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零零年五月十三日，我到天安門去證實大法，被邪惡抓到北京公安局大院內，當時，關在那裏的大法弟子估計有上千人。大家來自全國各地。我們在那裏集體大聲背誦《論語》、《洪吟》。正在背著，突然有一個警察叫我到辦公室去，問我是哪裏人，我當時拒絕回答。於是，我先後遭到北京兩個公安惡警的毆打。當他們打我時，我不斷的默默背誦師父的法。惡警看我遭到毆打時，既不叫，又不哭，還正視他背誦師父的法。最後，惡警使盡全身力氣下死手，左右手同時重重的打了我幾個耳光，接著，又抱著我的頭，使盡往牆上死撞了幾下，當時，我滿口鮮血直淌，覺的雙耳被打聾似的，我的腦袋裏像爆炸了一樣，當時難受的感覺現在已無法用語言來形容了，痛苦極了。惡警打的我整個身體直晃晃，有點站不住了。

儘管這樣，我主意識當時有一念：我是師父的弟子啊！怎麼能被邪惡打倒呢？必須得站穩！就這堅定的一念，惡警馬上就住手了。惡警那種殺氣騰騰的樣子馬上就來了一個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立即遞給我一張紙，我把自己嘴上的血抹乾淨之後，惡警就讓我走了。

我悟到：在人這兒表面上看，是惡警變好了，其實不是惡警變好了，而是師父不允許他們再迫害弟子了；另一方面，也是在這個考驗中，檢驗自己是不是一個真正合格的弟子，是不是一個真正修煉的人，在邪惡破壞大法的關鍵時刻，是抱著為個人圓滿的私心去證實大法，還是為證實法輪大法是正法而去的，這是對一個非常嚴肅的根本問題的考驗。所以，在邪惡迫害我時，我當時沒有用人的怕心和觀念看待惡警對我的迫害，不是哭媽喊爹的，而是把自己當作師父的弟子，堂堂正正的按照大法對修煉人的標準去做。

在二零零五年九月，一個惡人發現我家有師父的法像，馬上向「六一零」打小報告。當天下午就來了一幫人（居委會的治安員、派出所的戶籍及幾個「六一零」的人）抄我的家。他們抄走了師父的法像及所有的大法書籍和真相資料，《九評共產黨》等。隨後，他們把我帶到了公安局的值班室內關著。我在那裏不停的發正念：我是師父的弟子，其它的安排都不要，都不承認，全盤否定舊勢力的邪惡安排，走師父安排的路。鏟除邪惡，清除迫害。大約發了二、三個小時的正念。我被叫到樓上辦公室去。他們不管問甚麼我都不回答，不停的發正念。最後，他們把在我家抄走的所有東西列了個清單，叫我簽字，說明天再來找我，就這樣放我回家了。

第二天早上九點，來人把我叫到居委會警務室時，已有四個「六一零」的人在等我。我立即用正念正視他們。其中有一個審問我的惡警對我說的第一句話就是：「我今天很煩，我這個人是最喜歡打人的。」他問我，「九評」是哪裏來的，我說，是撿的。他們不相信，惡警就用裝有礦泉水的瓶子砸我的頭，用腳踢；另一個惡警還打了我兩個耳光。最後，一個惡警氣急敗壞的卡住我的脖子連拖帶拽的把我從椅子上推到門口，對我說：「你看車子就停在外面，你不說《九評共產黨》是哪裏來的，我立即就把你丟進牢房，上吊銬，吊起來。」接著又問我：「你想不想坐牢？」。我說：「我們修煉法輪功，修心重德做好人，何罪之有？憑甚麼坐牢？」惡警又審問我：「法輪功是×教，你怎麼看的？？」我斬釘截鐵告訴他們：「法輪大法是正法，是宇宙大法在人間的洪傳。」。同時我悟到：其實我在證實大法的同時就是在破除和解體操控惡警的背後的邪惡生命和因素，否定舊勢力對我的邪惡安排，否定此時惡警對我的迫害。

接著，惡警又使出一招，針對我的執著心來威逼我：「你今天要不說出《九評共產黨》是哪裏來的，就要你如何如何……」，這時我心中只有一念：惡警對我所說的一切，都是我作為一個真正修煉人應該坦然放下的。最後，惡警又說了一大堆威逼我的話。他們看我都不動心，就說我給你一個電話號碼，你幾時想好了，就給我們打電話。這不是邪惡在給自己搭梯子下樓嗎？就這樣，在自己兩次面對邪惡迫害時，都在信師信法、正念正行中抵制了邪惡的安排。

在這八年的大法修煉中，面臨身體上的消業時同樣存在真心和堅信大法和師父的問題。如：小腿上的皮膚大面積紅腫、化膿，腰椎、頸椎疼的不能動彈，牙痛；還有突發事件，如二零零五年夏天，一隻腳突然踩到一個只有半邊的破啤酒瓶子上，當時就把腳劃開了一個很深的大口子，鮮血像瀑布一樣向外急湧等這樣的事情，都是在魔難中正念正行闖過了。

真信，就會遇到難中考驗。這些年的修煉讓我深深體會到，只有真信才會知道大法是多麼的珍貴，才會更加學法精進；只有真信，正念才會從法中來；只有真信，才會在魔難中，按照大法的標準去做，自覺放棄自己的各種執著，消除業力，淨化人體，提高自己的心性和層次，才能衝破修煉中的重重難關（或生死關）；只有真信，才能在各種複雜的修煉環境中，以法為師，真正的用法來辨別是非、好壞、真假、善惡，破除一切邪惡，豎立大法弟子對大法堅定的正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