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慧網二零零七年八月九日】筆者移居海外多年,和許多海外華人一樣,雖然喝的是洋墨水,開口說的是洋話,但血脈深處埋下的中華五千年文化深厚的根卻依舊延綿不斷。這不僅體現在腸胃青睞地道的中國菜,也表現在雙眼愛看中國傳統的戲曲、舞蹈,雙耳愛聽中國傳統音樂,但令人尷尬的是,無意間嘴中哼唱的歌曲卻常常是中共篡改、嫁接後的偽民歌。 甚麼是「偽民歌」?「偽民歌」是中共盜用民歌的形式、曲調,改頭換面加入黨文化的內容,美其名曰「舊瓶裝新酒」,「民族形式,社會主義內容」。例如人們熟悉的《東方紅》,就是把膾炙人口的陝北愛情民歌《芝麻油》,換上新詞而成,原本對情郎哥思念與恩愛之情被悄悄換成了對「偉大領袖」的感恩戴德。曾鬧出版權官司的《十送紅軍》,其實曲調來自贛南民歌《送郎歌》,歌中的妻子送郎出遠門,觸景生情,一唱三嘆,被篡改成了對紅軍的「無限深情」。這些民歌曲調一旦換上「革命內容」以後,原來的歌曲就沒人敢再唱、再傳了(再唱就有「政治問題」、「立場問題」),一兩代人之後,原歌幾乎沒人知道了;而這些黨歌黨曲鳩佔鵲巢,反而堂皇的貼上「民族經典」的標籤,使人無形之中覺的黨文化就是民族文化。這本來是中共對民族文化的摧殘,但在中共的詞典裏,這卻成了對民族文化的「繼承和發揚」。 中共利用偽民歌灌輸黨文化有很大的隱蔽性。一方面,由於長期傳唱於民間的民歌都往往經過了幾代、乃至數十代人的錘煉而日益精煉、成熟,具有曲調優美、明暢、容易上口等特點,特別適合於廣泛流傳,這就使得中共利用其迅速推行黨文化幾乎沒有甚麼阻力;另一方面,民歌大都具有濃郁的地域文化色彩,和地方百姓生活的苦樂息息相關,和民眾具有天然的親和力,一旦被剽竊而成「革命歌曲」之後,這種親和力很容易造成民眾「對黨的深厚感情」的假相。這也是中共一貫採用的偽造民意的一種手段。筆者記得小時候在學校學唱了具有各民族風格的偽民歌后,竟天真地相信這些偽民歌是各民族百姓出於「對黨的熱愛」而自發創作的,自然而然地覺的全國各民族都發自內心的「熱愛黨」,連遠在邊陲的藏族也唱《北京的金山上》,蒙古族也唱《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陽》,赫哲族唱《烏蘇裏江船歌》,不是麼? 實際上,偽民歌的一大特點是,沒有一首是民間自發創作、傳唱的,而無一例外的是由「黨的文藝工作者」剽竊民族音樂精髓,直接移植或進行所謂「再創作」後,又糅入了中共的私貨。 前面提到的《烏蘇裏江船歌》就是「再創作」後再塞進私貨的偽民歌例子。筆者曾經很喜歡哼唱這首歌。這首歌的旋律取材於赫哲族人「嫁令闊」中的民歌,那高亢、婉轉、優美的旋律,一般人都會毫無保留的接受並喜愛它。這正是因為其旋律從民歌中盜取了精髓。表面看這是一首歌頌生活的「民歌」,其實黨文化的私貨非常隱晦的藏在後兩段的歌詞「緊搖槳來掌穩舵,雙手贏得豐收年,」「赫哲人走上幸福路,人民的江山萬萬年。」最終目的是暗示「黨領導人民走上了幸福路。」和今天的「主旋律」「和諧樂章」是一個意思。 這首歌曲的創作背景是一九六二年,當時中國人剛剛經歷了人類歷史上最大的飢荒,死亡人口達四千萬以上。雖然中共當時稱之為「三年自然災害」(當然今天中共也無法繼續厚顏這麼說了,而稱之為「三年困難時期」),但是今天的學者察看歷史資料,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一年間和其它正常年景類似,雖然許多地方有局部旱澇等災害,這些自然災害從全國整體平均而言,與常年相比並無顯著增加。不過當時受災面積、受災人口卻是空前的。這是因為災難實際是由於中共搞大煉鋼鐵抽光了田裏的勞力,各地浮誇成風、高額上交糧食造成百姓無口糧,大搞食堂,吃飯不要錢,最後連種子糧都吃掉了等等人為因素造成的。此時前蘇聯在意識形態上也與中共分道揚鑣。中共危機四伏,處於內外交困的局面。為了緩和內外矛盾,欺騙民眾,中共急需要「黨的文藝工作者」粉飾「社會主義」,營造「歌舞昇平」的假相。「歌頌家鄉、歌頌生活」的偽民歌《烏蘇裏江船歌》就在這種背景下出台了。當然詞曲作者並不一定是有意替中共掩蓋罪惡。實際這些「黨的文藝工作者」本身也是浸泡在黨文化中,天真地相信大飢荒源自「天災」和「蘇修封鎖」,他們反過來又創作出黨文化作品毒害他人,幫中共度過危機。 中共建政五十多年中,這類黨文化附體民族文化的作品比比皆是,這裏就不一一列舉了。今天大陸的各類中國民族歌曲「經典排行榜」,就大量充斥這類作品。大批的偽民歌傳唱後,中國人不知不覺中就開始把黨文化當成了民族文化了。這也是很多中國人搞不清中共和中國的區別的原因之一。 民族振興,需要深厚的民族文化作基礎。新唐人舉辦全世界華人聲樂大賽的參賽曲目之一類,就是正統的民族歌曲,此為正本清源,拋棄黨文化偽民歌,回歸正統民族歌曲的盛舉,值得每個炎黃子孫關注與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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