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後，又把我和其它村同修叫到婁村鄉派出所，而後送公社大院，正是秋收種麥季節，不讓回家，讓我們去修路，叫我們去給他們自家抱玉米，強迫義務勞動，有一家人全都煉法輪功，一個也不放，不叫回家種地，家中只剩一老人和兩個孩子，這次迫害四十天。

九九年臘月又把我傳到公社，睡的是水泥地，年底了也不叫回家，九九年七月二十日到二零零零年期間，今天被傳到公社，明天又被叫去，共計兩個多月。

二零零零年二月份，我為了說句真話，「法輪大法好，修煉法輪功沒錯」，去了北京上訪，到了北京後，因不知信訪辦地址，在天安門廣場打聽。有人問：幹甚麼的？我說：要為法輪功說句公道話，法輪功不是×教。那兩個人說：我們認識，跟我們走吧。到了一輛警車前把我們塞上車，卻把我們拉到了天安門派出所，問我們叫甚麼？從哪裏來？問清我們的姓名地址後，過了三個小時，不允許我們說話，他們把我們送到保定駐京辦事處。

在從保定駐京辦事處押回淶水的路上，淶水縣公安局政保股的人問我：知道不知道把法輪功定為×教了？我說：要不說法輪功是×教，我還不上北京呢。於是他們給我戴上手銬，把我身上的錢全部搜光，還打我一通嘴巴子，還說：看到淶水我怎麼收拾你們。

到淶水把我送到淶水東關惡黨黨校，那時那裏已關押了近七十多個同修了，他們把我交到公安局強制轉化組轉化，扒光我的下身用板凳腿打，第二天扒光我的衣服，用麻繩蘸水抽打。過了幾天，鄉里來的劉小朋、馬永付、縣裏的趙慶國三人把我推進一間屋子，拳打腳踢，用竹板子抽，沒頭沒腦毒打，打的筋疲力盡了才罷休。又一天晚上，婁村鄉鄉長張子義又把我推進一間屋子，打來打去的皮帶都成一段一段的了，並拳腳加之。在黨校半個月，他們毒打我七次，每次都打的皮開肉綻。釋放回家的大法弟子讓每人交2000─3000元罰款，由於我拒交罰款過了五天才叫我回家，被婁村鄉派出所接回後還要勒索3000元，我不交，最後才把我放回家。

在二零零一年中，共產邪黨的每一個敏感日，都要到婁村鄉派出所報到，還得家屬保證別上北京，抄走我三組合錄音機一台，電視機一台，新自行車一輛，二零零三年元旦，因貼真相，妻子被抓，大兒子因為阻止惡警抄家遭毒打，被抓，我也被迫流離失所。

二零零二年七月一日我在家學大法，晚八點左右，突然闖進淶水縣城關鎮派出所公安，把我戴上手銬強拉到城關鎮派出所，同時被抓的還有幾位同修。我被關押進淶水縣看守所，睡在水泥地上，在看守所的黑板上有誹謗大法的話，我用水把它擦了，開始給他們講大法的美好，共產黨為甚麼迫害法輪功，天安門自焚真相。

經過非法審訊之後我被判三年勞教，把我用繩子捆上，用繩子勒住嘴，用膠紙把嘴封上，掛上牌子遊街示眾後，2002年11月中旬，把我送保定八里莊勞教所，那天被非法勞教九人。我因身體被迫害的嚴重，勞教所拒收，我又被非法關押到淶水縣看守所，因長期睡在水泥地上，加上邪惡們的殘酷迫害，五個月，造成我半身不能動彈，大小便不能自理，看守所的獄醫說：再好的醫生也不行了，這才通知我的家屬及村幹部接回家。

回家後通過學法煉功，2003年後我能走路了，能幹點活了，他們又以我串連為名把我抓到淶水縣公安局，非法審訊，第四天夜裏我昏迷不醒，次日把我送回家，婁村鄉派出所不斷干擾我家的正常生活，非法搜查；在非典期間，王金石、梁桂坡又抄走我家的一台錄音機，

二零零六年農曆十月，淶水縣610王福才，公安局戴春傑四人抄走我家電視大鍋、大法書籍、真相資料，將我的妻子抓走，在淶水縣拘留所非法關押十五天。

二零零七年正月初四，我和同修曹繼偉在宋各莊水庫南行走時，被淶水縣婁村鄉派出所惡警劫持，搶劫曹繼偉現金5800元，兩大包物品，婁村鄉派出所以王金石為首，慘無人性的毒打曹繼偉，把我們拉到婁村派出所又用電棍電。在惡人們的非法審訊後，當晚把我們倆用手銬銬在一起送淶水縣拘留所，在拘留所裏惡警又繼續殘酷迫害曹繼偉。在拘留所裏我的身體又出現危險，昏倒在的，生命垂危才被放回家。

以上是中共惡黨自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以後，我在精神上、肉體上所遭受的迫害經歷，在江××「名譽上搞臭、經濟上搞垮、肉體上消滅」滅絕人性的政策下我所遭受的迫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