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家看守所的迫害

我離開學校是一九九九年七月十日，七月二十日中共以江澤民為代表的邪惡集團開始鎮壓法輪功，電視廣播鋪天蓋地誣陷師父和法輪功。為了證實大法還師父清白，七月二十日我與一些大法弟子在大連市政府門前反映情況，被警察驅趕、毆打，帶到車上拉到一個很偏僻的不知名的學校，沒飯吃，晚十點多警察逼迫每個人都將姓名、地址記錄後放回。

為抵制謊言、迫害，九九年八月九日，七、八個同修在海茂五二三廠小學校園內集體煉功，海茂派出所以王國玉為首的警察將我們抓到派出所，拘留在姚家看守所共七天，我堅持煉功，被戴上一種他們稱為地牢的刑具，已經生鏽，他們自己也說很久也沒有人用過了，我兩手兩腳被固定在一個日字形的框子裏，躺不下，站不起，想移動位置的時候，手腕和腳脖子就被磨得很厲害，只一天一夜就渾身哆嗦。一個七十多歲的老大媽也被上了這種刑，因為她修煉人顯得很年輕，當時她來月經了，弄得一地血，警察還罵她。

同時被關的還有我姐姐潘嶺，她與另一名同修被背對背銬在一起，兩副銬子絞在一起，一個人要上廁所，另一個人就要配合行動，有時被扯得很痛。

當時整個一層樓裏都非法關滿了大法弟子，橫七豎八地排著。男女警察及犯人見到大法弟子背法就打，一個或者兩個人監視一個大法弟子。因為行動不便，為了減少麻煩，大家幾乎不吃飯或者少吃飯，晚上也沒有一點鋪蓋。

我七天後回家，才知道派出所到我家非法抄家，幾乎搶走了我所有的大法書籍，家中人很是恐慌。

一九九九年十月末，我去北京上訪，剛到天安門，就有士兵問我是幹啥的，我說我是法輪功修煉者，要到信訪辦上訪，就被帶到前門派出所，因為他們不給解決問題，只是詢問大法弟子的姓名、地址，然後遣返關押，所以我拒絕報姓名、地址，他們將我的一隻手從肩上，一隻手從腰下面在後背用手銬銬上，過二十分鐘左右鬆開後再問，問完後再銬，反覆幾次，我的手青紫麻木。他們又將我雙手銬吊起來，繩子固定在鐵籠子上，我用力時才能腳尖著地，惡警將門關上，燈也關上，所有人都離開了，當時覺的好像自己在變形，四分五裂，不知多久才放下來，折騰一晚上，到凌晨時才讓我休息一下，我的手才能慢慢動起來。

惡警欺騙我說，如果我把姓名說出來，他們就把在派出所抄到的大法書都讓我拿走，能拿多少，拿多少，否則要毀書，我就說了姓名，他們立即將我拉到大連駐京警察所在地，然後押回大連關在金州看守所。

金州看守所伙食極差，一個很硬的玉米餅和一個鹹蘿蔔片就是一頓飯，沒有足夠的時間、也不能隨意大小便，有的人就便秘。六天後，惡警不通知家屬，就將我劫持到馬三家勞教所非法勞教一年。

馬三家勞教所的迫害

在馬三家教養院，我遭受被監控、毆打、強體力超時勞役、體罰、電棍、不讓睡覺、冷凍等方式折磨，惡警達不到目的後，王乃民、王素征、張秀榮、黃海燕將師父像片放到地上，將人抬起來壓在師父的像片上，用腳踩著不讓動，又用了電棍，讓罵老師和大法。企圖從精神上摧垮大法弟子。在高強度壓力下，我妥協過，這讓我感到活著沒有任何意義。我知道作為一名修煉者自殺是有罪的，但要擺脫當時的困境，我曾經試圖通過這種方式反抗迫害，但是沒有成功。惡警所長蘇境在我剛“轉化”時找我談話，我就將這一切說出來了，他們想將我“樹立”成一個典型上電視欺騙世人的計劃沒能得逞。

我寫了一封信《我的自白書》，表明我堅定修煉的信心。拿給惡警大隊長王乃民。得到的結果是加期三個月，並說我有精神病，拉到醫院，開了四百餘元的藥（全部自費）強制服用，我找王乃民說我沒病，為何讓我吃這種藥，她說：“你睡眠不好。”我說：“睡眠不好，也不能吃這種藥。”其實我常常被剝奪了正常睡覺時間。她說：“這藥很貴。”我說：“吃完很不舒服。”她說：“你想幹啥，就幹啥，躺著、睡著都行，但得吃藥。”幾個已“轉化”的人將我摁在一個木板上，有人騎在我的身上，捏住我的鼻子在我呼吸不暢的時候，一張嘴呼吸就將藥灌到我的嘴裏，弄得衣服上都是。我常感到腿腳發飄，站不穩。她們說“轉化”了就沒事了。當時大法弟子蘇菊珍也被灌藥了。

三個月後，我沒“轉化”，院裏發話要無限期關押直到“轉化”，或者判刑送大北監獄。在家人努力營救下，我在超期關押4個月後保外就醫，2001年2月離開馬三家。

被劫持到大連教養院

二零零一年六月份，我與姐姐在大連東財校園內講真相被保安、警察抓捕，送姚家看守所，因為我不認錯，管教隊長呂一妹將我兩手、兩腳分別銬上，手腳之間連根短鏈，鏈的一端固定在床板上，身體一直呈卷曲狀態，正常規定最多十四天，超期對身體有害，我被銬了四十天。我兩次絕食抗議迫害，獄醫帶人灌進大量濃鹽水和粥，共十四天，惡警將我劫持到大連教養院，因體檢不合格，那時我站都站不穩，扶牆一點點挪，十五天後我被釋放。

道德淪喪的社會排斥好人

每次的關押都給我帶來刻骨銘心的傷害，工作沒有了，身體很虛、疲勞，打不起精神，家裏人的不滿，社會上人們的疏遠。從看守所出來不久，我參加了主治醫師的考試，過關了。我知道如果不是鎮壓，我會成為鐵路醫院這樣正規醫院的醫生，練就一身紮實的基本功，為人民服務。可這些作為普通人正常的生存權都成了奢望。

回家後，我在我家開的智強網苑工作，海茂派出所說修煉法輪功的不能開網吧，沒辦法就關掉了。

因為講真相、堅持信仰，多次被關押，造成我被多個單位非法開除：大連甘井區醫院、大連市大連灣地區醫院、大連甘井區北市集團醫院、南關嶺地區醫院、大連新世紀醫院、大連開發區醫院及大連牟氏醫院，這些醫院的領導與我談話多數讓我放棄修煉，派人監視我不准我與人談論法輪功，怕被罰款、怕影響獎金、怕警察來查。

也有的是因為我被非法關押而自動解除聘用關係，比如在大連北市集團醫院時，張院長因我修煉法輪功而將我的學習機會讓給別人，他說培養我將來被抓了，不如培養一個護士，過年時，我唱了一首大法真相歌曲，就把我開除了。我曾在開發區醫院急診部做一二零醫生，與一個司機接患者，患者曾給了三百元錢，司機要與我私分，我說我是法輪功學員，從不要藥品回扣和不正當的錢，就沒答應，他向院長李學忠報告我修煉法輪功，院長、院辦來人讓我寫認識，我不寫，他們讓我離開了。中共的邪惡統治使人們道德淪喪，排斥好人。當時急診科主任張惜蓮見證了這一切

惡黨要肉體銷毀堅定的修煉者

二零零四年四月五日，開發區派出所警察劉輝等十餘人將我在開發區東特門診宿舍中綁架。為證實大法，救度眾生，我被迫絕食，惡警把我按在椅子上灌食，食物裏面還有藥、鹽，味道很刺激，不灌還好，灌完就噁心，天旋地轉，王醫生說是痢特靈，怕我拉肚子，但是這種行為很讓人感到奇怪、讓人生疑。十天後我出現腎衰症狀，劉輝讓我媽媽拿五千元接人，媽媽見人好像不行了，就不答應接人，他連錢也沒敢要就走了。

二零零五年七月，羅幹來大連，以陳欣為首的國安特務對大法弟子電話監控、跟蹤、綁架，在下班路上綁架了我、我的朋友田耘海、孫立文、臧連梅等。惡警為此會得到獎金、提升，但最後他們為此會毀掉自己。

在看守所，我不吃、不喝，也很少睡覺。當時管教為王濤，她讓蘇醫生給我灌食時，將管子插到氣管裏，食物都噴出來了，當時我聽到天忽然下起大雨，別的甚麼也聽不見，因窒息而覺的死亡的臨近，當我被送回室裏，大雨就停了。我向孟所長、王濤管教和我能見到的負責人反映情況，面對這樣的醫療事故，卻沒人管。

大法弟子遲玉蓮、李秀梅被灌食後死亡，我想今天我要是挺不過去，恐怕得到的也是一個跟大法弟子遲玉蓮、李秀梅一樣的所謂“因病死亡”通知證明。隔天蘇醫生又給我灌食，並將管子粘頭髮上，手腳固定，當我答應少量進食時，我的胃、口已受到嚴重損傷，十五天後我被家人接走。

我去甘井子檢察院提出對看守所草菅人命進行調查，並尋求保護，人們一聽都不管。

我的同修被迫害的情況

我的朋友田耘海被甘井子檢察院、甘井子法院以審判長王麗娟為首的法庭非法判刑10年，劫持到盤錦監獄一監區六大隊。田耘海因阻止惡警打大法弟子而被以張國林、吳風剛為首的惡警以毆打並被用電棍、老虎凳等酷刑折磨，穿單薄的衣服綁在鐵椅子上達五十餘天。田耘海為抵制迫害非法關押已絕食多月（從二零零六年八月十九日開始），張國林不讓家人正常接見他，說死了白死。田耘海目前已被轉入五監區病監，病監負責人張慧宇隊長也稱目前田耘海是越來越弱了，院長張亞偉、獄醫高俊滿採用強制性灌食、輸液，但都說不能保證其生命安全。田耘海目前走不動，只能由人背著，說不出話。

我去找獄政科科長胡美髮，他找新生分局的人威脅我，搜查我帶的包，企圖抓人，我堅決抵制，經人調解才倖免被抓。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牟氏醫院院長劉汝霖多次找我談話，逼我放棄修煉，我沒答應，最後他就將我除名了。

大法弟子孫立文目前被非法關押在大連教養院，臧連梅被非法關押在瀋陽監獄城，他們都很堅定。

因為曾經被跟蹤過，同修在路上見到我只能與我對視一下。因為多次關押，目前我的身體不如以前，右邊身體是麻的，體力、體重都沒恢復。當地派出所、街道還常到我家騷擾，找家屬簽字，填表格，否則就會抓人，家人都害怕，發脾氣。

紅色恐怖瀰漫中國，我知道法輪功學員在中國隨時都面臨著被綁架、被迫害送進監獄酷刑折磨，死亡，甚至被送到類似瀋陽蘇家屯的秘密集中營活體摘取器官。

我的姐姐於二零零五年末去日本，我想去看她，辦出國手續辦不成，要到派出所、街道開所謂“不修煉的證明”，我曾問他們：“為啥不讓去？”他們說不出來，也說不明白，其實他們怕我把監獄中殘酷迫害大法弟子的情況向世人曝光。