉著冷靜，理智的思考，甚至於有了創造能力。人能具備這樣的思想、正常的思維狀態，這是在漫長的歷史歲月中神有意給人造就成的。”

人的每一步都有神在安排，所以在中國，一直到今天，人們都會說“人的命，天註定”。其實何止是人的命啊，世間的一切安排，也都有神的用意。這是在豐富人的思想。

（二）、《水滸傳》——栩栩如生的強盜群像

婊子是不立“貞節牌坊”的。要給強盜“樹碑立傳”，可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好在對於一些強盜，民間有幾百年口耳相傳的傳奇，民眾的心理是接受的。為甚麼要給強盜“樹碑立傳”呢？這裏面的歷史淵源是甚麼呢？難道是讓後人效法這些強盜行徑嗎？我們還是不能籠統的作答。

我們換一個角度看。人是善惡同在的，這是相生相剋的理在作為一個獨立的個體的人身上的反映。相生相剋制約著一切，而一切又都呈現出相生相剋。從修煉的角度看，人有佛性和魔性，在人間也就是善惡好壞的表現而已。只不過社會的道德和倫理要求人們要各自抑惡揚善，只有這樣才能使社會安定、和諧，各安其事。反之，人類的敗壞必會禍及每一個人，人類的罪惡會使人過早的被自己淘汰。那麼，這和整個平和的自然和安靜的宇宙就完全的不一致。中國古代有一個非常有內涵且哲理相當玄奧的“天人合一”的宇宙觀，其實也和人生觀密不可分。中國人的價值觀，在很大的成度上取決於社會的道德觀。

既然“惡”是人本身就具有的。人在社會實踐中的一切都和善惡有著聯繫。“抑惡”是必然的，是道德層面的要求。單就“惡”來講，並不是時刻都在道德的觀照下存在或行事，社會道德也涉及不到這一步。那麼，“惡”的表現就成為必然。作為有理性的人來講，表現“惡”時，也應有所依循。“聖、勇、義、智、仁”即是戰國時的強盜代表盜跖留給後代走此道的“道”。因為強盜們也是現實中活生生的人，也離不開社會環境，也是環境的產物，不可能脫離社會單獨存在。離開強盜之“道”，人們發起“惡”來，便無“道”可循。從這個意義上講，水滸強盜們的故事流傳，已經是坊間百姓內心深處對“強盜”的承認和接受，是因為作為一個個體的生命來講，他們對“惡”的態度也是人根本就不可能擺脫的。所以，理性的強盜就這樣在人們靈魂深處找到了廣泛的生存空間。

人是理性的，也是複雜的，有時人對事物心理上的接受和實際現實的反差卻是非常大的。人接受李逵的天真、坦率和至孝，但李逵殺人、搶劫和吃人肉時，已不再計較李逵的人性是如何為社會所不容了。“十字坡”張青和孫二娘的俠義也在心理上遮掩了人們對人肉作坊的厭惡。矮腳虎王英的好色，鼓上蚤時遷的偷盜，在“好漢”們的俠肝義膽下也演繹成為一種佐料。從另一個角度上是非常好理解的，為甚麼要為這些人“樹碑立傳”？因為這是人類生存、發展的需要，人的“惡”也要像個人樣的表現出來。

在一個大治的社會裏，是不會有這麼多的強盜的。“官逼民反”的說法也很有道理。人類就是這樣發展的，起起落落、興興衰衰。強盜產生的環境必是亂世，混亂的朝綱才是強盜滋生的溫床。人們對貪官污吏的痛恨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在民眾從心底激起的反抗，而這種意識的表達，就是希望他們心目中的“好漢”為人民除暴安良。“好漢”們行俠仗義的方式只能是“以惡制惡”。人們對“強盜”的定義已經自然的演變成為“好漢”。施耐庵為強盜們畫像的本意是用正面描寫的方法對人們心中的“惡”進行規範，同時也給當政者以警戒，也使得人們在心中對強盜有了一個完整、豐滿而清晰的概念。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