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常人中有兩個非常要好的朋友，都是博士畢業，在名牌大學當老師。朋友甲是歷史博士，曾經讀過我給他的九評，認為非常好，他也認為中共非常壞，罪惡可比納粹。對法輪大法的真相，他也略知一二，比如「天安門自焚」偽案。朋友乙是法學博士，九五年前後曾與另一位同修（也是我的同學）一起觀看過師父的講法錄像，但沒有得法。

我和朋友甲同在北京，見面的機會較多，零五年我就曾幾次勸他三退，但他總認為沒必要。他認為中共是很壞，但畢竟在「朝正確的方向發展」（我的朋友中有這種認識的人還不止一個）。去年，在一次電話中，他還表示要和我辯論，認為中共正在「改良」，要看到「希望」。

通話之後，我都有點心灰意冷了。但很快我就發現了自己的不足。他是個有文化的人，在常人中是個博士，知識豐富。每一次講真相，勸三退，開始時效果都很好，他都接受，但到後來，他就能從歷史中找出一些反證，證明中共的邪惡是歷史的悲劇，是發展過程中的必然，能夠改良。再最後，我的講真相，就變成了與他辯論歷史、傳統文化、政治等常人學問，最終不了了之。

讀了《解體黨文化》，我對這個問題有了新的認識。當今的中國人，都是在黨文化中長大的，很有知識的人，受黨文化的毒害也會越深，即便他對大法有一定的正面了解，但還是不能擺脫黨文化，回歸到正常思維。因此，我們講真相，不僅要對這個人的主體表面講，還需要在此前及過程中徹底清除他背後的邪靈因素，解體控制他的黨文化因素。沒有了外來邪惡因素，他的主意識就能真正主宰自己了，這時候的選擇才是他本人真正的選擇。

朋友乙在外地工作，我們見面的機會不多。另一同修與他的個人關係更近，但也沒有成功讓他退出中共的組織。理由幾乎與甲一樣，認為沒必要。上個月，乙來北京出差，我們三個人約好了聚會。有了上面提到的認識，這次我改變了方法。在他告訴我來北京之前的幾天，我就對他發正念，清除控制他的邪惡因素，讓他選擇三退。在當天與他見面的路上，我一直持續發正念。見面之後，我直入主題，對他說「上次小張（同修）跟你說了，把團退了吧，你也不相信中共這個邪惡的東西」。他非常爽快的答應了，一切看似非常容易，水到渠成。

第三個例子。前一段時間，我找部門一把手（新上任），要求對我的工作合理安排。因為我的要求合情合理，他就答應向有關部門做工作。他還說，他不主張用意識形態看問題，在我的問題上他的態度上開放的（與前任有所不同）。我就生出了一點歡喜心，儘管不是很重。結果，沒過幾天，他就找我談話，要我在大法問題上表態，說是有關部門要求的。當時，弄的我心態很不好。回來後反思，立即發現了自己的問題，一方面歸正自己，同時對他和相關部門發正念，不允許他們以任何藉口迫害大法、干擾我。

上個星期，我又找一把手，我直接告訴他，單位對我工作的安排是一種迫害。他聽後一驚，他可能沒想到我敢這樣說。我當時很平靜，念也很正，沒有任何的怕。他很快就平靜下來，接受了我的說法。接下來，我又給他講真相，效果也不錯，他應該是都接受了。但後來，他又勸我學習前任總理朱鎔基，學會接受個人的榮辱，並舉了一些古今中外的迫害信仰、危害道德的例子。當然又都是黨文化的東西，最後無非要證明壞事也不只中共一家在幹，其它國家、政權也都那樣。我試圖破除他的這些錯誤認識，但由於時間關係，沒有繼續談下去。不管怎樣，有了這次經歷，我想他至少對大法有了更好的認識。同時，我也將尋找機會，幫助他進一步了解真相，破除他背後的黨文化因素。

歷經這幾次講真相、勸三退正反方面的經歷和教訓，我對今後如何更好的講真相、勸三退有了新的認識：講真相，勸三退，一定要正念足，事前發正念，過程中不要就學術問題與常人爭辯，如果常人談那些問題，我們可以保持聽的姿態，靜靜的發正念，解體他背後的黨文化因素。如果和他所謂的探討，恰恰就容易中了黨文化的圈套。

其次，不要在意對方的反應和效果，不要起任何心，一切順其自然。對方接受了、退出了中共的組織，這是一件好事，但也沒有甚麼歡喜的，這是眾生應該做出的選擇，是為他自己選擇光明與未來。對方暫時不能接受、不願退出，也不要氣餒，不要失望，不要有情緒化的東西，還是要把善意留給對方。這樣，以後還可以找機會。即使自己沒有機會了，其他的同修可能還有機會幫他。我們留下的善意，也會給下一次他接受真相、選擇三退創造更好的條件。

現階段的一點認識，層次有限，請同修慈悲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